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税收竞争的实证研究比较

税收竞争是各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流动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福利,在税率设定和税制安排上相互博弈和竞争的行为。本文从西方发达国家税率变化趋势和全球化对资本税的影响、财政分权下的横向税收竞争和纵向税收竞争、税收竞争对政府税收政策和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收入转移和经济集聚对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等方面来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税收竞争的实证研究,并对研究结果作出评论。     

人口流动推动了企业异地并购吗

本文以中国企业异地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人口流动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级市之间流动人口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人口迁入地企业在迁出地进行并购投资的规模,且这一推动作用在高学历流动人口和从事金融行业的流动人口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目标公司所在地（人口迁出地）投资者保护程度越差、市场化程度越低、传统儒家文化越浓厚或当代文化包容度越低时,流动人口对企业异地并购的推动作用越强。本文揭示出流动人口可帮助企业在异地并购中消除投资壁垒,为户籍政策调整和促进企业跨区域投资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企业异地投资——基于增值税五五分成的准自然实验

财政激励作为调节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重要手段,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决策行为。税收分成改革呈现不同的财政激励效果,引发地方税收竞争并传导至企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将2016年增值税五五分成改革作为财政激励的外生冲击变量,通过构建强度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税收分成改革带来的激励效应如何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研究表明：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会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扶持本地企业留住税源,并抑制企业异地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论是对高财政自给率地区还是低财政自给率地区,增值税分成比例变化均表现了强烈的抑制效应,且在低组别的抑制效应更大;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对直接控股的地方国有企业和异地投资比例较高的企业进行管控;改革带来的激励变化会促进企业信贷的获得和政府补助的提高。因此,建议提升流动税基的中央集中度,弱化地方政府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干预动机;建立“赋权—控权”的财政激励机制,抑制地区间过度税收竞争及市场分割现象;推进地方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减少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干预和控制。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由于受到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的制约,中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投资效率低的问题,地方政府则通过税收竞争方式争夺资本以促进民营企业提高投资效率.在此背景下,以2002～2018年中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间存在过度的税收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区间合理的资本流动,同时在资本流动过程中,资本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导致税收竞争促进中国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上升受到抑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竞争通过资本流动促进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政策效果在南方地区与第三产业中表现更明显.因此,地方政府需要以适度税收竞争、完善资本市场制度、降低资本错配效率为前提,同时考虑南北差距、产业间的不同特征,才能提高辖区内民营企业投资效率.     

产业集聚、技术并购与知识溢出效应

本文将技术并购视为知识溢出的一种微观过程，考察究竟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在企业技术并购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及其影响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通过知识竞争效应和信息网络效应显著促进了技术并购的发生，但多样化集聚对技术并购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专业化集聚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而多样化集聚并没有类似的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制度环境是决定专业化集聚知识溢出效应能否发挥的重要影响机制，表现为专业化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在民营企业、社会信任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产业集聚知识溢出效应的认识和理解，丰富了技术并购决策的相关研究，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政府竞争、研发资本集聚与创新绩效北大核心

政府竞争会诱导要素流动,间接影响创新生产。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政府行为的直接增长效应,忽视了其创新效应、间接机制以及竞争程度的影响。基于我国1997—2019年省际数据研究政府竞争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竞争不利于创新绩效提升,政府竞争对创新绩效存在门限影响,要求竞争动机和竞争行为适度;政府竞争对研发资本集聚产生倒U型影响,适度的研发资本集聚有利于创新;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与技术市场发育程度也可通过研发资本集聚机制影响政府竞争的创新效应。鉴于此,政府间应实施偏重公共服务的差异化竞争策略,建立优势互补的跨区创新经济圈。     

参加异地商会能抑制企业避税吗？

异地商会作为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以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异地商会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参加异地商会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异地商会主要发挥服务会员和服务社会职能,通过缓解外源融资约束和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两条路径削弱会员企业的避税动机,进而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于企业避税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和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这说明在治理企业避税方面,参加异地商会与税务部门征管、机构投资者监督和分析师跟踪存在叠加效应,即异地商会能否发挥税收治理效应取决于政府和市场机制是否有效。本文从企业避税视角丰富了异地商会的治理效应研究,从社会组织视角拓展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文献,为促进异地商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供经验参考。     

风险投资介入推动了资本跨区域流动吗？——基于企业异地并购的实证研究

资本跨区域流动是优化地区间资源配置、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而金融要素又是促进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推动力。为此,文章从异地并购的视角探讨了风险投资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并探讨了多维管理层特征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参与程度的提升促使被投企业扩大异地并购规模,从而推动了资本跨区域流动;但风险投资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可能发生在各风险投资股东均为非大股东、主导风险投资为非国有产权属性和风险投资联合投资的情境中。(2)风险投资介入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在欠发达地区企业并购发达地区企业的逆流并购的情境中更显著,且风险投资的参与也打破了地理距离障碍,激发被投企业愿意在远距离的异地并购中扩大投资规模。(3)企业管理层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抑制了风险投资参与程度对异地并购规模的促进作用;CEO任期的增加强化了风险投资参与程度对异地并购规模的促进作用。文章提供了风险投资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的经验证据,对优化企业异地并购决策以及推动区域间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政府行为下创新要素流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8年中国内地31省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法探讨政府行为与创新要素流动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就全国而言,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R&D人员和R&D资本要素流动存在倒U型影响,且地方政府竞争与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与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行为可以协同发力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另外,地方政府竞争和政府支持能够促进周边地区创新要素流动,而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仅能影响周边地区R&D人员流动。在分区域研究中,东部地区3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创新要素流动均存在倒U型影响,中部地区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行为发挥倒U型作用,而政府竞争和政府支持行为发挥正U型作用;地方政府行为协同对中西部地区创新要素流动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东部地区影响甚微。     

税收竞争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争夺流动性要素的主要手段之一。本文以税收竞争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宏观政策对微观决策的影响机制。构建了一个简单的静态模型,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税收竞争对企业投融资行为有显著的影响,税收竞争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显著促进企业增加投资6.5个百分点,同时会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税收竞争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只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税收竞争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为破解产能过剩以及降低企业杠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会诱发过度投资吗*

政府行为的策略变化是否会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化？本文以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为切入点，研究其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测算出企业投资效率并保留其中过度投资的样本；其次利用地级市经济社会数据构造出税收竞争指标，实证检验税收竞争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并进行相应的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研究发现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企业过度投资，而且对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破解产能过剩等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市场化进程对公司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影响研究——嵌入公司终极产权的分析

理论上普遍认为市场化进程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影响到公司的行为决策,进而影响到经营效果。然而更具体的命题是: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公司内部的资本结构,进而影响投资效率,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验证。以市场化进程为主线,基于资本结构视角,以2008—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治理机制的影响,同时检验终极产权为国有和非国有的情况时,结论是否有差异。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投资效率逐渐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负相关,并且国有企业显著,非国有企业不显著。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资本结构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负相关程度受到抑制,并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在市场化进程中如何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提高投资效率提供决策依据。     

国际化经验、东道国环境与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1891项投资项目数据,本文研究了国际化经验、东道国环境与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中,国际化经验与东道国环境条件之间是互补和替代关系,国际化经验实际上是淡化了区位决策中东道国禀赋因素的正向效应,同时淡化了东道国成本因素的负向效应,弱化了所有东道国条件在区位决策中的价值,使跨国企业可以更多的根据内部资源来进行决策,这使得一些原先不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也可能成为投资的目的地,这一发现有别于前人的认知。     

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商会组织是企业拓展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平台,旨在推动企业之间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上看,参与异地商会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同时助推了企业并购活动。进一步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地区间社会信任具有替代效应,并且提升风险承担的作用,在传统商帮文化浓厚的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企业减轻供应链环节的风险。本文为验证商会的风险共担特征提供了实证依据,为理解商会组织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参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区位偏好,探究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事实,从非正式制度出发,以文化偏好为切入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提出了一种新的微观解释。结果发现：企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更愿意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在运用安慰剂、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揭示,规避投资风险和降低管理成本是企业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的内在驱动机制。本文还发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在增加企业在儒家文化圈投资中存在互补效应。此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中并未找到相关证据。本文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偏好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企业规模、动态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基于高科技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将动态竞争行为分为研发竞争行为和营销竞争行为的基础上,对高科技民营上市公司基于规模变化的动态竞争行为选择倾向及其价值创造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企业规模与研发竞争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性;企业规模与营销竞争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向相关性;企业动态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且研发竞争行为与营销竞争行为相比,研发竞争行为对绩效提升作用更强。同时,本文还考察了资本结构在企业规模与动态竞争行为选择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资本结构在企业规模与动态竞争行为选择关系中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随着资产负债的增加,企业规模对研发竞争行为的正向影响会逐渐削弱,对营销竞争行为的负向影响会逐渐强化。     

企业社会资本、投资机会与投资效率

在中国目前的情境下,社会资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通过社会网络寻求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在当代中国已成为一种主流方式。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论嵌入到公司投资行为中进行分析,梳理公司投资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资本对上市公司投资机会及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对公司的投资机会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能提高投资效率。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社会资本在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内容,而且从微观层面验证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经济价值。     

市场分割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害——来自企业并购的证据

中国市场分割是否存在,进而是否损害资源配置效率?文章从企业并购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购具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改善企业公司治理、提高企业价值的功能,但是并购也意味着被并购企业控制权的转移,这会对被并购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就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可能引致地方政府的干预.研究发现,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企业进行异地并购困难重重,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异地并购的障碍得到有效的缓解,这说明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市场分割状况得到改善.     

技术并购能够带来技术创新效应吗 ——收购公司成长潜力视角

选择2009—2017年我国A股高科技产业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技术并购能否给收购公司带来技术创新效应，以及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对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从两维度区分不同类型技术并购以检验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结果发现：技术并购能够显著带来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和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收购公司成长潜力越大，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越显著。此外，相对技术进入型并购，技术巩固型并购更能给收购公司带来显著技术创新效应，而国内技术并购与跨境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     

政府引导基金与公司现金股利：融资造血抑或创投驱动

政府引导基金作为新时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财政工具,意在发挥国家资金杠杆作用,驱动企业投资创新,在释放社会资本活力、激发投资意愿的同时,亦会引发企业财务活动及利润分配的连锁反应。本文以2015—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意愿和分配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未因其具有“融资造血”功能而提高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意愿与水平,而“创投驱动”功能则显著降低现金股利分配意愿和分配水平;且“创投驱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即在国有企业、企业主导型创新创业发达地区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明晰作用机制发现,受政府引导基金支持的企业,其资本投资支出和创新投入增加,进而导致股利分配减少,符合“创投驱动”的理论预期。以上研究结论使政府引导基金作用于微观企业创投活动及其财务变化的机制渠道更加清晰,并揭示了政府引导基金影响微观企业的逻辑关系,对推动政府引导基金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