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分析

采用生产函数法和四川省1993-2009年度宏观经济数据,估计四川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以此分析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对四川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建议。     

基于索洛模型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研究

本文利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对选取的湖南省1991年~2014年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各要素对湖南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资本投入在湖南经济增长中占据主要地位,接近贡献经济增长的60%,其次是技术进步,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资本产出弹性以及劳动产出弹性之和小于1,湖南经济增长呈现出规模效应递减,本文的研究对研究湖南省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保障房项目建设与金融支持:理论机制与政策选择——基于内生增长和乘数效应的双重视角

保障房项目建设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保障房项目建设必须依赖金融体系的高效支持。本文基于内生增长与乘数效应的双重视角,分析了保障房项目建设的金融支持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保障房项目建设的金融支持体系,并以此为依据,从供给与需求两个层面设计了保障房项目建设的金融支持政策。研究表明,在内生增长下,金融体系发展程度对保障房项目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在乘数效应下,金融体系促使保障房项目的投入-产出规模形成投资乘数效应,从而推动保障房项目的发展。本文的上述论点将为高效发挥金融体系对于我国保障房项目建设的金融支持效能,指导我国保障房项目建设的科学化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政策参考。     

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把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支出放入到理论模型中进行分析,得出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假定,来判断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存在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以及这个"挤出效应"是否阻碍经济持续有效增长;利用1980～2010年的数据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验证,实证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挤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显示出比基础设施投资更强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湖南宏观经济模型与经济波动

针对湖南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高于全国这一事实,建立一个湖南经济波动的预警模型.同时以政府消费和出口为先决变量,以GDP、居民消费和投资为内生变量,利用3SLS法建立一个联立方程组作为湖南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分析表明,政府消费对GDP等重要变量的乘数效应较大,因而应加大对政府消费的调控.在此基础上,结合ARMA模型和宏观经济波动模型对2010年以前的GDP、消费和投资增长率进行预测,通过系统化分析方法量化以上变量的无警区间,结果表明湖南未来几年的GDP、消费和投资波动将趋于稳定.     

金融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以京津冀为例

本文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方法探究了京津冀金融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的财政缺口、固定资产投资与金融机构资产对GDP均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但影响弹性不同。财政缺口每增长1%,对GDP增长的影响在河北和天津两地为0.4%,北京为0.07%;而北京的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大约为0.7,该指标远高于河北和天津两地。     

资本投入、市场潜能与经济增长——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理清资本投入和市场潜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深入贯彻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为例,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在测算44个国家1995－2018年生产率资本存量和市场潜能的基础上,对44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资本投入是“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资本投入每增加1%,经济平均增长0.361%;（2）空间溢出效应是“一带一路”44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市场潜能每增加1%,经济产出平均提高0.419%,超过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3）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产业集聚和居民消费是资本投入、市场潜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两条渠道。本文的研究为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投入和市场潜能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索“一带一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社会核算矩阵(SAM)核算乘数的衍生及路径分析

核算方法的改进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是个重要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以及在宏观模拟领域,社会核算矩阵是最新的发展.社会核算矩阵的设计类似于"扩展的"投入--产出表和"封闭的"投入--产出模型.但是,投入产出模型存在局限,没有描述出增加值和最终支出的相互关系.用社会核算矩阵进行乘数分析和结构路径分析则把生产与收入和其他累积生产效应区别了开来,从而弥补了投入产出模型的不足.     

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研究——基于金融摩擦与“超低利率”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宏观调控的精准性日益受到重视。就财政政策而言,精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离不开财政支出乘数的科学测算。然而,现有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的定量研究非常缺乏,且忽视如下两个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金融市场摩擦严重,基准利率已降至历史低位。有鉴于此,本文首次将金融摩擦与"超低利率"同时纳入中国财政问题研究框架,并突破已有文献多关注财政支出产出乘数的限制,系统测算了产出乘数、就业乘数、消费乘数和投资乘数。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支出的产出乘数、就业乘数、消费乘数与投资乘数分别为3.44、2.13、0.73和5.74;忽视刻画金融摩擦和"超低利率"将较大程度上低估中国财政支出乘数;金融摩擦与"超低利率"彼此加强,导致综合效应显著高于二者各自效应的简单相加。     

保险企业的投入产出实证分析——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为例

保险行业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客观上也存在生产函数。本文选取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作为保险业的一个典型样本,对投入产出模型用协整方法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保险企业在产出上存在规模效应,并且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正,但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略小于零,同时应该加快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基于广东省的空间计量研究

本文基于1994～2009年广东省的相关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总产出弹性为0.347,且珠三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要高于非珠三角地区。同时,通过对东、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差异进行对比,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是有效的。     

贷款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量化研究:以上海为例

在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贷资金投入的推动，而这种推动作用存在着时滞。本文在分析上海市贷款增长和GDP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基础上，尝试建立贷款增长与经济增长滞后效应回归模型。以根据即期贷款增长的情况预判未来经济增长情况。     

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碳排放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

文章根据我国2007—2021年数据，建立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研究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碳排放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为双向促进关系,且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有更大的乘数效应;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为双向促进关系,且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更大的乘数效应;技术进步（非能源偏向性技术占主导地位）促进二氧化碳排放,而二氧化碳排放对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由此可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从资源消耗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且技术进步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路径依赖效应明显。因此，我国应积极改善经济增长方式，依靠创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改善能源消耗结构等完成减排目标。     

寿险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通过对1998年到2014年河北省寿险保费收入和河北省生产总值(GDP)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格兰杰因果关系,脉冲响应还是方差分解,都说明河北省寿险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对GDP增长率有一定的影响效应,但是GDP增长率的变化对寿险收入增长率并没有很大的影响效应。因此,寿险在推动河北省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面对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机遇,政府可以利用寿险资金具有规模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特点,充分合理引导寿险资金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进行投资,推动经济发展。     

财政性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VAR理论、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经济学方法与模型,对1991至2012年我国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对二者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协整关系,同时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建立VEC模型后,基于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表明,经济增长对教育投入的响应有一段滞后期,之后会越来越明显,而经济增长对教育投入则不存在滞后且呈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因此我国应采取长期政策积极建立教育投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同时应提高教育投入在GDP中的占比.     

高房价下山东省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

本文选取2009-2013年山东省17地市两位数制造业统计数据,分析了山东省制造业集聚的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测算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制造业集聚以及房价上涨对制造业产出的空间效应.本文的实证过程中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权重矩阵,结果显示,当前山东制造业生产过程中,资本投入的直接效应较小,溢出效应较大;无论采用何种权重衡量,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均远大于资本投入,且制造业中劳动力为稀缺要素.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索洛模型,对1952～2009年我国的产出和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TFP)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回归,得出了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并对1952～2009年各要素的增长率和贡献率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出的大部分贡献来源于资本,劳动者和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为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型增长,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实现集约型增长,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索洛模型,对1952～2009年我国的产出和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TFP)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回归,得出了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并对1952～2009年各要素的增长率和贡献率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出的大部分贡献来源于资本,劳动者和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为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型增长,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实现集约型增长,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     

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绩效分析与结构优化——基于陕西省1978-2006年的数据

基础设施会长期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以陕西省为例,作者在分析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现状,结合现状分析和对各类支出经济绩效的评估,在力争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的前提下,为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需要提高基础设施支出在GDP中的比重,按照各项支出对经济的弹性系数改进投入方向,调整对经济作用较弱支出的内部结构。     

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的合理性判定——货币政策的新参考

本文基于我国1985—2014年度GDP与M2的数据,深入分析了我国GDP与M2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我国M2的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都处于下降趋势;货币投放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不断弱化,我国靠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会越来越弱;在关注GDP的情况下,虽不能找出最优的M2的供给量,但却能识别M2的供给是否不足,即能找出"GDP产出第二阶段"的开始点;产出的货币弹性概念综合了边际值与平均值,亦可参照我国产出的货币弹性来观测M2的供给是否合理,从而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