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房价差异与产业集聚——基于长三角地级市面板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的经济背景,将房地产价格引入中心-外围模型(即C-P模型),提出区域房价差异将降低制造业集聚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同时基于长三角2007-2018年27个主要城市的相关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与中介效应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保持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相对房价的上升,将减少当地劳动力的流入而增加流出,从而抑制当地制造业集聚.另一方面,区域房价差异的扩大将提高制造业厂商的生产成本,缩减生产者的利润空间,促使制造企业向成本较低的经济边缘地带转移,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腾出空间,促进当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作为二者的"合力",其发展趋势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一致,与区域房价差异呈正相关.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集聚存在直接影响.最后,本文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集聚研究:以广州市银行业为例

随着城市之间贸易的深入发展,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各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集聚日益增长。本文以广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对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的集聚进行了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其结论认为:在理论上控制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集聚的参数主要有中间服务与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和二者的边际产品以及中间服务的供应价格等;由于现阶段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在城市之间的贸易程度尚较低,因此它们和制造业中的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既有集聚式分布又存在分散式布局模式,现代中国大都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区位主要以集聚式布局为主要特征。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验证了这一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样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依旧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减弱.进一步将全国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本文从产业集聚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能性,为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让服务业催生浙江经济“加速度”

“十二五”期间，浙江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努力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三个集聚”：向三大产业带集聚、向中心城市和产业集群集聚、向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集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催生浙江经济“加速度”。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与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转型期策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途径。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将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集聚特征,并通过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集中—分散—分散式集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域为主体,外围地区为补充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②从行业集聚的变化特征来看,集聚峰值处的距离和强度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集聚范围不断增大,出现多个核心集聚区域。③集聚效益、基础设施、空间距离、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正向吸引作用,其中以集聚效益、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④从不同行业类型来看,以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到土地价格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而以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则更加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总部经济与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的关系

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与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进行了阐述。众多企业总部集聚能够产生强大的生产性服务需求,为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动力,能够加快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集聚,推动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快速、持续发展。同时,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总部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没有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支撑,企业总部的集聚会受很大的局限,尤其是企业总部集聚后的发展将面临诸多问题。二者的发展,互为外部经济。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同效应研究

本文引入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和制造业可得性、劳动成本、知识密集度、交易成本、城市水平等概念,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并利用城市截面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制造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的影响较大;城市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存在差异。此外,城市发展水平是通过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可得性,进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空间分布的协同效应。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匾效应研究

本文引入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和制造业可得性、劳动成本、知识密集度、交易成本、城市水平等概念,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并利用城市截面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制造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的影响较大;城市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存在差异。此外,城市发展水平是通过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可得性,进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空间分布的协同效应。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城市数据库匹配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集聚程度远高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多样化外部性促进了本地区制造业的出口升级,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竞争外部性对本地区出口升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三种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但区分城市规模后,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外部性和竞争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则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聚集于大城市阻碍了周边城市的出口升级.     

跨国公司生产性服务业FDI地理集聚因素研究——基于中国1997—2009年的数据分析

信息壁垒的存在及高质量服务购买时的经验性特征,使跨国公司生产性服务业FDI在最初进入时往往会追随制造业。实证研究表明:除了制造业FDI,生产性服务业FDI往往和东道国制造业表现出很大的关联度;一国受教育程度、开放度等都是影响因素之一;东道国生产性服务业种类的上升会降低东道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影响

西部装备制造业作为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产业形态,其转型升级直接影响军民融合产业的深度发展。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与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相伴而生的产业,其产业空间集聚对促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作用日益显著。从产业空间集聚视角,以西部装备制造业为例,基于2003—2014年西部1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依赖性;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③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正向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可以作为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选择。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区际差异分析

利用2004—201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2004—2010年我国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增长率,并进行了区域间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的TFP增长相对于制造业滞后,而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却增长迅速,且东部地区的增速快于中、西部地区。最后指出:Baumol的服务业"成本病"理论仅适用于服务业整体,并不适用于具有中间投入作用的生产性服务业。     

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与中国推进经济服务化的战略选择

经济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转型和升级的一般趋势，然而，在中国却存在一定的悖论：服务业不仅占GDP的比重低，而且也远未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除了统计方面的原因外，中国生产者服务的内部供给现象严重，而外部化、专业化发展不足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以工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服务化的战略重点只能选择生产者服务业。鉴于服务业经验品特征明显、其发展对制度敏感等特点，中国需要从市场制度和环境建设等方面着手，促进生产者服务的外部化、专业化发展；同时，要立足于制造业大国的现有基础，通过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途径，加快经济服务化进程。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以上海为例

文章基于上海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就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异质性相联系.具体而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三种要素密集型行业就业的提升都有显著影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有积极作用,但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而交通运输仓储争邮政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对三种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影响的替代效应高于促进效应.最后,指出了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提升的重要意义和相关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2004-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动态面板及面板门槛模型,从整体趋势、时间效应及非线性结构3个方面分析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差异与城市生态效率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专业化及多样化集聚会在短期抑制生态效率提升,但长期促进作用显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改进效果相比单一产业集聚更为显著;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且存在集聚最优值;城市规模对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的关系呈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城市生态经济规划建设中,应加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投入力度,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根据城市基础条件制定相应的产业转移战略,且不可集聚过度,注重发挥产业集聚对城市生态建设的正向促进作用。     

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作用的实证

采用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并结合影响制造业效率的其他经济变量,运用计量模型检验了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向提升效应,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不明显。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效率提升作用的政策建议。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基于承接高端制造业国际转移视角

分析了承接高端制造业如何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并将这种影响分为直接带动影响与间接带动影响。并在这种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了解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资本及技术转移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升级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时间。进而提出积极承接高端制造业国际产业转移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