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创电子器件企业区位因子研究

集成电路等电子器件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战略性产业,其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以集成电路为中心的电子器件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兴起了电子器件的创业热潮。本研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分析该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新创电子器件企业区位因子。研究发现:(1)该产业区位呈现出了一定的延续性。以原有电子器件产业为基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仍维持着重要地位,吸引了大量新创电子器件企业进入。(2)该产业区位也有所变化。重庆、成都、吉安、合肥等原有电子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城市通过引进龙头企业,促进了新创电子器件企业空间集聚。(3)从整体来看,知识复杂性高、经济全球化水平高以及有产业政策扶持的城市,新创电子器件企业进入的概率较大。     

产业集群演进的三阶段模型

本文分析了企业集群、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三者的联系与区别,指出了产业集群是企业集群随着产业集聚进一步演化而形成的,从理论上对企业集群——产业集聚——产业集群这一逻辑进行了分析,并将这一演进过程模型化。     

产业集群演进的三阶段模型

本文分析了企业集群、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三者的联系与区别,指出了产业集群是企业集群随着产业集聚进一步演化而形成的,从理论上对"企业集群--产业集聚--产业集群"这一逻辑进行了分析,并将这一演进过程模型化.     

产业集聚引导探究

产业集聚和转移对产业发展极其重要,可以带来产业集聚效益。在一个经济区域内产业的初始集聚是比较困难的,主要是因为集聚效益的外部性以及其所有权的不清晰,企业大部分情况下无法完成自发集聚。引导产业在某一经济区域初始集聚,给集聚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或者优惠是必须的,直至该区域的产业集聚具有自我增强的能力。初始集聚产业的选择必须考虑该经济区域的产业发展历史,以及原有的各种要素禀赋。     

产业集聚的决定性因素与地方政府作用

产业集聚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形成产业集群组织的过程,通过集群中的集体学习、地理临近、相互信任和技术创新溢出等内生成长因素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产业集聚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是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演化的自发结果,是企业出于自身需要通过市场选择的自发过程,企业是产业集聚的主体,区域的人口、社会文化和自然资源等固有条件"锁定"了在该区域形成产业集聚的初始形态。产业集群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在外部性方面产业集群无法替代政府功能。政府是外因、影响者,通过影响促使企业产生集聚的成本,在公共产品和政策方面引导产业集聚。在此基础上,围绕集聚的外部性,本文对产业集聚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制度环境、组织合法性与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基于武陵山片区和罗霄山片区两个特困地区的调研分析

基于武陵山片区和罗霄山片区两个国家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407家农民工新创企业的调查数据,考察特困地区制度环境、组织合法性对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特困地区制度环境的3个维度（规制环境、认知环境和规范环境）和组织合法性的3个维度（实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均正向影响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制度环境对农民工新创企业组织合法性也具有积极影响,组织合法性在制度环境与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之间还具有中介作用。特困地区农民工新创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各层面制度环境的调整及完善,农民工新创企业可以通过增强组织合法性来促进自身成长,而其合法性地位的增强又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制度环境,积极提升农民工创业的组织合法性,以促进农民工新创企业的健康成长。     

产业集聚形成机理及其竞争力的经济学分析

以往产业集聚理论不同程度地强调了集聚是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自发形成的。本文以此观点为基础从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层面入手,按照经济学上对“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判断,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决策模型和产业集聚竞争力分析模型,分别对产业集聚行为产生的内在机理和产业集聚竞争力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最后得出行业的附加值、技术增长率和集聚内厂家数量的年增长率是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关键影响因素的结论。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以制度质量为视角,构建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影响的理论机制。同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针对理论机制的三个研究假说进行验证。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方法以及Heckman选择模型对理论机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业集聚通过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通过对不同行业类型、不同窗口期样本以及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计量检验发现,三种研究假说依然稳健。同时,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建设的制度质量视角的进一步讨论,再次验证了产业集聚通过制度质量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有重要影响。在对渠道进一步识别时发现,金融制度通过融资成本影响企业出口决策,教育制度通过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因此,产业集聚通过金融制度与教育制度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微观渠道是企业融资成本与企业创新活动。     

基于治理能力的新创企业公司治理研究

目前中国大部分新创企业存在着较大的治理隐患,因此对于新创企业治理能力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以治理能力为核心,以治理机制为突破点,结合新创企业内、外部治理的状况及问题,探讨了在一定治理目标下的治理优化模式,并且分析了合法性与新创企业之间的关系。     

关于甘肃经济增长的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产业集聚理论设定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并根据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料,做出实证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率与区域人均产出集聚指标、企业单位数集聚指标、企业总产值集聚指标都呈正相关系.区域经济的增长,一方面可以提高区域现有企业的产出,有利于产业的集聚;另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企业或产业的集聚,从而也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促进甘肃的经济增长,缩小东西部差距,最首要的任务不是大规模的硬件投资,而是要构建宽松的区域制度环境.     

国际新创企业的企业家特定能力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

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企业的国际化运营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际创业已成为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获取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国际新创企业的发展现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针对国际新创企业的企业家特定能力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国际新创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新创企业的企业家特定能力研究的理论框架,希望对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创业机会识别和利用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

国际新创企业是国际化经营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并且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对传统的国际化理论提出了挑战。由于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市场环境和技术水平,国际新创企业与传统国际化企业对国际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利用也往往表现出差异。因此,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国际新创企业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对国际创业机会识别和利用情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新创企业的创立和成长过程。     

县域产业集群的金融需求问题研究——基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分析

金融业为县域产业集群的升级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文章运用产业集聚外部效应理论,分析了县域产业集群企业金融需求的层次、内容、特点以及产业集聚对集群内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指出金融业应针对集群企业外部集聚效应的金融需求特点,构建适合县域经济发展特点的以商业性中小金融机构为主、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辅的金融组织框架,以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企业异质性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

以Ｂａｌｄｗｉｎ和Ｏｋｕｂｏ的异质性企业自由资本模型为基础,探讨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产业空间集聚的微观机制。研究表明：产业空间集聚程度与资本支出规模、贸易自由度和迁移企业的生产率密切相关。因此,政府在引导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时应综合考察区域的资本支出规模、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与贸易开放程度等因素,合理引导企业进行迁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由交易的专用性看产业集聚的形成

产业集群所表现的强大的竞争优势,引起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交易的专用性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建立了企业选择交易实现方式的模型,对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对我国发展产业集群的启示。     

基于哈大齐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大庆生态城市构建

黑龙江省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企业集群效应,提出发展哈大齐高新技术产业带。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发展区域生态经济的重要模式———生态城市。因此,在建设哈大齐高新技术产业带过程中,构建大庆生态城市是实现大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企业集群的必由之路。     

产业集聚与企业集群产业环境

创业基本上是进入一个现有的产业，加入到一个价值链中。初创企业在与大企业竞争中都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为此要考虑产业集聚与企业集群，尽量避免与大企业竞争，而与大企业分工协作，成为其配套的上游或下游企业。     

集聚经济测度方法前沿综述

本文在分析不同集聚经济形式及其理论基础后，对集聚经济的各种测度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发现目前集聚经济的测度方法可以概括为四类，分别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分析集聚因子对企业产出或生产率的影响来直接测度、分析集聚因子对产业或区域层面总产出或平均生产率的影响来测度、分析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数与产业或区域层面总产出或平均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来测度，以及通过分析要素价格空间梯度特征来对集聚经济进行间接测度。     

基于区位商的产业集群集聚度研究——以我国纺织产业为例

产业集群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采用区位商法对我国纺织企业的产业集群集聚度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产业集群内纺织企业的经济效益持续增长,经济发达程度在推动产业集群的兴起与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用纺织行业工业产值计算的区位商是判别我国纺织产业集群集聚度的一种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