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关系

数字经济与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对区域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98个城市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研究表明：①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数字经济水平增速大于经济发展水平;二者均存在空间差异性,下游城市的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均相对较高,上、中游则与之相反。②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整体耦合协调水平实现了轻度失调向初级协调转变;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整体趋势。③耦合协调度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但随时间推移,空间自相关性减弱;耦合协调度的“高-高”集聚区域整体变动不大,“高-低”集聚区域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分布状态,“低-低”集聚区域保持下降趋势。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时空耦合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时空演化视角,运用非期望产出导向的SE-SBM模型和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测度中国30个省域2004—2019年水资源利用效率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空间相关性特征及空间驱动因素。研究表明,我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数水平较高,但呈现下降态势,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较低,却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我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和高质量发展耦合度多处于濒临失调的水平,但趋好态势明显,同时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性,呈现出由东向西的梯级分布格局,东部最高,西部最低。我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性显著,“高-高”型和“低-低”型集聚的分布具有稳定性,且其空间驱动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市场化水平、城镇化等。各省域在制定适宜本地发展政策的同时,也应当增强区域间的协同治理能力,发挥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共同实现水资源利用效率和高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     

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耦合协调及动态演进

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对于加快中国现代化新征程至关重要。基于新发展格局视角，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生态三个维度构建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13个城市2011—2020年的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绿色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城市绿色发展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存在地区差异；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增长，“东部＞西部”的阶梯状分布，低水平城市占比减少，中水平与高水平城市占比增加的演进趋势，具有明显正向空间集聚特征。据此，从环境污染、低碳理念、生态文明的角度提出合理建议。     

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26项指标,对四川省21个市(州)2006～2015年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情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四川省整体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度较低,但总体上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个别市(州)出现相对下滑趋势;整体耦合度在时间上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在空间上差异较大,耦合协调度较高的是成都、绵阳、攀枝花,较低的是巴中、甘孜州、阿坝州,耦合度较高的区域主要是成都平原和攀枝花地区,耦合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川西和川东北地区。本文认为生态滞后与经济滞后都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据此提出四川省未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淮海经济区文旅融合发展空间分异及其优化研究

通过构建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BP神经网络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淮海经济区10地市文旅融合水平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淮海经济区文化资源具有一定“集聚性”，文化资源丰裕度呈现“十”字型分布特征，各地市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差距显著；文化资源丰裕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整体上呈轻度失调状态，且内部差异较大，大致呈鲁南＞苏北＞皖北＞豫东的空间分异特征；文旅融合过程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与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对福建省2016—2020年乡村高质量发展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从区域角度看，科技特派员制度与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协调发展度均呈现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呈现沿海大于山区的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类型仍处于磨合阶段。提出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深化机制体制创新、培育壮大区域特色乡村产业、重构乡村科技服务模式等对策建议。     

长三角三大都市圈机场群与城市群的战略协同——基于数字化跃迁视角

文章基于2013—2021年长三角地区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面板数据，先构建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再通过新冠疫情前后数据计算，分别对每个都市圈机场群与城市群发展指标总贡献、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比较分析，据此精准判定三大都市圈每年的耦合协调等级。实证发现：从空间上看，上海都市圈无论是耦合度还是耦合协调度，都始终高于南京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从时间上看，上海都市圈近九年来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协调状态，而南京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在遭遇疫情冲击后，耦合协调等级显著下降。研究表明，后两者的机场系统和城市系统亟待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同时应高度契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路径嵌入并提高发展韧性。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

为探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寻找影响两者协调关系的因素,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黄河流域9省区2008—202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化,并结合障碍度模型进一步探讨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大,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空间分布不均且省区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的特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成为影响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素。     

数字经济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耦合关系——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经济与可持续协同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文章结合2011—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市数据，运用PLS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及耦合关系。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水平逐年增高，数字经济主导维度以“电信费用→软件从业人数→移动电话用户→互联网用户→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顺序转变；长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呈逐年上升态势，且变异系数逐年递减，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移动电话用户、互联网用户、数字普惠金融是驱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极重要因素；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两者具有较好的耦合性，且趋于良好协调性。     

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协调水平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

文章以2010—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格局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总体呈缓慢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化主要以递次转移为主、跨级转移为辅，并形成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双极化辐射区；高质量发展重心轨迹波动较大，总体上向东南方向移动；高质量发展协调水平驱动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经济实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集聚能力呈现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可为协调推进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四川省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

交通优势度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观测区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可揭示区域交通与经济发展间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矛盾，从而为区域交通规划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采集四川省183个区县交通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测算县域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可以观察到四川县域交通与经济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以成都平原经济区为核心逐渐向外围减弱以及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     

区域创新系统视域下福建科技服务业耦合发展研究

科技服务业与区域创新系统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在概述福建区域创新系统和科技服务业的基础上，阐述科技服务业耦合发展内涵，进而构建评价模型，运用熵权法实证分析耦合协调性。结果表明，样本区域系统在观测期内的耦合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但分化明显，整体呈现出“沿海高内陆低”的分布格局，耦合发展亟需向纵深推进。     

基于GIS的中国钢铁企业时空演变格局研究

以1916—2008年中国钢铁企业数据为基础,基于GIS技术,利用区位熵、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钢铁企业分布格局分阶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时间尺度上,近100年来我国钢铁企业布局的集中度逐渐降低,大型企业市场影响力不足,中小企业数量过多;在空间格局上我国钢铁企业逐渐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扩散,集中度东高西低。     

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灰色关联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引擎。基于浙江省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之间复杂、交叉、多维的互动关系，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收集2012—2021年的经济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之后利用灰色关联模型测算关键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数字经济影响权重最大，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影响权重最大；10年间，浙江省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并总体处于稳定上升趋势；96.88%的浙江省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指标平均关联度大于0.65，耦合作用较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和“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是关键影响因素。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性研究

文章运用PVAR、耦合协调和莫兰指数模型对我国2015年—2019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耦合协调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两系统发展水平呈波动式上升态势,但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性较明显;在互动关系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我国整体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且从东部到西部梯度递减;在耦合协调空间关联关系上,东部地区呈“高—高”聚集特征,西部地区呈“低—低”聚集特征,中部地区则不显著。今后应进一步发挥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提高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构建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长沙市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在2011—2019年耦合协调关系以及演变过程,利用灰色预测GM（1,1）模型对其2020—2023年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模拟。研究结果发现,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发展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且智慧城市发展水平高于生态环境水平;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均分布在0.8~1,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趋于上升发展状况,且到2016年已经达到初级协调状态,但是距离优质协调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2020—2023年长沙市智慧城市—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预计将呈稳步上升趋势。未来,长沙市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以黄河流域9省区为研究单元，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2004—2019年旅游经济、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科技创新发展极化现象显著，而生态环境发展态势趋于平稳；时序分析方面，黄河流域各地区2004—2019年协调度为0.215～0.890，省际差异显著；空间演变方面，黄河流域三元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现出“中下游高，上游低”的空间格局。     

南昌市旅游经济与交通运输协调发展研究

旅游经济与交通运输关系紧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两者之间的高质量协调，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特选取了24个反映旅游经济与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指标，对2005-2015年南昌市旅游经济与交通运输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南昌市旅游经济与交通运输综合发展水平均取得了较快发展，两系统的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也都呈稳步上升态势，但2013年以来，交通运输对旅游经济的支撑能力有所减弱。今后南昌市应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建设，以此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使综合效益达到最优水平。     

安徽区域创新与县域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研究

以安徽省国家级创新型县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区域创新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2015—2020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且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变化差异不同;同时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但协调等级较低,说明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并不匹配,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处于不均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