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既立足于解决城镇与乡村面临的突出问题,亦承担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责。文章通过定性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二者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并基于2006-2018年的数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市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定量测度。结果显示:(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市域间二者发展差距收窄;(2)耦合度有所上升且保持在高位水平,耦合质量和效率亟待进一步提高;(3)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明显,双核心城市带动作用呈现"弱—强—弱"的演变。基于此,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动新型城镇化向纵深发展,做好与乡村振兴的对接协同;强化双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有针对性地提升协调水平。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探讨两者的协调发展有利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方法］以河南省为例，在评价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指标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结果］（1）2008—201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从中度失调衰退发展到勉强协调发展，其中2008—2010年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 2011—2012年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 2013—2016年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 2017年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发展； （2）不同市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其中郑州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周口市、驻马店市和南阳市等3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阶段，开封市、洛阳市、安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商丘市、信阳市和济源市等10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平顶山市、鹤壁市、漯河市和三门峡市等4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阶段。［结论］目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各市区发展不平衡，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发展。     

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厘清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对于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文章以广西为研究案例,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误差修正模型、VAR模型等分析方法,量化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均衡变动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动态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广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耦合阶段依旧处于低水平的磨合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显著正相关,两大战略经过多年磨合形成了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Granger的因;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显著,而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果不理想。鉴于此,协调城乡发展关系,必须遵循制度作用规律,加快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机制。     

城乡融合中的耦合协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目的 测算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为促进城乡融合、识别城乡发展战略的薄弱点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城乡融合视角，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菏泽、聊城等地为城乡发展的“低洼地带”；在样本期间内，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轻微下降，城乡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之间具有较好的融合发展态势；菏泽、聊城等边缘地市存在明显的“低耦合度—低协调度”特征，城乡发展关系需进一步优化。结论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结合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制定具有地域特色的发展规划。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分析

[目的]探究近年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将为今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统筹发展相关政策的提出提供理论参考,将有利于不断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对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格局演变分析,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递增趋势,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总体快于乡村振兴,且区域差异较为显著。其中2016年郑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为0.862,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南阳市和商丘市的评价分值较低,分别为0.230和0.223。鹤壁市和郑州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0.566和0.517。平顶山市的评价分值最低,仅为0.346。(2)2007—2016年各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明显的递增趋势,其中郑州市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其他各市不断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结论]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今后应针对地区优势,不断优化乡村建设规划,加快乡村振兴发展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耦合关系及时序特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目的]新型城镇化引致都市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都市农业发展倒逼新型城镇化协同高效推进;探究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的耦合互动关系,对加快推动两系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7年武汉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测度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的耦合关系。[结果](1)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总体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耦合关系显著;(2)两者耦合度C值在0.490左右变化浮动,2008年和2013年耦合度出现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0.475和0.500;(3)耦合协调度D值处在0.290～0.627,耦合协调等级从中度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阶段,且时序演变呈现出小幅波动性、差异性和阶段性特征。[结论]武汉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处于不断完善中,时序特征变化明显。为此,武汉市应坚持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以打造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升级版,强化政策扶持的支持力度以保障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耦合协调发展。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关系测度

[目的]科学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方法体系并研判两者是否协调及协调状态对河南省建设现代农业强省至关重要。[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HP法、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定量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与协调度。[结果]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成效显著。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效益。河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 2006—2016年,农业现代化指数由0.215 4提升到0.781 6。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为中度耦合,处于拮抗阶段,这说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存在失衡。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协调—勉强协调—初步协调5个阶段,两者的协调水平还较低。[结论]河南省应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提升农业供给能力,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实证分析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新型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完善宁夏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政策体系并推进两大系统协调发展,在已有研究成果及民族地区实际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指标体系,选取2000-2014年基础数据并应用改进的熵值法、综合指数、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等模型分析了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00-2014年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总体发展水平均处于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始终优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属于新型城镇化滞后型;耦合度C呈现波动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耦合度值分别为0.49493、0.47909、0.48204、0.47009;耦合协调度由0.24485上升到0.50704,上升趋势明显。从耦合协调度类型来看,分为两种类型,2000-2013年总体处于失调阶段,其中包含中度失调、低度失调、濒临失调三个阶段;2014年,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才步入勉强协调阶段,但距离高度协调甚至极度协调仍存在较大差距,说明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匹配程度偏低,要实现两大系统协调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破除城乡发展困境的关键，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走之路。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指数和城乡融合发展指数，运用新疆总体数据及14个地州市的数据对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18—2020年新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要优于2011—2017年，整体上城乡融合发展低于乡村振兴水平；从时序耦合分析可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关系平稳向好；从空间耦合分析可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在各地州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北疆地区要优于南疆地区。针对结论，提出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健全反哺乡村机制；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建设，提升以城带乡能力；科学统筹全疆资源，均衡南北疆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从城乡两个战略统筹推进看农村改革路向

[目的]"城市病"与"乡村病"既是城市与乡村各自发展过程出现问题的表现,又是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累积的结果。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个战略统筹推进的视角出发,探究农村改革的重点路向。[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加权计算二者各自的综合指数,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了现阶段我国城乡耦合协调度。[结果]从理论分析看,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理论上"耦合"的可行性。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处于"区域分异"状态、发展任务艰巨且要求分区域精准施策;目前我国城乡耦合发展整体处于较低层级,70%的地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亟待通过外力干预逆转。[结论]"治好城乡两种病"不但要靠城乡自身的"内生性"发展,又需要"外源性"动力推进。从改革路向看,要结合农村实际实施差异化改革路径。并紧扣农村发展的限制性因素,针对性地破解发展难题。存在生态及自然资源优势的后发地区,应改革产业培育方向,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改革重点应放在调整城乡分工与利益分配上;要改革土地等自然资源使用权流转制度,为城市资本下乡打开通道,使城乡融合由"离散型"转向"连续型";坚决破除"小农经济"思维模式禁锢,改革我国农业运作模式,把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作为着力点。     

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

［目的］通过以丘陵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评价四川省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方法］运用熵权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方法，分析2007—2016 年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运用GeoDa软件计算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特征。［结果］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 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发展缓慢；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一致，呈“反向”分布态势； 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较弱，各县域单元临近区域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性，没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结论］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低，发展慢，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关联性弱。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丘陵地形优势，提升乡村品质发展丘陵沟谷乡村游； 发展河谷江滩乡村游构建养生养老体系； 延续丘陵文脉，优化乡村空间发展格局。     

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耦合协调研究基于黔南州喀斯特地区的实证

目的 通过对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对该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在构建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2005—2019年三者系统的发展状况,通过耦合模型计算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黔南州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成效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三者系统发展均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强。（2）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和石漠化治理的耦合大致由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向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演化。两者系统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3）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度大致分为低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和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两者系统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尚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结论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助推黔南州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选之路。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乡村治理的有效实施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该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诊断，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1提高到2016年的0788。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亿元GDP专利授权量和城镇人口密度是该省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2）2007—2009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444提高到2009年的0482。2010—2013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下降趋势，由2010年的0441降低到2013年的0397。2014年乡村治理评分开始上升，2016年相比2014年提高223%。农药投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化肥投入是制约该省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3）200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0377，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等级。2008—2016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由0403提高到0575，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等级。［结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乡村治理较为落后，今后城镇化建设应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努力实现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向更高水平发展。     

安徽省农业生态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农业生态是实现农业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构建农业生态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对其进行定量分析,探讨其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以期促进农业、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方法]文章以安徽省为例,在评价农业生态和城镇化指标系统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研究。[结果]1997~2016年安徽省农业生态与城镇化评价系数及耦合系数均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度从失调逐渐发展到协调。其中2009年前城镇化的评价指数高于农业生态评价指数,2009年开始农业生态评价指数高于城镇化评价指数;耦合系数自2011年后处于磨合阶段,同时协调度也从失调等级转为协调等级。[结论]1997~2016年安徽省农业生态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态良好,但仍未达到最优状态。研究结果对发展安徽省农业、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协同发展

为解决城乡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既满足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又平衡了城乡协调一体发展的目标,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结合中国的现实和历史进程阶段,提出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融合发展的路径建议。本文从理论和现实层面解释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逻辑联系,并且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制度等五个层面,提出相应的现实路径,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发展。     

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关系研究*——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目的]田园综合体是乡村发展的主要抓手之一,研究田园综合体系统与乡村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准确评估成都市田园综合体发展现状,更好促进乡村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方法]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构建了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之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四川省成都市田园综合体创建以来(2012—2017年)其发展与乡村发展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两个系统间存在着耦合交互关系。2012—2017年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度经历了极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阶段; 2012—2013年处于失调阶段; 2013—2015年处于拮抗阶段; 2016—2017年为协调阶段。2017年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发展水平均较高,但耦合协调等级较低。[结论]系统自身发展水平高,系统间耦合协调度不一定高。因此,唯有加强田园综合体和乡村发展间的协调关系,才能使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处于良性发展,最大限度发挥田园综合体对乡村发展促进作用。     

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

目的 定量评估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对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相对发展度、ESDA分析2009—2019年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进一步分析导致空间异质性的驱动因子。结果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增速明显,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拮抗、磨合发展阶段,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步协调发展阶段;西部内部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两极化”特征,具有“俱乐部趋同”现象;相对于单因子驱动,双因子的交互作用解释能力更强。结论 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变化明显;内部地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基础设施“硬件”上多下功夫的同时,构建“多组合”发展策略有助于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及空间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为研究对象,测算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进而测度两者耦合协调度,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整体上升趋势,而乡村振兴发展总体相对滞后。其次,两者耦合协调程度逐渐向有序、协调的高水平阶段迈进,空间上呈“东高西低”。最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正向溢出效应明显,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推动两者协调发展。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业财政投入,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以促进两者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