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互补性及贸易平衡新解

国际分工的演进导致贸易比较优势出现新的变化，贸易模式也更加复杂。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下，贸易平衡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总体平衡。随着国际分工的日趋深入，贸易失衡也将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这与两者自由化进程的不对称密切相关。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新视野对于理解贸易平衡、解决贸易失衡具有启发意义。     

贸易摩擦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研究

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对中美贸易产生很大的影响。关于中美贸易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中美贸易失衡。因此本文就中美贸易失衡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分析了中美贸易发展的现状,由此出发深入探讨了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研究表明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有四个原因,分别是中美在经济体制和要素禀赋上的差异、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不同和中美两国统计方式的差别以及美国对其出口的严格管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在面对贸易的失衡以及美国的管制的情况下,我国应如何应对这一困境。     

中美贸易失衡主因分析

中美两国实现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对于两国和世界经济极其重要。而中美贸易失衡的不断加剧,则导致双方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影响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表明: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与中美贸易失衡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具有相互促进的"放大效应",出口管制是引发并加剧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本文认为,本着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诱制性和强制性方法促使美国付诸实际行动放宽乃至取消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中美贸易失衡将有望解决。     

中美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分析

在全球经济下行期间,世界主要商品及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不容乐观,然而在此情况下,文化创意经济正在逆势增长,中美两国是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文化创意产品进出口情况是衡量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参考之一,因此本文对中美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首先对中美两国生产要素及市场需求情况进行了比较,其次采用RCA指数、CA指数与...     

中美视听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开放度研究

本文利用进出口总额、TC指数等指标,比较分析了中美视听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利用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标和中美视听服务贸易往来数据,比较分析了中美视听服务贸易往来情况;通过研究中美知识产权争端解决过程中伴随出现的中美视听服务市场准入逐步放开的过程,分析了中美视听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度和自由化水平。基于上述研究,通过综合分析中美视听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比情况和中美视听服务贸易市场自由化情况,就我国对美国开放视听服务贸易市场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浅析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新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特点的新的发展趋势,必将成为我国要跻身世界贸易竞争和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所要正视的问题。本文对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必然性和表现形式做出分析。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及加快发展我国服务业的探讨

服务贸易规模的急剧扩大及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是目前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两大趋势,要正确地理解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快中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发展。     

关于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研究——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又一新趋势,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新浪潮。本文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下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表现及特点。     

全球经济失衡与美国服务生产的贸易效应

本文从美国服务生产的贸易效应视角,探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逆差形成原因。以美国生产结构的变化为切入点,通过构建服务与商品两部门理论模型、统计分析与回归检验,讨论美国服务生产的贸易效应及其与收支失衡的关系。理论研究与模型分析证明,服务生产的非贸易品属性,使得美国经济在偏向于服务生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形成了逆贸易倾向的增长方式。根据统计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美国产业划分成生产与服务两部门时,在生产上存在着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的逆贸易效应。在商品消费上,美国存在着商品边际进口倾向和商品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的顺贸易效应。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会使出口增长速度低于进口增长速度,形成逆差。回归方程的计量检验发现,美国服务生产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服务增长速度超过商品增长幅度时,商品贸易逆差增加。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发展趋向

通过对世界货物贸易、世界服务贸易和国际技术贸易这三者的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考察三者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关系,认为技术贸易自由化的阻力是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中最小的,且发展最快;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阻力又小于货物贸易自由化的阻力,其发展速度快于货物贸易,并据此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Comparative advantage,service trade,and global imbalances

The larg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of the U.S. is the result of a large deficit in the goods balance and a modest surplus in the service balance. The opposite is true for Japan, Germany, and China. Moreover, I document the emergence from the mid-nineties of a strong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specialization in the export of services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of a large sample of OEC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rting from these new stylized facts, I propose in this paper a service hypothesis for global imbalances, a new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U.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ervices and the asymmetric trade liberalization process in goods trade versus service trade that took place starting in the mid-nineties. First, I use a structural gravity model to show that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lagged behind good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 quantify the extent of this asymmetry. Second, I show that a simple two-period model can rationalize the emergence of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in the presence of such asymmetric liberalization. The key inter-temporal mechanism is the asymmetric timing of trade policies, which affects saving decisions. Finally, I explore the quantitative relevance of this explanation for global imbalances. I introduce trade costs in an otherwise standard 2-sector 2-country international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When fed with the asymmetric trade liberalization path found in the data, the model generates a trade deficit of about 5% of GDP. I conclude that the service hypothesis for global imbalances is quantitatively relevant.     

贸易环境变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前沿综述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应对新挑战成为重大课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无疑是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催化剂",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业的赶超态势,但其负面影响也在逐步显现。中国依托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转变制造业贸易方式、推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主动整合资源和加速制造业服务化,是中国制造业应对贸易摩擦和提高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典型事件",并基于客观数据分析其影响;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拓展,系统跟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的现实影响;适应环境变化,关注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创新链的策略。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失衡的测算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1995~2011年中美增加值出口和双边贸易失衡规模。研究表明:相比于传统贸易出口规模,1995年和2011年中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减少16.06%和24.24%;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中美贸易失衡,同期中美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分别为传统贸易顺差的5%和10%,而中美农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逆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顺差,中美服务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顺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逆差;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为增加值贸易顺差,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为逆差,且逆差规模逐步扩大。     

运输服务贸易文献综述

作为货物贸易的派生需求,运输服务贸易随着世界货物贸易量的增长也呈快速增长趋势,同时GATS的生效实施也给运输服务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化提供了机遇。从有关文献看,目前国内外关于运输服务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1)运输服务开放对货物贸易的影响;(2)各国对运输服务开放的承诺现状;(3)目前运输服务部门开放的壁垒;(4)运输服务在GATS谈判中的现状及未来走向。研究表明:运输服务贸易开放可以增加货物贸易量;世界各国对运输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程度普遍很低;影响运输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最大障碍是各种限制市场准入的国内规制;GATS新一轮谈判需要考虑更多的运输服务子部门。     

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外交反应与双边贸易平衡

中美两国贸易逆差是中美经济和政治外交博弈互动的结果,并由中美两国经济内生力量和政治外交力量共同决定。实证模型表明:(1)中美两国贸易逆差扩大是两国外交重要的驱动力量;(2)中美两国总外交具有缩小贸易逆差、平衡两国贸易的效应,而中美两国双边访问、双边协商和外交声明的贸易平衡效应具有边际不对称性和时滞性;(3)中美两国贸易逆差历史积累具有逆差扩张效应;(4)中美两国贸易逆差的变动由逆差自身扩张效应和外交平衡效应共同决定,但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内生逆差积累扩张效应;(5)中美两国可以积极发展外交和调整外交组合模式,调节两国贸易逆差,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     

三角贸易模式对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的影响

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主要扮演着加工装配地的角色,即从日本、韩国等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进口中间品,经过加工装配后再将最终产品出口至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从而形成了三角贸易模式。中国对美出口的快速增加与三角贸易模式的发展密切相关,文章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的增加和三角贸易模式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因此中美贸易失衡主要不是一种双边贸易现象,而是一种结构性现象。     

中美经贸摩擦的五个层次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已近两年,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通过梳理中美两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相关政策措施情况,对比两国发展制度和道路的认知差异,探析中美贸易摩擦动因及内涵。事实上,中美经贸摩擦是经济问题但又不限于经济问题,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战略,不仅是贸易之争,还是全球经济地位之争、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规则制定权之争,更是不同经济体制与发展道路之争,是以经贸为载体的21世纪大国地位之争。因此,中美经贸摩擦将长期持续。中国将继续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和经济制度,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稳步推进国内产业升级,提升经济效率,增强经济实力,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立更为包容和开放的全球经济新格局,以及代表更广泛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与规则。     

基于灰色关联度视角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研究

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可能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变量进行筛选,发现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美中两国收入水平差距巨大、美国储蓄水平偏低以及美国国内过度膨胀的需求等,并对相关指标进行了解读。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区域贸易协定能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吗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服务的作用愈发凸显,服务贸易的新形式丰富了区域贸易协定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渠道。本文从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两个维度分析了区域贸易协定对不同类型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效果和机制。结果表明:单纯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提高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度将显著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区域贸易协定可以显著降低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对最终需求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效应不显著。区域贸易协定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存在非对称性,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效应强于南北型。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可以通过减少监管分歧和货物贸易自由化效果外溢两条途径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则仅可以通过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外溢效应来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因此,中国应积极与发达国家开展高质量区域贸易协定谈判,通过提高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充分发挥其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