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度测算及其分布特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笔者选用行业集中度指数和赫芬达尔指数两个指标,对中国文化产业2005年～2009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定,并从区域和行业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的集聚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经营性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水平比较高,近年来其集聚程度在持续下降;而公益性文化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但其集聚程度呈增长趋势,其中艺术表演团体增幅最大.从地域分布上看,文化产业主要集聚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省域间发展极不均衡.     

江苏文化产业集聚度测算及其分布特征研究

利用EG指数和市场集中度,对江苏省文化产业2000—2013年的集聚程度进行测算,并运用ArcGIS分析了江苏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2000—2013年江苏省文化产业集聚效应明显,集聚度呈增长趋势,但总体集聚水平不高;文化产业集聚存在行业分层,文化艺术业的集聚度相比新闻出版业和广播电视电影音像业较低;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形成"一核两翼三带"的空间格局,存在区域差异;集聚的形成机制以政府主导建设为主,缺乏市场自发型集聚。     

我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动力、特征与演化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系列政策引导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视角,分别从创意阶层集中、产业链协作、客户资源共享三个角度阐释不同类型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动力;利用文化产业细分行业数据,分析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行业及区域分布特征,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进行集聚变动指标分解,剖析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发展在不同区域间呈现阶梯状非均衡分布特点,但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分布均匀;各文化细分行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偏低,且多个细分行业空间集聚水平出现下降趋势,其中平均回复效应是制约各行业空间集聚程度提升的关键原因.因此,打造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区、构建水平垂直整合的文化产业链集群、吸引创意人才汇聚、健全软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文化产业窣间集聚发展的主要措施.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对中国文化产业2005-2009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并从区域和行业两个角度分析其集聚特征,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已显现出较强的集聚现象,且有明显的地域和产业特色.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文化基础设施,人力成本、交易便捷性对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有显著的稳健的正向影响,文化产业向低劳动力成本地区转移的倾向较小.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可移动性,地区人力资本对文化产业分布的影响相对较小.在引入其他两组因素后,集聚经济和投资支出对文化产业集聚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集聚:基于省级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笔者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利用1999年～2008年省级相关数据,对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沿海区位和文化资源禀赋优势促进了文化产业集聚;人力资本、交通通信、文化消费的提高也有利于文化产业集聚;政府财政支持对文化产业集聚有正面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存在空间正溢出效应。     

中国省域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2005年～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影响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经济地理与产业政策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的财政支持促进了文化产业集聚,而金融服务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2)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企业数量、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化对文化产业集聚有正面影响;(3)沿海区位与文化资源禀赋有利于文化产业集聚,在控制新经济地理与产业政策因素影响下,经济地理因素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不再显著.     

湖南省文化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借助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产业集聚理论,利用区位熵对湖南省近年来文化产业集聚程度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2004-2007年湖南省文化产业区位熵小于1,2008和2009年区位熵大于1.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的方法,提炼出影响湖南省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影响湖南省文化产业的集聚水平的因子从发展条件来看有四类,即要素禀赋、市场需求、关联产业和政府支持;主要因子是需求因子、政策因子和文化环境因子;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在各市州存在不均衡现象.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但是五个行业的集聚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从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政府干预三个方面分析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空间集聚因素,研究表明这三个方面对高新技术产业空间集聚都具有显著作用.     

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经济模型与实证检验

利用2006-2011年中国28个区域的Moran’s I指数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模式进行有效测度。计算结果显示,我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现象日益明显,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文化产业的本质特征是文化创新,经济基础对于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对外开放初期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具有一定促进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产生抑制作用;当期人力资本水平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作用并不显著。文化产业发展的均衡稳定状态是空间集聚的基本条件,区域创新是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内在动力。     

文化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201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和东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文化产业类别的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同的促进效果,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化制造业、文化服务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产业集聚主要基于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较于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MAR外部性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最显著。     

中国金融产业集聚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的研究

研究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优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和加快推动金融产业集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高德地图提取的POI数据共计250522个兴趣点,运用核密度方法,对我国金融业以及银行、保险、证券业等细分行业的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无论从金融产业整体还是细分行业的空间格局来看,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半壁始终占据显著优势;②金融产业集聚最为显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北京、上海始终处于高集聚区;③影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因子不同,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源、信息流动、规模经济、政府行为等因子的作用逐渐凸显,城乡居民储蓄、工业化水平等因子的作用逐步减弱;④不同影响因子两两之间的交互作用都呈现了增强关系,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没有出现减弱和独立的关系。2010年,对外开放水平和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对于金融业集聚影响的强化作用较为显著;2016年,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比较均衡,人力资源和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对于金融业集聚影响的强化作用较为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SO2平均浓度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关联特征

厘清区域产业集聚与空气污染的关系与机制,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矛盾的前提与基础。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探讨产业集聚与SO2平均浓度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再通过构建空间面板STIRPAT模型,对这种空间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2011—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SO2平均浓度存在正的空间关联关系,制造业集聚、两种产业协同集聚度同SO2平均浓度存在负的空间关联性,但是关联性不显著。单一产业、两种产业协同集聚与SO2平均浓度的关联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能加剧空气污染,制造业集聚、产业协同集聚度则可一定程度上缓解空气污染,但这种关系不显著;单一产业及协同产业集聚对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明显的。     

转型期制造业地理集中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转型期,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市场、政府、全球化等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空间重组。本文在综述产业地理集中和集聚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31个地区、制造业27个典型的行业的2005—2008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时期,在影响制造业地理集中的诸多因素中,产业关联度的高低对制造业地理集中的程度和水平影响最大。     

工业集聚、城市化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一个地区的工业集聚与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两个重要因子。本文利用1999—200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与城市化程度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非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回归结果还表明：人力资本、研发存量与FDI对区域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入手,将中国制造业的28个细分行业分为4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在控制了研发费用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因素和行业规模等后,采用非线性门限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的产业集聚对本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非单调递增(递减),该影响在不同行业、不同集聚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即随着产业集聚度的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产生先正后负的影响。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切忌走入盲目集聚或降低集聚度的误区,应针对不同行业的要素特征和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的集聚政策。     

集聚模式、变迁诱因与行业成长性 ——基于浙江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经济转型期下的传统制造业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在一些行业集聚度高的区域,行业衰退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对集聚行业升级、衰退机制的研究是一个急需探讨的问题。本文论述了行业集聚特征、集聚模式与行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集聚模式变迁诱因展开进一步的探讨。通过浙江省14个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集聚特征与行业成长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行业集聚的变迁诱因中,技术变革、经济波动、政策效用、核心企业群以及要素成本都对行业集聚模式的转变起着重要的影响,决定着行业的发展轨迹。     

福建省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测度与评价

利用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和产业共同集聚指数对福建省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福建省9地市现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区域中心城市的行业发展相对均衡,外围城市的行业发展相对集中。单一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与制造业共同集聚程度并不完全呈现一致性。传统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两极化的空间集聚水平,而重化工业的集聚效应明显于扩散效应。最后,分别对基于资源禀赋、协作共生、规模经济和政府引导四种制造业集群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于国际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产生的潜在效益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了其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使用区位熵计算的不同产业的产业集聚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对企业创新的具体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产业集聚发挥中介效应,其中,第二产业集聚降低了企业创新能力,而第三产业集聚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     

Ellison-Glaeser指数的修正方法及其应用——对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的再测度

基于Ellison-Glaeser指数和Maurel-Sédillot指数,构建了用于测度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程度的γa指数,将之与EG指数比较。利用γa指数测度两位数制造业行业和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并在省级层面阐明了其应用宽度。结果显示:在数据稳定性上,γa指数优于EG指数;除烟草制品业及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以外,1998—2013年中国其他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高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重污染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先升后降,表明其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更为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