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3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3条技术进步路径入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综合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间接传导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境外技术引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无法通过境内技术引进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如何实现境内技术引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在境内技术引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投入的增加,境内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于显著,境内技术引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作用逐渐显现。     

高管股权激励、技术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OP方法测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检验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上技术创新存在中介效应。在股权激励有效期越长、非国有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明显。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了生产率和工资份额吗——来自服务业的证据

运用垂直专业化指数测算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并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中介变量,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法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分工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劳动力工资的传导机制,为落实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中国大部分服务行业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显著,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自身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导致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中,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正效应最大,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影响稍弱,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影响最小.     

数字经济、两业融合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助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从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经济、两业融合程度及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相比于数字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更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有效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并以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驱动作用,而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两业融合的推动力度更强。本文最后从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激发两业融合动能以及推进制造业区域数字化协调发展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江苏省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基于DEA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非参数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江苏省2003—2009年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演进和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结果表明,十年间,江苏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4.3%,其中制造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2%,技术效率增进年均增长率为2.3%。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主要原因得益于技术进步水平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而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则增长缓慢。因此,加快行业技术进步,提高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增进指数必将成为提升我省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战略选择。     

自动化的环保力量：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减排效应

智能化转型不仅是当前制造业面临的重大变革,也是世界各国产业升级的主要趋势,更是绿色生产的重要渠道之一。区别于现有文献侧重于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经济效应,文章旨在研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物排放行为的影响。基于局部均衡模型推导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行实证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两条途径实现减排效应;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促使企业提高清洁生产水平,但对其终端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同时,工业机器人类型、企业劳动力密集度、行业竞争度以及污染或能耗强度也会对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减排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社会转型期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对地方创新活动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4~2017年中国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基准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压力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验证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进一步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压力的双门槛效应，在财政压力的不同门槛值区间，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降低趋势。未来需综合完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制度，合理控制财政压力的区间范围，助力技术创新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文章运用经验数据和实证检验分析了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并对其进行了结构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主要源自于进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与此影响相反,进出口贸易对综合技术效率呈正U型影响。劳动力转移可以显著提高综合技术效率而对技术进步具有直接负面效应,但通过推动对外贸易进而提高技术进步的间接促进效应不应被忽视。随着技术势差的缩小,通过对外贸易等渠道获得技术溢出的效应日趋减弱,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转变为主要依靠自身技术研发和制度创新,同时应注重进一步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潜力。     

利益集团视角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中国制造业为例

文章首先分析了在资本利益集团驱动下形成的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次运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了2005-2011年中国制造业中13个两位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利益集团视角下的产业集聚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利益集团的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技术进步率有显著影响。国有资本主要通过影响技术效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国际资本则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实现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