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都市郊区村庄整治规划的几点思考

结合新一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村庄布局规划,村庄整治规划势在必行。大都市郊区农村的村庄整治规划有着它的特殊性。在编制村庄整治规划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与上位规划衔接,相辅相成但不宜照搬;（2）打破村庄权属界线,加快土地流转进展;（3）节约集约用地,淘汰渠灌灌溉方式;（4）规划农业发展方向,引领都市农业潮流;（5）规划协调近远期,保留村庄整治的弹性空间。     

山西省新时期矿区土地整治模式研究

山西省矿区土地面积大,破坏严重,矿区土地整治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文章从矿区土地整治的必要性及已有整治经验出发,分析了新时期土地整治的目标、任务和原则,重点探讨了矿区土地整治和生态修复的模式。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产业化发展盈利模式的构建

基于价值链理论,对土地综合整治的＂产品＂价值创造及其利润来源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提炼和构建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产业化发展的盈利模式。结果显示：①土地综合整治产业化发展不应只是单纯地追求设定价值,更重要的是创造和获取新增价值,即将外部收益内部化;②盈利模式的核心是在项目进展的＂四个阶段＂中解决好＂五个基本点＂的问题,并通过经营高效农业、耕地租赁和出售建设用地指标的优化组合获取收益;③因项目性质和区域体制的不同,需要有针对性地对盈利模式进行创新和优化,以便设计出与项目属性相适宜的盈利模式。     

新农村建设规划问题探讨

从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忽视发展生产;编制村庄建设规划的力量薄弱,规划依法性较弱等方面分析我国新农村建设规划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新农村建设规划应从实际出发,立足当前农民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塑造村庄特色;切实保护好耕地,科学规划新农村建设用地等几点建议。     

土地整治发展的理论视野、理性范式和战略路径

当前中国土地整治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缺少必要和充分的理论准备、理性范式和战略思考。缺乏理论指导的事业发展是带有盲目性的,而土地整治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可以为土地整治的发展提供依据和指导。理论基础和战略是关系到土地整治系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惟有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才能不断推进土地整治由初级向高级阶段发展。通过规范分析和逻辑分析,研究表明：土地整治的理论视野应当从实体形态到功能系统;土地整治的理性范式包括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交换理性;土地整治的工程定位应当从项目区到生态农场;土地整治的战略路径应从应急目标到系统方案。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的地价调控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研究目的：以城市土地内部挖潜和外部扩张发展模式为前提条件,从地价对土地利用量的调节关系入手,分析近年来地价变化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方法：采用样点区2002—2008年土地供应数据和地价动态监测数据,建立图表对应关系,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论：地价的高低是约束土地使用量的主要机制和手段。     

城乡结合部区域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差异及其政策启示——以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调查为例

城乡结合部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独特区域,该区域土地利用问题敏感、复杂且意义重大。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差异形成机理分析框架,采用方差分析、统计分析的方法,以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对城乡结合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区域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反图能圈＂式的种植业布局模式,具有明显的＂非农化＂与＂非粮化＂的特征。其中近郊区农户以＂粮食需求＂为主,主要种植玉米,土地利用程度低,土地投入强度小。远郊区农户以＂粮食需求和利润需求协调＂为主,兼种大田作物和陆地蔬菜,农户土地利用程度较高,土地投入强度较大。纯农村农户以＂利润需求＂为主,主要种植大棚蔬菜和陆地蔬菜,土地利用程度最高,土地投入强度最大。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应该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农地流转机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优化农业产业的合理布局等方面引导农户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商洛市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研究

土地整治是一项投资很大的工程,效益分析是土地整治项目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衡量土地整治项目是否可行的重要标准之一,土地整治项目的综合效益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该文以商洛市的土地整治项目为研究对象,对其综合效益进行了分析研究,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进行评价,为科学指导土地整治活动、合理安排土地整治项目服务,为更好地开展土地整治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基于0.25m分辨率影像的村庄用地潜力调查——以山东省巨野县12个村庄为例

村庄用地潜力调查是村庄综合整治的重要内容,摸清村域尺度土地潜力状况对于国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使用0.25m分辨率高清遥感影像判读,在山东省巨野县12个村庄进行了实地应用,将村庄各土地类型定量化从而测算了近期和远期的土地整理潜力。结果表明:巨野县12个村庄平均的近期潜力为68.2亩,占村庄总面积的3.69%,近期土地的潜力构成因地而异;远期潜力分户均标准和人均标准两种,无论在数量上或比例上户均标准的潜力都比人均标准潜力大,超标现象也更加突出;同时发现,村庄的土地资源潜力并不只是在宅基地本身,更多地蕴含在空闲地、坑塘水面等其他土地类型之中,宅基地的空置和废弃仅是其中的表象之一。该研究成果可直接为我国村域尺度土地整理潜力调查与评价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借鉴与参考。     

天津市华明镇土地开发整理模式研究

天津市华明镇通过＂宅基地换房＂土地开发整理新模式在为中心城市提供了大量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又提供了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建设资金。利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华明镇宅基地换房背景分析,分析了华明镇模式在农用土地流转、征地补偿、土地集约利用、产业结构优化、城镇规划以及城乡一体化等方面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研究认为华明镇模式是目前解决大城市地区农村城市化面临的土地和资金问题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     

基于IAD模型的空心村治理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基于IAD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宅基地确权与相关管理政策、空心村治理配套政策、整治目的与整治模式等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意愿强度为78.92%,对资金补偿政策的利益诉求,以及立足于实现土地节约利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和促进乡风文明的治理目的,能显著提升农户参与意愿;拆旧复耕(还林)、拆旧建新的整治模式最为农户所接受。职业、经济水平、超面积有偿使用制度等因素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年龄、耕地资源禀赋、宅基地空心化率、交通基础状况等存在负向影响。应尊重农户意愿选择与利益诉求,鼓励参与意愿强烈和有条件地区率先开展空心村治理,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与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农地再分配的村庄原因——基于401个村庄的经验研究

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定量化地考察村庄经济变量和自然特征变量对农地再分配的影响,同时也将村庄政治变量和社会文化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显示:农地税费负担对土地小调整有正向影响,农民收入来源假说没有得到证实;土地资源禀赋对土地大调整有负向影响,但对小调整没有影响。交易费用假说只适用于土地大调整,对小调整不适用;村庄民主假说没有得到证实,但村民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程度对土地小调整有负向影响;村庄社会文化变量对土地再分配特别是土地小调整有重要影响,农民偏好假说成立。村庄农地再分配制度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现阶段不应该取消或禁止,而是改进和完善,在土地产权稳定和调整之间取得平衡。     

企业间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的实证研究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中“交易特征-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对北京市156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基于调查数据对企业间合作治理模式选择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间资源的结构依赖性、过程依赖性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股权式合作治理模式;而合作经验对企业闯合作治理模式同时存在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中间接影响主要通过资源依赖性的中介效应来实现。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交易成本逻辑的合理性。     

广西土地整治碳排放影响因素及脱钩效益分析——基于LMDI模型

运用碳排放系数法测算广西2006—2015年土地整治碳排放量,运用LMDI模型分解土地整治碳排放影响因素,并结合脱钩弹性量化模型对经济增长和土地整治碳排放的脱钩效应进行分析。结果为:(1)2006—2015年广西土地整治碳排放量呈递增趋势,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8.12%。(2)能耗强度、工料碳排放强度、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对土地整治碳排放增加起促进作用,其累计效应值分别为31.616万吨、13.469万吨、4.855万吨和2.023万吨;工料强度和耕地规模对土地整治碳排放增加起抑制作用,其累计效应值分别为-11.412万吨和-4.384万吨。(3)工料碳排放强度脱钩弹性、能源强度脱钩弹性和经济规模脱钩弹性是影响广西经济增长与土地整治碳排放脱钩的重要因素,其累计贡献率分别为77.67%、16.0%和6.19%。研究结果表明:广西土地整治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波动幅度较大,尚不稳定,不利于二者的可持续发展。     

退出、呼吁与忠诚理论对“离职”现象研究的启示

现有＂离职＂研究主要将＂离职＂作为结果进行相关影响因素的静态分析。而赫希曼则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视角,展示出人们在认知到组织＂松弛＂并对组织产生不满的情况下,是如何决定＂退出＂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成员对所在组织的＂忠诚＂是如何引发另一种回应机制＂呼吁＂发挥效用的。接着,赫希曼又解释了组织形态或者制度设计对人们的＂退出＂与＂呼吁＂选择的影响。     

中国土地整治政策演进的制度逻辑——分析框架与历史观察

文章以城市化进程中一项具有土地财政收益再分配特征的土地整治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将土地整治置于我国央地关系结构下,考察政策演进的制度逻辑。文章通过收集土地整治相关的历史政策文本以及对浙江省实践的案例考察,对于不同阶段的制度特征采用内容分析与访谈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文章认为从中央政策制定层面到地方执行层面,土地整治制度演进过程受到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影响,并遵循合法性机制。一方面,制度环境决定制度的初始框架,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引起合法性的变化,从而引起制度变迁;另一方面,技术环境决定制度的执行效率,由此带来对合法性的挑战,从而推动制度变迁。文章为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推动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启示。     

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日益分化,不断扩大的村庄差距造成了社会流动失序,加深了村庄间隔阂,增大了社会风险,致使村庄治理面临巨大困境,必须从国家宏观引导分化程度、村庄内部创新治理机制、探索多样化村庄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路径选择。     

农村土地租赁博弈分析

在分析国内外有关农村土地租赁关系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从博弈论角度透视土地租赁关系,并依据入户调查资料,建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相比高地租土地,土地租入方对低地租和中等地租土地有激励;土地租入方实施＂冷酷到底＂策略,土地出租方没有激励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最终导致高质量土地退出市场,低质量和中等质量土地占据整个市场,土地资源的无效率配置。     

生态导向的土地整治区空间优化与规划设计模式——以嘉兴市七星镇为例

土地整治已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但土地整治规划很少考虑生态效应,可能破坏生态系统平衡.以生态优先为导向,在中观层次构建了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整治区空间优化方法,在微观层次探寻了生态型土地整治规划设计模式.浙江省嘉兴市七星镇土地整治规划实践表明,生态导向的土地整治区空间优化与规划设计模式能为当前土地整治规划提供参考.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以土地整治项目为载体,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按照“全域规划、全域设计、全域整治”的要求,搭建整合农用地、村庄建设用地、工矿废弃用地整理复垦开发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工作平台,整村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现实工作中,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