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集群及其空间集聚特征

空间集聚是产业集群同有特征,也是产业集群识别和分析的核心.采用Ellison和Glaeserl997设计的产业集聚指数和产业间共同集聚指数,重点对江苏省5个典型的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5个典型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均存在明显的产业集聚和产业间共同集聚.通过比较县域和市域两个尺度下的产业集聚和产业间共同集聚特征,发现,各集群空间集聚范丽有一定差异,钢铁、机械装备制造集群、石油、化学加工集群和汽车制造集群的空间集聚范围明显超越县域在市域,电子、通讯制造集群集聚范围在县域和市域尺度同时存在,而棉毛纺织服装制造集群集聚范围主要在县域.还发现,各集群的集聚程度也存在差异,电子、通讯制造集群无论是产业内还是产业间集聚程度最高,达高集聚水平,表明电子、通讯制造集群内外部性很高,集群内企业具有很强的相互吸引作用.汽车制造集群集聚程度较低,其他集群集聚程度为中等水平.     

基于学习型区位论的县域产业集聚格局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产业集聚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基于河南省2000—2009年年鉴数据、2004年经济普查和基本单位普查等资料,构建以地方学习创新为核心的学习型区位论分析框架,采用Moran指数和SLM模型等分析了期间中原城市群县域工业集聚格局变化、两位数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特点,以及工业集聚的学习型区位因子特征。研究认为：学习型区位论分析框架提供了区位选择研究的新思路,考虑空间自相关性的Moran指数与SLM模型辨识了产业集聚的地域、验证了地理邻近性的影响。中原城市群县域工业集聚态势明显,经历了倒＂S＂型的发展演变,各个地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各制造业集聚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学习能力、集聚经济、地方学习环境和资本投入是当前促进中原城市群县域工业集聚的显著性因子。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文章根据影响机制理论提出假说,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对GTFP(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国GTFP存在显著的"时间惯性"和空间相关性.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产业协同集聚对本市GTFP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并且对相邻城市GTFP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分行业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抑制本市GTFP的提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分别协同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促进本市GTFP的提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对本市GTFP的影响均不显著,同时这些细分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存在明显差异.     

江苏省制造业集聚程度变动的实证分析

江苏省制造业有明显的产业集聚现象.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对江苏省28个制造行业1999、2001、2003年的产业集聚程度进行了测定.结果发现:江苏省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在不断的提高.技术、资源密集型的行业集聚正在突现.苏南、苏中、苏北的产业集聚程度由高到底在减弱,而且差距很大,与它们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吻合.     

传递成本、空间非一体化与城市经济结构转变

将东部100个城市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测算各层级城市2003—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而制造业向外围城市扩散。基于Duranton-Puga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总部服务的传递成本或生产部门运输成本较高时,厂商选择空间一体化;反之,当总部服务传递成本较低并且生产部门运输成本也较低时,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大量厂商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进一步影响城市的就业格局及经济结构,不同类型城市经济表现出按功能集聚的特征。     

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2000—2009年29类制造业数据为例

空间集聚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特征,计算29类制造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现象明显,并且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不同区域间同一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西部更趋向于集中而东部地区则相对均衡。不同产业空间集聚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产业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产业集聚程度;交通运输会从整体上影响产业集聚;人口流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地方保护、FDI对产业的空间集聚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空间集聚能否提升中国制造业韧性——基于产业适应性结构调整的视角

面对国内外经济风险叠加的现实环境,研究如何提升制造业韧性对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产业适应性结构调整视角探讨制造业空间集聚影响制造业韧性的理论机制并使用我国2008-2017年地级市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制造业空间集聚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韧性.在更换核心变量、变换模型估计方法以及排除样本选择性偏差后,该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空间集聚可以显著促进大城市制造业韧性提升,但对中小城市制造业韧性的正向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制造业空间集聚通过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以及抑制低质量的创业行为进而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韧性提升.这意味着,合理引导制造业空间集聚发展有助于增强制造业抵御内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县域流通产业发展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加速县域流通产业发展是巩固产业脱贫成效、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基于湖南省武陵山片区37个县(市、区)2001—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索了县域流通产业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县域流通产业总体规模扩大但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流通经济联系度(量)不断上升,"增长极(冷水江)—最弱极(古丈)"特征明显;流通产业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性,局部集聚态势减弱但两极分化明显;劳动力、技术进步、政府扶持和城镇化对县域流通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市场需求的促进作用有待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对周边县域流通产业发展产生负外溢性。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定量测度方法,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和变化趋势,揭示了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总体集聚程度一直相当高,且存在明显的行业间差异。对人才、知识、技术要求较高的创新性行业空间集聚水平高,越来越向沿海省区集中;而主要服务于本地居民的行业,空间集聚水平较低,呈分散布局。通过系统考察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发现其重要因素依次为规模经济、劳动力素质和成本、产业政策因素、文化环境和区位通达性,但不同行业的省区分布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中国汽车制造业产能和产量的地域分布

通过中国汽车制造业在全国主要产能地区的产能分布和产量分布,以及汽车制造业细分行业(整车制造业和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在全国的产值比重图,来刻画当今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区域产业分布和产业布局状况。研究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产能主要分布在江苏、重庆、湖北、山东、河北、广东、吉林、上海、湖南、浙江,北京、四川等省市,中国汽车工业发达地区集聚明显,主要集聚在吉林、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湖北、重庆、广东等地,并逐渐形成了以这些汽车工业发达地区为中心的产业集群;汽车制造业不同行业区域集聚差异明显,整车制造业产业集聚性较高的地区是吉林、广东、湖北、重庆,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产业主要集聚在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广东;受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汽车消费市场和汽车产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未来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汽车消费的主力。     

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高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二者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当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度和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度均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仅少部分省域两产业集聚度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福建省县域城镇居民收入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以福建省2012年各县(县级市)、地级市市辖区城镇居民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自相关法对福建省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局和局部空间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县域城镇居民收入存在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现象,具有居民收入发展水平高和收入发展水平低的空间集聚特征;局部空间集聚现象也呈显著性,闽东南沿海大部分县域表现出"高-高"正关联,闽西北内陆大部分县域表现出"低-低"正关联。     

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双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中国2000-2008年20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建立了以产业空间集聚水平为门限变量的双门限回归模型,以考察产业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产业空间集聚主要促进体现型技术进步,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较弱;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其影响力随集聚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减弱,集聚规模存在最佳边界;产业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的影响在不同门限区间的行业技术梯度特征较明显,资源性和中低技术行业的集聚水平较低但集聚效应较高。     

我国制造业结对集聚水平测度及其特征——机器学习方法的改进与应用

结对集聚是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现象之一。文章应用并改进机器学习方法，测度了中国城市的制造业结对集聚指数，从时序变化、空间格局方面分析结对集聚特征。研究表明：(1)制造业结对集聚指数整体上呈现出“U”型分布特征。(2)2013年劳动与劳动、劳动与资本、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显著结对集聚组合明显上升。(3)中国四大区域板块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对集聚指数低于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4)2013年城市产业空间网络呈现出一定的“核心—边缘”特征。最后，提出了加强产业链的整体规划与布局、进一步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引导城市制造业差异化发展等政策建议。     

转型期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分布特征及动态演进--兼论EG指数衡量产业集聚的有效性

以EG指数为例,本文通过比较关键参数对转型期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分布特征的影响,探讨产业集聚测算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使用EG指数衡量产业集聚依赖于赫芬达尔指数与空间基尼两个关键参数的选择,一旦选择出现偏差,则其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便会受到质疑。本文对比不同赫芬达尔指数计算方法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分布特征的影响,并通过对产业集聚动态演进分解,为制造业产业集聚分布特征提供经济解释。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空间关联局域指标LISA分析,考察中国大陆31个省级区域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构建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发展一直伴随空间集聚的过程,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且在东部地区形成了旅游经济活动的集聚区: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表现为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表现为显著的局部性特征,由此引起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不均衡.     

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从空间视角审视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间协同集聚,基于地级市层面各制造业细分行业两两之间的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探究了各产业组合产业间协同集聚程度的空间差异性,并利用计量回归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产业间协同集聚水平较高的地级市更多地分布在东部地区,城市规模等级也相对较高,而产业间协同集聚水平较低的地级市则以西部地区居多,并以中等城市和Ⅰ型小城市为主。我国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区域差异主要受到制度和政策、信息传输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制造业劳动力供给和交通设施水平等因素影响。     

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融合的空间计量分析

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出发,考察了2000―2009年我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动态演化趋势以及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融合的效应。研究发现,电子信息产业呈现“高集聚、低相关”的空间分布特征,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在逐年提高,而区域经济差距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动态演化趋势;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随机空间集聚效应和条件趋同效应,趋同速度的不一致将导致经济呈现块状分布;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先表现出集聚效应后表现出扩散效应,过大与过小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只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通过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融合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制造业韧性

面对金融危机、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对制造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本文以产业间互动关系为视角,以适应韧性理论为依托,从"适应"与"适应性"双重维度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韧性的内在机制,同时使用2008-2017年地级市数据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呈"U"型特征,多样化集聚呈倒"U"型特征.短期内,多样化集聚可以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以快速恢复供应链运转,促进制造业韧性提升;长期内,专业化集聚有利于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以获得可持续增长的韧性.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短期内均对邻近地区制造业韧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长期内多样化集聚会显著抑制邻近地区制造业韧性,专业化集聚抑制作用不明显.上述影响效应在地区与城市规模层面表现出异质性.创新能力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影响制造业韧性的重要途径.本文发现为合理制定"两业融合"政策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与提升制造业韧性提供了新证据.     

SSM空间模型及其在珠三角制造业发展中的应用

在总结国内外对空间相互作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选用SSM空间模型,以珠三角九市为例,从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的角度考察1995—2009年珠三角各市制造业发展的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995—2009年,东莞的制造业发展受邻近区域的影响由积极转为消极,制造业竞争力从优势地位演变为劣势地位;广州与中山的制造业发展受邻近区域的影响由消极转为积极,但广州没能利用邻近区域制造业发展对其产生的积极影响,相对其邻近区域,制造业竞争力演变为空间劣势地位;深圳与珠海的制造业发展受邻近区域的影响由积极转为消极,但与邻近区域相比,两市的制造业竞争力由劣势地位演变为优势地位;江门与肇庆受邻近区域的影响由消极转为积极,与广州一样,两市没能利用邻近区域制造业发展对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与邻近区域相比,其制造业竞争力仍处于竞争劣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