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的决定性因素与地方政府作用

产业集聚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形成产业集群组织的过程,通过集群中的集体学习、地理临近、相互信任和技术创新溢出等内生成长因素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产业集聚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是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演化的自发结果,是企业出于自身需要通过市场选择的自发过程,企业是产业集聚的主体,区域的人口、社会文化和自然资源等固有条件"锁定"了在该区域形成产业集聚的初始形态。产业集群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在外部性方面产业集群无法替代政府功能。政府是外因、影响者,通过影响促使企业产生集聚的成本,在公共产品和政策方面引导产业集聚。在此基础上,围绕集聚的外部性,本文对产业集聚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天津物流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物流行业顺应市场发展的形势而迅速崛起,物流基地、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等项目也促进了物流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从产业集聚的理论出发,物流产业的集聚在加快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的健康发展方面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区域经济冲突化解,更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帮助区域经济可持续化发展。作为北方工业经济的重点区域,天津的物流产业集聚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不容忽视。因此,本文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天津物流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天津物流产业集聚是促进天津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并提出了提升天津物流产业集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相关建议。     

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区域比较

产业集聚作为产业演化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中国制造业的布局呈现出良好的集聚性,大多数的产业都存在集聚状态。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发展迅速,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较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集聚程度密切相关,产业集聚在促进各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因此,加快落后地区的产业集聚,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     

基于区位商的产业集群集聚度研究——以我国纺织产业为例

产业集群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采用区位商法对我国纺织企业的产业集群集聚度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产业集群内纺织企业的经济效益持续增长,经济发达程度在推动产业集群的兴起与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用纺织行业工业产值计算的区位商是判别我国纺织产业集群集聚度的一种有效方法.     

产业集聚视野下的高技术园区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三种较为成熟的理论 :梯度推移、增长极与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但产业集聚理论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一种新形式 ,不同生产力水平下产业集聚有传统与现代之分。在新经济时代 ,区域经济发展要求的是一种现代产业集聚 ,这种产业集聚的载体是高技术园区的发展 ,现代产业集聚对引导高技术园区的发展具有较大绩效。本文在一个产业集聚的视野范围内 ,循着产业集聚理论逻辑 ,结合我国高技术园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探讨其发展的多维制度创新对策。     

关于甘肃经济增长的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产业集聚理论设定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并根据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料,做出实证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率与区域人均产出集聚指标、企业单位数集聚指标、企业总产值集聚指标都呈正相关系.区域经济的增长,一方面可以提高区域现有企业的产出,有利于产业的集聚;另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企业或产业的集聚,从而也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促进甘肃的经济增长,缩小东西部差距,最首要的任务不是大规模的硬件投资,而是要构建宽松的区域制度环境.     

金融产业集聚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空间集中即产业集聚成为了金融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融产业集聚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它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本文将对金融产业集聚内涵、特点、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对区域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影响。     

原发性产业集群区域选择机理研究——基于组织试验的新视角

现有研究其观点不能很好的解释企业集群区域选择问题。学界的主要观点也认为原发性产业集群的区域选择是一个"偶然事件"。本文在分析现有研究对产业集群现象解释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组织试验的原发性集群触发理论分析框架。分工信息的产生是企业初期模仿集聚的根本原因,产业集聚的区域选择由组织试验所获初始分工信息的属性决定。社会组织试验要面临有效分工信息价值与其试验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应积极营造良好创业的氛围,对试验失败的企业给予支持和帮助,从而有利于区域企业组织试验的蓬勃发展,激活区域经济。     

基于区域协作下的重庆产业集聚研究

产业集聚是经济空间发展的必然过程和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客观要求。在区域协作背景下,运用区位商、集聚系数等指标分析重庆产业集聚的现状特征后认为,在长江上游经济带中重庆应通过产业协调和产业集聚政策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医药业、化工工业等产业。     

金融支持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的实证研究

金融支持是驱动产业集聚和集聚效益发挥的关键因素,新能源产业集聚是促进产业自身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金融如何更好地支持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已经成为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在厘清新能源边界的基础上,梳理评述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辨明了金融支持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的内在机理,筛定赫芬达尔指数对新能源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度,并从信贷规模、证券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4个方面,选取2016—2019年的相关指标月度统计数据,构建新能源产业集聚程度和金融支持之间的计量模型,以实证解析为依据,找准金融支持的短板和关键着力点,进而提出优化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的金融支持相关对策。     

我国中西部典型城市群产业升级的机会甄别与基本路径——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研究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如何加快产业升级已经成为现阶段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为此,合理进行产业升级的机会甄别与路径选择成为重要需求。本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构建了产业升级分析框架,据此设计产业升级识别方法并判别潜在优势产业与生产能力禀赋,对中西部典型城市群的产业升级态势进行梳理,甄别未来产业升级的机会,探索潜在的产业升级基本路径。结果表明：以武汉、长株潭、成渝和中原城市群等典型中西部城市群处于相对边缘的产品空间位置,由此成为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导致现状生产能力禀赋对于产业升级具有较大约束,具有便捷升级能力的潜在机会有限。基于此,促进中西部城市群产业升级的基本路径需要选择有利于缩小产品空间距离与加速显性比较优势扩散的产业作为发展重点。本文结论表明,初始产品空间格局是影响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这直接决定了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数量、类型以及升级过程中面临的潜在难度,并由此进一步指示了实现较快产业升级所要遵循的基本路径。     

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机制——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中国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机制问题,并由此系统地对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不论是静态的影响,还是动态的作用过程,外部性在产业集聚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从静态角度看,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从动态角度看,产业专业化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多样化在统计上不显著;(4)劳动生产率在地区之间可以分为泾渭分明的三个层次,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地区间有收敛的趋势。本文所包含的政策含义是,大力推动地区间的一体化进程,将目前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到某些中部省份,这可能是实现缩小地区差距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产业集聚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演变规律——基于2003-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扩展了STIRPAT模型,测算出了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3年的产业集聚度、城市污染综合指数和环境规制水平,并探讨了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城市污染或减少城市污染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某个临界点,实证检验表明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呈现出“U”型演变的规律,产业集聚度的对数3.1161为拐点。基于此,提出了产业集聚生态化发展模式观点,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和城市功能分区发展模式,使得产业在集聚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但污染排放并不相应增加,从而产业集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呈现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此外,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以及优化产业结构也是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途径。     

中国工业布局变动趋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1952～200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地区变异系数,发现我国工业布局经历了“均衡-非均衡-收敛”的变动趋势。文章利用1980-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影响工业布局变动趋势的主要因素,得出以下结论：区域政策是影响工业布局的重要因素,优惠政策可以促进地区工业发展;越高的投资水平,越有利于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对外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地区工业集聚也有显著正的影响;劳动力成本对工业布局也有重要的影响。这些结论对于缩小地区工业发展与经济差距有重要启示作用。     

社会资本、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以2000年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各地区信任指数对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信任指数对地区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证实了在我国，社会资本通过加速工业集聚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也进一步表明，社会资本水平上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广东省制造业区域集聚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10年广东省21个市30个制造业子行业的数据对广东省制造业区域聚集情况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广东省制造业的大部分行业都集聚在珠三角地区;第二,广东省新兴制造业和潜力制造业的行业集聚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传统行业的集聚程度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广东省传统行业存在着过度集聚的现象;第三,广东省制造业集聚度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大的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新兴潜力行业,而制造业集聚度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最大的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个传统行业;第四,珠三角一带主要以回归系数较高的电子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和化学原料等新兴工业为主,而广东省其他地区主要以回归系数较低的传统制造业为主。基于上述结论,广东省在发展制造业方面应实行区域差别发展战略。     

公共服务、政府竞争与产业集聚

将地方公共服务、地方政府间竞争及产业集聚发展融入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中,建立三者互动影响机制,利用中国198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PVAR模型进行验证,得出结论:地方政府为实现本地经济增长目标,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吸引产业投资、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但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并不一定能直接促进产业集聚,而必须同其他地方政府展开竞争,在竞争中获胜后才能有效推进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发展能有效刺激地方政府进一步增加投入、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地方政府间竞争和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政府影响产业集聚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     

金融规模对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研究——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SDM)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研究金融规模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究金融规模与产业升级间的关系,以金融规模存量、金融相关比等指标度量金融规模,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刻画产业升级,运用山东省2013—2018年16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实证结果可知,金融相关比可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金融规模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分区域来看,金融集聚和金融效率在不同地区(胶东经济圈、省会经济圈、鲁西南经济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不相同。     

政府公共服务、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

在Fujita、Thisse(2002)和王洪光(2007)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政府公共服务,来分析政府公共服务、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运输成本较低,政府公共服务较完善,则产业集聚将在此地形成。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内地1999～200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产业集聚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原因;人力资本是影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由于尚未达到临界条件,政府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运输成本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但对全国及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