财政金融协同支持新疆乡村产业兴旺的效率研究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财政和金融是支持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力量。文章选取2007-2019年新疆相关数据,构建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乡村产业兴旺的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DEA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疆财政金融耦合协调度为中度耦合,协调度处于稳步上升阶段;新疆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产业兴旺的效率高于财政支持效率、金融支持效率。并提出新疆应以乡村产业兴旺需求为导向,完善财政金融协同配合机制,发挥财政政策资源优势,创新财政对金融资金的引导作用,构建多元化支持产业兴旺协作机制的相关建议。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及空间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为研究对象,测算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进而测度两者耦合协调度,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整体上升趋势,而乡村振兴发展总体相对滞后。其次,两者耦合协调程度逐渐向有序、协调的高水平阶段迈进,空间上呈“东高西低”。最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正向溢出效应明显,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推动两者协调发展。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业财政投入,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以促进两者协调发展。     

中国乡村振兴5个维度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定量评估乡村振兴5个维度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各地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指数进行定量测度,并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直观展现了各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中国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指数空间分异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1)对于5个维度各自的发展水平、综合发展指数、协调度,其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点;而对于耦合度,其高值则主要分布在西北内陆地区。(2)基于协调度划分标准,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类型进行了划分,其中濒临失调型地区5个、勉强协调型地区19个、初级协调型地区3个、中级协调型地区4个,总体来看,中国乡村振兴协调度指数偏低。(3)基于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中国乡村振兴协调指数的空间分异性是由多个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均GDP是影响其空间分异性的核心因素。[结论]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既需要顶层制度的设计,也需要区域政策的创新,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在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空间布局的优化,同时还要关注各维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好5个维度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逐步降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同时加大政府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基础。     

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厘清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对于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文章以广西为研究案例,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误差修正模型、VAR模型等分析方法,量化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均衡变动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动态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广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耦合阶段依旧处于低水平的磨合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显著正相关,两大战略经过多年磨合形成了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Granger的因;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显著,而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果不理想。鉴于此,协调城乡发展关系,必须遵循制度作用规律,加快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耦合协调研究基于黔南州喀斯特地区的实证

目的 通过对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对该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在构建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2005—2019年三者系统的发展状况,通过耦合模型计算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黔南州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成效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三者系统发展均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强。（2）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和石漠化治理的耦合大致由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向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演化。两者系统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3）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度大致分为低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和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两者系统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尚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结论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助推黔南州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选之路。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既立足于解决城镇与乡村面临的突出问题,亦承担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责。文章通过定性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二者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并基于2006-2018年的数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市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定量测度。结果显示:(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市域间二者发展差距收窄;(2)耦合度有所上升且保持在高位水平,耦合质量和效率亟待进一步提高;(3)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明显,双核心城市带动作用呈现"弱—强—弱"的演变。基于此,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动新型城镇化向纵深发展,做好与乡村振兴的对接协同;强化双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有针对性地提升协调水平。     

新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破除城乡发展困境的关键，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走之路。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指数和城乡融合发展指数，运用新疆总体数据及14个地州市的数据对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18—2020年新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要优于2011—2017年，整体上城乡融合发展低于乡村振兴水平；从时序耦合分析可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关系平稳向好；从空间耦合分析可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在各地州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北疆地区要优于南疆地区。针对结论，提出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健全反哺乡村机制；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建设，提升以城带乡能力；科学统筹全疆资源，均衡南北疆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甘肃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具有互动联动、相互促进的紧密联系,研究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0-2017年甘肃省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Tobit模型对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且新型城镇化水平一直高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度值处于0.48～0.50之间波动,属于低度耦合阶段;耦合协调水平一直呈显著上升趋势,大致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发展阶段,但目前发展尚未成熟,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力、政府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起到了显著的阻碍作用。基于分析评价结果,提出了大力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政策启示。     

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研究: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研究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发展对化解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乡村振兴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对中国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并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地区差异、空间相关性、收敛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1）我国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保持初级协调水平,表现为共同发展型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2）总体差异呈现上升趋势,差异主要来源于超变密度贡献和地区内差异。（3）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时空跃迁类型上表现出低流动性特征和高度空间稳定性特征。（4）全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趋势和条件β收敛趋势。（5）乡村老龄化水平、涉农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第一产业集聚、城镇化率、金融发展水平均有助于耦合协调度的提高。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同发展、发挥其空间溢出效应、缩小耦合协调度地区差异并利用其收敛特征针对性地对耦合协调水平较低地区加大投入。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河北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研究

文章立足河北省实际情况,构建数字经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3个系统耦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建立3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模型,并对河北省3个子系统的发展情况进行定量测量,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三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深入分析数字经济赋能数字经济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价值优势和瓶颈制约,提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河北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具体路径,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基础。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牵引作用 助力破解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

正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农业政策性金融义不容辞的责任,农发行应当致力于打造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全领域的产品服务体系,在破解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信贷牵引作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农村发展描绘了一幅清晰蓝图,为农民规划了更加美好的前景。农业政策性金融专司支农职责,支持"三农"发展是矢志不渝的初心,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紧跟国家战略部署,坚决举起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大旗,打造支持乡村     

湖北省乡村人—地—业时空耦合的状态与动态特征

目的 构建乡村人—地—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2009—2017年湖北省乡村人—地—业发展时空耦合特征,探讨其发展状态耦合的分异特征和时空动态耦合的类型规律。方法 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9年和2017年湖北省县域乡村人—地—业状态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运用动态耦合度模型识别湖北省县域乡村人—地—业动态耦合类型。结果 2009年和2017年湖北省乡村地区人—地—业发展状态耦合度较高,呈现出“一圈一轴两片”的空间格局;湖北省乡村人—地—业整体处于初级协调状态,2009—2017年呈现出由勉强和初级协调向初级和中级协调转变发展的趋势;湖北省乡村人—地—业时空动态耦合水平整体明显低于状态耦合水平,其耦合关系可划分为人地业正向发展型、单系统发展滞后型、单系统发展引领型和人地业负向发展型4种类型,整体以单系统发展引领型和滞后型为主。结论 研究有助于把握乡村人—地—业发展的时空逻辑关系,能够为区域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陕西省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将赋能于农村地区，使金融服务产品和服务更好地进入乡村、服务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但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的发展面临着缺乏完善的治理机制、数字金融信任度低、金融风险挑战升级等现实窘境，严重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入推广。文章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作用，及制约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因素，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助力陕西省乡村振兴的路径。     

支持农房改造项目的模式探索

<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作为服务乡村振兴主力军的农业发展银行,如何结合各地实际,拓宽业务,加快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是各级农发行面临的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宿迁农发行支持农民集中住房建设探索宿迁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为贯彻落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顺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宿迁市委市     

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协调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目的 开展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研究有利于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并为制定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太谷区的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协调发展关系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剖析了影响其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 （1）太谷区城乡建设用地转型和乡村转型发展指数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呈西高东低分布;平川区的城乡建设用地转型和乡村转型发展水平整体优于山地区。（2）不同耦合作用系数的取值,对城乡建设用地转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十分有限。2010年以来,太谷区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的协调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为逐渐由明星镇向周边乡镇圈层蔓延式提高。平川区的耦合协调水平优于山地区。（3）2010—2018年影响太谷区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经历了2个阶段：第1阶段（2010—2016年）以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为主,第 2 阶段（2017—2018 年）以城乡建设用地转型的影响为主。影响平川区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以城乡建设用地转型系统为主,山地区则以乡村转型系统为主。结论 太谷区可通过推进城乡建设用地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双轮驱动,达到两者的协调发展。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分析

[目的]探究近年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将为今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统筹发展相关政策的提出提供理论参考,将有利于不断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对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格局演变分析,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递增趋势,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总体快于乡村振兴,且区域差异较为显著。其中2016年郑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为0.862,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南阳市和商丘市的评价分值较低,分别为0.230和0.223。鹤壁市和郑州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0.566和0.517。平顶山市的评价分值最低,仅为0.346。(2)2007—2016年各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明显的递增趋势,其中郑州市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其他各市不断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结论]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今后应针对地区优势,不断优化乡村建设规划,加快乡村振兴发展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     

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

目的 定量评估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对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相对发展度、ESDA分析2009—2019年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进一步分析导致空间异质性的驱动因子。结果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增速明显,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拮抗、磨合发展阶段,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步协调发展阶段;西部内部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两极化”特征,具有“俱乐部趋同”现象;相对于单因子驱动,双因子的交互作用解释能力更强。结论 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变化明显;内部地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基础设施“硬件”上多下功夫的同时,构建“多组合”发展策略有助于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