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研发知识溢出: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基于非物化型知识空间溢出视角的对比

线性结构的Coe-Helpman模型只能测度货物贸易的物化型知识溢出效应。本文基于非物化型知识的空间属性将线性结构的Coe-Helpman模型在空间维度扩展为具有非线性结构的Coe-Helpman-Durbin模型,用于对比研究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非物化型知识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中国31省1992-2011年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非物化型知识的首次溢出均未能提升贸易进口地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但服务贸易非物化型知识的二次溢出却提升了进口地以外其他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而货物贸易非物化型知识的二次溢出仅提升了进口地以外其他地区的技术效率。     

农产品贸易促进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农业绿色化转型与可持续性发展。基于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选择SBM-ML指数法,利用MaxDEA软件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模型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产品贸易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其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化发展的正向溢出作用越明显。因此,各省份要推动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当依照地区贸易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关农产品贸易政策,充分发挥农产品贸易的正向溢出作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基于知识溢出的国际贸易环境技术效应研究

传统贸易环境技术效应研究忽略了对外贸易知识溢出对环境的影响。本文对经典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嵌入知识溢出变量,基于非物化型知识空间溢出属性将其在空间维度扩展成非线性结构,检验对外贸易知识溢出环境技术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及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二分性。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与辖域内、外经济增长同时构成倒U型关系,但人均收入水平还未逾越能激发清洁生产技术自主创新的"拐点";对外贸易知识溢出的环境技术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其中辖域内物化型知识溢出引致的生产规模效应大于非物化型知识溢出引致的资源集约效应,辖域内贸易环境技术效应为负;非物化型知识跨区域溢出在辖域以外的其他地区引致资源集约效应,辖域外贸易环境技术效应为正。本文建议发展中国家应注重利用对外贸易知识溢出改善环境质量。     

服务贸易知识溢出的环境效应: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本文针对服务贸易非物化型知识溢出的地理属性,对经典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嵌入服务贸易知识外溢变量后将其扩容为空间结构,基于中国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服务贸易非物化型知识溢出降低贸易所在地废气污染水平,还降低贸易所在地以外区域的废气污染水平;废气污染同时与所在地区及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构成倒U型曲线关系,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未同时逾越空间双倒U型曲线"拐点"所要求的激发清洁生产技术自主创新的门槛值.因此,政策建议需重视生产性服务业、提升服务贸易比重、消除服务贸易隐性知识空间流动的地理和经济阻碍因素.     

中国省域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及溢出

本文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ML模型对全国30省2004—2016年的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通过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探讨其时空演进特征,并借助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动态演进规律,省域间物流发展协调度有待提高;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特征,表现为生产率较高的省份趋于相邻,生产率较低的省份趋于相邻;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交通网络密度、物流能源强度、交通运输强度和人均GDP,各影响因素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市场化进程的正向溢出效应最高,对外开放程度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溢出效应为负。     

财政支出、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财政支出、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析框架,采用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考察1998—2010年中国大陆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分项财政支出中,教育、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就业支出与技术进步均具有正相关性,而农业支出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显著;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尤其是教育和公共服务支出对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会产生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等企业外部环境影响，本文提出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理论假说；运用数字产品进口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测度方法以及2000～2013年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区分产品类别后发现，数字资本品和ICT产品进口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明显；区分企业类型后发现，外资企业进口数字产品比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作用更大；区分贸易方式后发现，采用加工贸易方式的企业促进作用优于混合贸易和一般贸易；区分行业后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3）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市场竞争对其有调节效果，而当地数字经济水平调节效果不显著。据此，本文认为应强调差异化策略，细化数字产品进口品类的优惠措施，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数字贸易，根据行业类别、企业性质选择进口不同类型的数字产品，发挥数字产品进口技术溢出的最大效用。     

贸易伙伴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基于I2C、NI2P、NI2E和E2C、E2P细分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借鉴国外学者最新贸易划分方式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伙伴国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所有类型的贸易中,并非所有类型的贸易增长都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其中E2P贸易和NI2P贸易未起到带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效应,这与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外贸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发达贸易伙伴并未完全起到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其细分贸易中的E2P贸易和NI2P贸易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不发达贸易伙伴国的NI2E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进口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各地区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

进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两条主要渠道。本文在对CH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考察了进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使用面板数据就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东、中、西部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进口和外资产生的技术溢出促进了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其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进口与企业技术进步: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样本,探讨我国企业进口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结果显示:进口对企业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体现在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两个方面,即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进口,剔除加工贸易企业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通过倾向性匹配和平均效应分析,本文发现选择进口的企业相比没有进口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并持续提高;出口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通过进口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相比一般贸易企业而言要低,但是依然显著为正;本文结果在不同采样和指标度量模型中均显示稳健。     

生产性服务贸易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

随着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发展,生产性服务已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主体内容。本文以生产性服务贸易为研究对象,从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微观机制出发,采用1997年到2014年的相关数据,建立相关计量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进口与国内研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     

“邻居”异质性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分析

文章基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在镇(乡、街道)一级的尺度上考察了"邻居"对出口企业生产率贡献的影响,分层线性模型(HLM)估计显示出口企业生产率进步的确存在邻居的知识溢出效应,即"邻居企业"生产率(Ntfp)每提升1%,相应地促进本镇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0.24个百分点。更深层次地从"邻居"的行业异质性、空间异质性和资历异质性三个层面,多维度检验了"邻居"知识溢出效应的价值。从镇级邻居的行业异质性看,同行邻居的专业化知识溢出相比广义(非同行)邻居的多样性知识更加显著,前者生产率提升更能够促进同镇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进一步发现"新邻居"的新知识溢出对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贡献相对显著。     

中国FDI、OFDI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部六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部6省2003～2011年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建立回归模型测算FDI、OFDI、区域自主创新和中部六省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影响这种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研究结论显示,中部地区的FDI和自主创新能够推动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OFDI则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效应。另外,影响因素研究中,人力资本因素仅对OFDI具有正效应,而技术因素则同时对FDI和OFDI的溢出效应有推动作用。     

门槛效应、制造业地区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贸易开放的视角

本文采用门槛模型回归方法,利用中国27个省市1985-2007年的地区制造业数据,在贸易开放的视角下对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随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逐步增大,存在门槛效应。在开放条件下,集聚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影响,而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却为负,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制造业地区集聚的负外部性以及重复投资等问题。     

上海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在运用包络数据方法测度Malmquist指数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研究上海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上海主要集中体现了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纯技术效率的小幅、长时期提升,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还主要体现为负向影响效应。同时,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上海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素中来自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的信息逐渐增多,即加快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有利于科技企业技术进步,其中要以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为突破口。     

新世纪以来我国FDI外溢效应的俱乐部特征

本文测算了2001-2008年间我国大陆各省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利用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均GDP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了FDI与TFP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2001-2008年间,我国TFP整体呈上升态势,但TFP水平和增速在地区间不平衡的现象比较突出。FDI的外溢效应呈现俱乐部特征:在经济发达地区,FDI会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而在欠发达地区FDI则不会产生正向的外溢效应。     

国际研发、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进口贸易的研发外溢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7—2015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各省进口贸易的国际研发溢出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应的影响,并控制了各省研发资本、研发人员的投入。实证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的国际研发溢出对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资本品的进口。国内研发资本只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人员越多越能带来技术效率的改善。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的研发外溢只对东部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西部区域的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中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本区域内的研发资本投入。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严格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能使进口贸易研发外溢资本,尤其是资本品进口贸易的研发外溢资本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双渠道技术溢出、技术进步和我国经济增长绩效——基于四因素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本文选取物化技术溢出渠道的两个因素——FDI和进口以及非物化技术溢出渠道的两个因素——专利和信息技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上述四要素的技术溢出模型,实证分析得出:对中国TFP贡献度最大的是本国的研发存量,其次是FDI技术溢出,接着是专利技术溢出;进口溢出和信息技术溢出效应为负,且进口和专利技术溢出对我国TFP的作用不显著。该结论用脉冲响应函数也同样得到证实。因此,我国应注重自主研发的培养,从效率上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为检验近年来我国迅速增长的OFDI是否获取了来自投资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本文运用我国2004-201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和"国际R&D溢出模型"的动态形式,实证分析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现阶段OFDI传导的国际R&D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逆向技术溢出的产生有一定的时滞性;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东、中、西部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依次减弱;国内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和负向的"双重作用"。     

FDI垂直溢出分解、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通过将FDI经由总中间投入产生的两种垂直溢出效应分解为经由国内投入和中间进口的四种垂直溢出,并考虑投入产出效率的动态变化,对中国制造业FDI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外企通过提供给下游行业中间进口而产生的前向溢出有助于技术进步的提升,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水平溢出、外企通过提供给下游行业国内投入产品而产生的前向溢出、外企通过购买上游行业所提供的国内产品而产生的后向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均为负,并且各种FDI技术溢出效应似乎有降低技术效率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