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权交易的发展及其试点推广效应

水权交易是目前解决水资源稀缺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亦是中国当前水资源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基于中国水权交易所2016—2022年的交易数据对中国水权交易的总体概况、不同交易类型的水权交易特征进行统计描述性分析,并讨论其试点推广效应。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水权交易以取水权交易为主,其次为区域水权交易,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渐趋活跃;区域水权交易主要表现为用水总量指标在区域间的重新配置,取水权交易主要表现为行业间的取水权交易,而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主要表现为行业内的水权交易;政府在水权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水权交易的发展,参与主体开始出现多元化,更多的用水户开始进入水市场;中国的水权交易试点具有一定的推广效应,不仅仅表现为“量”的增多,还表现在交易方式上的创新。中国水权交易未来的发展空间在于不断创新水权交易方式并激励更多的用水户参与水权交易,需要因地制宜推进水权改革,加快推动初始水权的分配与确权工作;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水资源计量与监控体系,并积极推动水权交易法规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水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农业领域PPP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宏微观数据相结合的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倍差法,实证分析了农业领域PPP对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业领域PPP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业领域PPP对高财力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更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模式的农业领域PPP项目具有更高的效率。机制研究表明,农业领域PPP通过结构优化作用机制和资本深化作用机制显著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未来应鼓励各地方稳步推进农业领域PPP项目,强化对农业领域PPP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对农业大市等重点地区的资金和政策倾斜力度。     

农业水价政策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以新疆地区为例

为了缓解用水危机,提高用水效率,中国正在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图建立以水权交易为核心的水价制度。本文根据作物的亩均灌溉用水量将作物划分为高耗水作物和低耗水作物,利用新疆天山北麓5县(含2个团场和3个县)的农户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实施统一水价、阶梯水价、水权交易水价3种水价政策区域内农户的种植结构,探索农民在不同水价政策下的种植决策,并进一步验证价格信号对农户种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水费收取方式和水价不同,实施不同的水价政策对农户的种植结构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与其他水价政策相比,水权交易水价更能促使农户选择更为节水的作物。不同水价政策下水的定价是影响农户选择种植结构的关键要素,当农户灌溉用水的机会成本增加时,他们会增加低耗水作物的种植比例。每亩低价水定额对农户选择种植低耗水作物有非线性的影响,当每亩低价水定额超过一定数量时,定额进一步增加会导致农户减少种植低耗水作物。     

绿色发展背景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研究

［目的］在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愈渐严峻的背景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开展绿色发展背景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研究，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加强农业水资源管理、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持续稳定推进农业水价改革工作提供理论支持。［方法］文章在论述绿色发展背景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研究意义的基础上，阐述了绿色发展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提出的要求：提升改革工作效率、抓住高效节水核心、提升农户用水商品意识和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绿色评价。［结果］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过程中，在实现节水、提升效率、加强分工、推动技术推广和强化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以不同形式体现了绿色发展的理念。［结论］研究显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对此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推动改革工作地进一步落实，适应农业绿色发展新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成就与解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提出即是要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成绩斐然。本文通过构建认识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框架，分析了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能”和“为什么能”两个重要问题。中国紧紧围绕保障农产品供给、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业可持续性“三大目标”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且结构优化、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价值提升。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四大体系”以及生产主体培育、服务主体培育、科技装备支撑、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组织优化、农业功能拓展、农业支持保护“七大手段”是保障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的“核心解释变量”。未来深入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以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前提，继续牢牢把握“三大目标”，充分发挥“四大体系”和“七大手段”的作用。     

中国农业水权流转的制约因素分析

制约中国农业水权流转的主要因素包括对农业水权的内涵理解不全面、对水资源的所有权主体理解不准确、对水资源所有权的经济实现的认可程度不高、对水权的初始分配存在争议、灌溉用水定额管理水平低的同时农民对定额管理的期望低。制约中国农业水权流转的深层原因包括农业水权的不确定性不利于水权流转、外部性强使交易过程中的干预主体多、排他的操作性差、水权交易中的信息不充分、产权不清晰、立法存在模糊之处、管理中重行政轻法律、农业水权改革存在问题。促进水权流转的建议包括加强水权的立法、正确宣传水权的基本权利、强化水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加强农民对水资源所有权和其他权利的资产化管理、做好水权的初始分配、建立水资源使用登记制度、加强水权交易合同的立法与管理。     

山东省地下水超采井灌区农业水权制度改革研究

山东省水资源严重短缺,农业灌溉用水主要依赖于地下水,地下水超采问题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从产权经济学角度对地下水超采原因分析得出,地下水资源具有“社团”产权属性是产生地下水超采问题的主要原因。地下水水权排他性不完全,产权界定不清晰,水权效率极低。水权市场制度建设不完整,无水权交易机制,导致水权转让受阻,进而导致地下水超采问题的发生。因此,应着力推进井灌区农业水权制度改革,将农业水权清晰界定到户与建立水权交易和流转机制有机统一起来,以此来优化地下水资源配置,解决地下水超采问题。     

国外水权交易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形势的日益严重，农业，工业，生活和生态环境用水之间竞争加剧，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合理分配水资源是目前国际社会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解决水事冲突，促进水资源持续有效利用和管理等问题中十分重视的政策和战略举措，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矫，墨西哥和国加利福尼亚洲（简称加州）等国家或地区在发展水权交易方面的实践，得出一些对我国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适时开展水权交易的有益的政策启示。     

新形势下中国特色水权交易实践总结与发展对策

水权交易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配置水资源的重要手段,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要求、促进水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的关键举措。在总结现阶段水权交易进展及成效的基础上,分析了推进水权交易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结合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工作部署,从顶层设计、平台建设、试点示范、交易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水权交易的对策及措施,为完善水权交易制度体系,培育和发展水权交易市场,促进水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提供支撑。     

农业水权市场综合框架体系及案例分析

以较为成熟的水权市场建设和水权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为支撑,以对多个农业水权市场的实地调研为基础,提出融合制度基础、经济动力、交易参与人、第三方保护和设施基础等5大模块,涵括14个要素的农业水权市场综合框架体系,阐明了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智利Limarí流域和中国石羊河流域为例,在农业水权市场综合框架体系下对3个国家农业水权市场进行分析,进而从水权法律体系、水资源产权管理制度、水权信息共享度、水权交易媒介等多个方面总结出建立健全农业水权市场的必要条件及建议,旨在给我国积极探索建立农业水权市场的决策者们提供参考。     

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与效率耦合协调性研究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2004年?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不同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与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西部、东部、东北、中部地区依次递增,绿色发展效率呈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地区依次递减趋势。根据各地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文中提出应注重因地制宜、加强农业绿色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促进技术转移和人才跨区域流动、建立农业绿色发展长效管理机制、严格控制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和减少对农业绿色发展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等对策建议。     

农地流转与化肥减量——来自农地流转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目的 推动化肥减量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农地流转的发展为推动化肥减量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 文章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连续型DID模型、中介模型等考察农地流转政策对化肥减量作用、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作用。结果 （1）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地流转政策对化肥减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农地流转能够促进化肥减量。（2）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农地流转政策可以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和扩大经营规模的渠道对化肥减量起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自然地理区位维度，农地流转政策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带来的化肥减量作用更为明显；在粮食生产功能区维度，农地流转政策对非粮食主产区带来的化肥减量作用更为明显；在化肥用量分布维度，对于化肥用量位于0.9分位点的省份，农地流转政策实施带来的化肥减量作用相对较弱。结论 应继续有序推进农地流转，提高农地流转比例；应遏制农地流转“非粮化”，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结合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因地制宜的探索农地流转模式。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内涵与路径分析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立足“三农”实际，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征程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科学认识农业强国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内涵要求，把握好当前农业强国建设的现实基础，研究提出加快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政策举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国内生产保供、国际资源利用、科技装备、经营体系、全产业链、绿色发展、促进增收、政策预期等方面对农业强国的内涵要求进行剖析，并提炼总结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取得的现实成效及面临的短板弱项。建议夯实国内农业生产保供基础，提升农业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加快实现农业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构建富有竞争力组织力的经营体系，增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农业生产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农民持续增收助力共同富裕，建立适应农业强国建设的体制机制。     

水权制度对农户用水行为的影响及水权市场的建设与应用研究

解决农用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可采用提高水价、水权限制和可交易水权三种水权制度。比较研究发现，实行可交易的水权制度，通过水权交易，更有利于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交易水权制度的核心是构建水权市场，因此，在本文的后半部分，又对水权市场的建设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期权市场配置农用水资源的构想。     

财政支农支出、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增长

文章从理论上梳理了财政支农支出、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并选取中国30个省域2008—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索洛余值法测度农业科技进步率,构建基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全国整体还是东部、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作用,且对于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2)农业科技进步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财政支农支出通过农业科技进步的中介效应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3)农业科技进步对财政支农支出驱动农业经济增长具有单门槛效应。当农业科技进步跨过门槛值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更强。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从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力度,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积极推动农业科技创新,重视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协调发展等角度提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农业碳减排效果评估——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的事件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立足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从政策评估的角度探究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的农业“碳减排”效果,采用连续型DID模型、中介模型等考察政策实施效果及其作用路径与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政策实施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持续性的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政策实施时点、剔除其他政策干扰以及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等稳健性检验下依旧显著。(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策实施可通过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效率而间接削减农业碳排放。(3)异质性分析发现,农业碳排放分位点越高,政策实施的农业碳排放减量效果越弱;政策实施的农业“碳减排”效果在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而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在粮食主产区显著,而在非粮食主产区不显著;并且政策实施对化肥、农药、薄膜以及柴油等投入产生的农业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翻耕和灌溉产生的农业碳排放反而具有一定提升作用。据此,建议应坚持贯彻并灵活调整高标准农田政策、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及保持政策实施的相对独立性等,以强化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农业“碳减排”效果。     

农业绿色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农民在农业绿色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将有助于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推广、农业绿色发展模式的创新，进而有力助推农业绿色发展。但是当前在推进农民组织化助力农业绿色发展中，仍然存在基础认识有待强化、服务体系有待拓展、政策激励有待完善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需要从教育培训、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激励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农民组织化助推农业绿色发展。     

新时代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发展:成就、风险与展望

百年变局与民族复兴交织,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地位愈发凸显。新时代以来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支持农业现代化建设,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逐步减少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形成激励效应和调节效应。政策对标国际实现新突破,更具WTO《农业协议》合规性。立足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新形势下农业支持政策的运行风险聚焦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偏离对农产品供给稳定性的影响。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运行风险表现为粮食安全风险和农业市场风险双增,农业质量效益降低。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新征程上要立足能力安全,支持农业强国建设,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生态安全,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促进农业“两藏”能力提升。尊重大国小农国情,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保障政策。推进制度型开放,拓展支持政策的弹性空间,开拓新型合作发展格局。     

中国不同地区农业生产变动的波及效果比较

本文运用地区间产业关联分析模型评估了各个地区农业增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北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地区，这些地区农业发展对本身产出和对全国产出都具有很强的诱发能力，如果不能够及时实现增长，有可能对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形成制约。农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很重要；在搞好主要农业生产区农业发展的同时，其他地区的农业发展一样重要。制定农业政策的要考虑到平衡性，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     

环渤海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与区域差异分析

[目的]科学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环渤海地区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异质性,厘清农业绿色发展关键路径,对促进该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以环渤海地区4省2市1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变异系数法解析该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1）环渤海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递增态势,其中产出效益变化显著;（2）对比2005和2019年,环渤海地区4省2市1区农业绿色发展路径具有典型区域差异性：2005年京晋和内蒙古资源节约表现显著,津冀辽鲁环境友好表现显著;而2019年京产出效益表现显著,津鲁辽冀环境友好表现显著,晋和内蒙古资源节约表现显著。（3） 2005—2019年环渤海地区4省2市1区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但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变异系数呈现下降趋势,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差异性逐渐降低。[结论]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层面是推进环渤海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重点方向,制定差异化区域发展战略,加强区域间联系,发挥京津城市辐射效应,缩小区域之间差异,促进环渤海地区绿色农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