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2010—2021年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年度报告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分别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与“过犹不及”效应，而合作伙伴动态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活动的作用效果更明显；（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与价值绩效，具有短期绩效激发和价值增值功能。     

数字化转型增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之间的协同共进。     

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合作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本文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数字化转型头部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商业、政治、金融、科研关系网络均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中高管团队科研关系网络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大,商业关系网络次之;从作用机制来看,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合作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在非国有企业、动态能力强和地区数字化转型水平高的样本中具有更明显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效应。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华三集团发布的2016—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实体企业创新,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吸收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渠道促进实体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实体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实体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大。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173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中间作用机制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作用于企业动态能力;个体遗忘强度越高、创业导向越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动态能力、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动态能力在中介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同时,还中介了数字化转型和个体遗忘对创新绩效的共同作用以及数字化转型和创业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共同作用,并且在数字化转型、个体遗忘、创业导向三项交互效应影响创新绩效关系中也起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深入了解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潜在中间机制和作用条件,进而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等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数字化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机制研究

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与市场竞争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具有提升作用,风险承担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与其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中央企业的促进作用比地方国有企业大;与规模较小企业相比,规模较大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相比,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安排和政府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研究

在数字化潮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被揭示。通过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FDI能够促进东道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效率机制、战略决策机制、资金约束缓解机制和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是FDI促进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渠道。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在外商控制权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后发现,FDI对向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向非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FDI对东道国企业仍具有积极意义,上述结论对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克服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参考价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降本增效”“数字赋能”是众多企业追求的目标,而数字化转型又是其战略发展中的关键一步。基于此,将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在其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该部分中介作用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通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显著,而在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不明显。     

数字经济助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创新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核心驱动力。区别于以往研究多从宏观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影响,在对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框架进一步拓展完善的基础上,从创新要素配置这一微观视角,对数字经济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间接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人力和资本创新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正向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化,反向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且更多依赖资本创新要素的配置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在区域异质性。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研究

ESG表现的改善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形象,而且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多重积极影响,包括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代理成本减少笑效应、内部控制优化效应等,而这些积极效应又将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的分析发现：ESG表现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其中存在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优化内部控制等影响路径;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比非重污染企业更强,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比初创期和衰退期企业更为显著;市场化程度对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较高、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较强。因此,一方面,应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ESG体系,推动企业积极实施ESG战略以及ESG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企业的ESG表现提出差异化要求,在强化外部监督的同时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ESG投资。     

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创新吗?——基于研发异质性与产权性质视角

选取2008-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状况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研发活动异质性与产权性质对研究问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考虑到企业研发活动异质性后,企业社会责任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大;考虑到企业产权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整体创新活动、探索式创新活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创新吗?——基于研发异质性与产权性质视角

选取2008-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状况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研发活动异质性与产权性质对研究问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考虑到企业研发活动异质性后,企业社会责任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大;考虑到企业产权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整体创新活动、探索式创新活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股权激励提高了企业创新投资意愿吗——基于双元创新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股权激励与企业双元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于企业双元创新投资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它能显著提升企业探索性创新投资水平,对开发性创新投资的作用则不明显;国有股权显著削弱了股权激励对于探索性创新投资的正向作用,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显著增强了股权激励对企业探索性创新投资的正向作用,但二者对股权激励与开发性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有显著影响。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运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提升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具有直接且显著的影响,且该激励效应在东部与中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路径间接实现该地区经济的增长;该路径隐含着更为细致的关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因果链条传导路径,即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研发投入的增加,研发投入的增加是创新产出水平提升的重要诱因,创新产出的增加与应用实现了区域整体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作为重要驱动力显著激励了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     

发展资本市场构建嘉兴板块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资本市场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代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经济结构，筹集社会资金，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该文在分析了资本市场对促进嘉兴经济的作用和嘉兴市上市公司的现状基础上，就如何做强做大“嘉兴板块”进行了探讨。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水平和区域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部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和保障。已有研究较少关注数字经济与区域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直接传导机制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间接传导机制推动区域融合发展,这个过程具有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测度了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腹地城市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和区域融合的综合水平,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区域融合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传导机制及影响过程中的两大效应与理论分析一致。最后,提出了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推进传统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改造,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各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等建议。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201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高阶梯队理论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海归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海归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海归高管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和研发投入水平两条路径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探究调节机制后发现，在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方面，政府质量、市场竞争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内部控制水平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直辖市地区、高外部监督水平组中，海归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区分绿色创新类型后发现，海归高管对创新要求较高的公司绿色发明专利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银行持股真的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产权性质与R&D投资异质性视角的检验

银行作为股东和债权人的特殊双重身份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从产权性质和R&D投资异质性视角研究银行持股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银行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2）银行持股可以促进民营企业创新,但对于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3）银行持股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但对于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