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合理构建与完善

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是抗辩式审判方式的重要标志,是诉讼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之必然.目前,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偏差、体制设计不够完善以及现行法律规定不够具体,致使我国在有关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之前,新律师法的出台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如何构建完善中国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在冲突与缺失中前行——论建立我国证据开示制度之背景障碍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双方的平等,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已经十分必要,但《刑事诉讼法》与修改后的《律师法》的冲突明显存在,成为证据开示制度建立的一大障碍,同时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所需的配套制度、诉讼理念在我国的缺失也成为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建立的重要背景障碍。面对冲突和缺失,我们应当做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协调一致;健全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可预期的被告人认罪程序。     

论我国引进证据开示制度的意义——兼析刑事证据开示的内在机理

证据开示制度是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形成有着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独特历史语境。当我们对证据开示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良好的运作由衷羡慕的同时,必须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国目前的庭前程序关于证据方面的规定已经发挥了英美证据开示的某些关键的制度性功能,如果庭前程序的规定完全得到实在地执行,或者操作的细节得到进一步细化和调整,就完全可以胜任证据开示的主要功能。     

论证据开示制度的价值及相关制度构建

我国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并未对庭前公诉及辩护方规定了证据开示的义务,造成开庭举证时双方搞“突然袭击”,纠缠于辩护技巧之争而影响了庭审的效率和质量。为此,文章探寻西方庭前准备程序中的证据开示的起源及内在合理性,并针对当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的不合理性提出司法改革建议。     

刑事证据制度的权力伦理成本

刑事证据是案件事实的载体。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体现了国家权力意志,而使其呈现权力本质以及伦理性需求的制度性特征。从国家权力伦理的视角看,刑事证据制度需注意国家权力伦理成本。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是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案件、解决刑事纠纷的最基本的条件。联合国和有关国家对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都有明确的规范,我国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部门对之认识不一。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加害人认罪、悔过;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明确的被害人等。     

论我国刑事证人的保护制度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但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作证难和出庭难一直是困扰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因此,我国建立稳定、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是非常必要的。笔者结合刑事证人保护制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立法建议,以此抛砖引玉,以期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改变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现状,促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和发展。     

刑事证据的运用原则问题分析

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问题之一,由于现行法律对证据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有的内容又分散在不同的章节中,因此,司法实践中,对刑事证据中的诸多原则规定模糊不清,理解不透.认清法律规定的证据运用原则,分析司法实践证据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指导司法实务和发挥证据材料的最佳效力.     

我国认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完善--以辩诉交易为参照

我国认罪案件诉讼程序在实现打击犯罪、提高效率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存在规范不整、检察官的裁量权有限、证据开示制度缺失等问题，应当以辩诉交易为参照，建立一套完整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自愿性、真实性的措施、完善认罪案件诉讼程序及与其相关的配套制度。     

论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言词证据是与实物证据相对应的证据形式中的另一种形式, 由于言词证据具有显著地直接性和易变性等特点, 这些特点在发挥优势的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弊端, 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 但是在诸多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因此, 笔者主要通过三个部分来简述我国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并在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现有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 对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一些建议.     

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及其效力问题 ,涉及到保护人权与制裁犯罪的关系问题 ,制约非法证据效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各国的相关立法和理论也不尽一致。我国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态度不明确 ,必须完善有关立法 ,并建立证据的庭前审查等有关制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证据原则探讨

证据裁判原则作为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认可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是建设法治和理性社会对刑事裁判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我国历史和政治等各种特殊国情,使得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证据裁判原则的现状,进而从裁判事实的内涵以及裁判证据的要求两方面探讨了其对应的改革措施,从而完善我国的证据裁判制度。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不同国家基于自己国家特殊的社会治安状况与国民的法治观念有所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价值选择。同时,人权保障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化的问题,根据这一趋势,有必要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加强刑事诉讼中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本文试图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理论与概念出发,联系非法证据的危害性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价值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立法与司法现状等问题,提出关于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论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与完善的重要意义。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及本土建构

目前我国的刑事被害人补偿还是一片空白,文章通过比较分析国家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主要理论基础学说,确定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性质,并进一步提出建立中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补偿的原则、范围、金额、补偿机构、补偿的法律程序以及国家补偿金的来源等几个方面对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制度建构提出自己的设想.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以机构设置为视角

随着对刑事被害人地位的关注,世界各国相继设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近些年,我国的司法和政府机关也开始对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这使得将补偿机构设在司法机关还是政府部门成为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争论焦点.     

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理论界的观点不一。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规定不明确,必须完善相关立法。文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对刑事证据特征的理解

凡是能够证明未知情况的已知事实,都是证据.也就是说,当人们运用已知的事实或真理推论未知的事实或真理的时候,未知的事实或真理是证明的对象,已知的事实或真理即为证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一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一规定只是把证据完全等同于纯客观事实,并没揭示出证据的一些特殊内涵.刑事证据应有有别于一般证据的其他特征.笔者认为刑事证据应有严格的法律规范,它的范围,形式和证明力都不同于一般证据,对于刑事证据概念可作如下表述:由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依据法定程序收集或者辩护律师、自诉人等依法提出,用以证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和罪责轻重以及其它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为刑事证据.办案人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刑事证据的特征: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刍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证明要求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在理论上有缺陷,在司法操作中存在困难。文章通过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的简要研讨,针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弊端提出完善建议。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要素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前提是什么、哪些案件可以适用该制度、是否所有的诉讼阶段都能适用该制度等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焦点.因此,我国想要引入或移植刑事和解制度,就必须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深入研究和解决这一制度的适用要素问题.     

司法改革背景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自从开始一出现就是为了解决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冲突的一种模式,作为一种刑事纠纷解决机制,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为很多国家所采用。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刑事和解制度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在2012年新修订的刑诉法中将刑事和解制度纳入其中。目前,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草创之初,在制度构建和实务解决方面还存在问题,本文将从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和法定程序等方面对我国现行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必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