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波动平稳化

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因素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其进行扩展,较好地模拟和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敏感度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增加了投资需求的同时相对减少了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的波动缓和了产出波动而投资需求的波动加剧了产出波动,二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消效应",这可能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在高投资、高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高波动的重要原因。反映动态冲击机制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冲击使得投资产生较大的正向波动,但同时使得消费产生负向波动,这两种波动共同作用,最终使得总产出的波动不是很大,可见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冲击总体上表现为"熨平效应"。     

技术冲击和劳动供给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基于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国内外经济波动的不同特征,构建了用于研究中国经济波动的可分劳动RBC模型,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供给角度考察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在RBC模型框架下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劳动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在固定劳动和可分劳动RBC模型中,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部分;二是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劳动供给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技术进步对改革后的产出、居民消费和就业都产生了正向冲击效应。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效应较小,致使我国的劳动需求增长率明显小于劳动供给增长率,劳动市场供需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导致就业波动较为平缓、失业问题日趋严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分权、区域竞争与倒U形分权效应曲线研究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吗?分权能够一视同仁地促进不同地区相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吗?文章通过构建区域间追赶模型指出:(1)财政分权在带来区域竞争激励并促进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从而使得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倒U形"曲线状.曲线背后的逻辑在于"政治锦标赛"下的竞争压力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并不一样,不同压力来源可能诱发出地方政府的不同努力水平.(2)利用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造四类财政分权指标,证实了分权促进区域内经济增长且依据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倒U形曲线的基本推论.     

公共品多元供给视角下的财政分权: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科学界定财政分权取决于横向(即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公共品供给职能分工)和纵向(即中央-地方关系架构下的责权配置)两个维度相关变量的交互影响。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政府供给公共品结构偏差,难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财政分权又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核心制度载体,优化财政分权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水平,所以,财政分权改革意义重大。因此,应按照横向维度为先、纵向维度为次的财政分权逻辑思路,拓展和深化财政分权的外延与内涵,从而提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的总体构想与政策选择。     

财政分权、民主、媒体意识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分析——以我国农村公路为例

农村公路供给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财政分权度提高将有助于地方政府增加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民主深化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有"效率效应"和"可见效应",但是总体上仍有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媒体意识水平有助于提高农村公共产品可见度,进而有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通过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财政分权、民主、媒体意识对农村公路供给具有正效应.     

财政分权、公共部门效率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

文章基于财政分权与公共部门效率间关系在我国仍未引起足够重视以及国外相关研究尚不成熟的现实背景,首先从理论层面构建财政分权与公共部门效率之间倒“U”形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在构建财政分权组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三种组合指标预测方法和Shannon-Spearman方法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水平重新进行测度;并将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以医疗卫生部门为例,采取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全面测度我国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三种效率指数;最后选择以财政分权作为门限变量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研究发现:(1)当财政分权位于第一和第二区域内,即分权水平小于0.5263时,财政分权水平的增加有利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但当财政分权从第一区制进入第二区域内,即分权水平位于0.3643与0.5263之间时,财政分权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的激励效应出现下降.(2)当财政分权进入第三区域内,即分权水平大于0.5263时,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之间负相关,即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反而不利于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3)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之间的倒“U”形关系主要是通过影响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技术进步实现的.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率的成分分解及稳定性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减缓,我国经济波动也呈现出稳定性趋势.文章通过建立具有货币政策干预的产品市场均衡模型,对我国实际产出波动率进行了成分分解,并将实际产出波动的来源归结为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的作用.通过这些经济冲击方差序列的度量,又对实际产出波动率进行了冲击方差序列的回归检验,发现我国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强度的逐渐平稳是经济周期波动率降低的主要原因,而供给冲击对实际产出波动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仍然需要坚持需求管理的政策导向,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

本文构建了财政税收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引入财政收支冲击的RBC模型能够解释70%以上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政府支出冲击加剧中国实体经济波动,而税收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2)降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带动资本和劳动的供给增加,降低劳动收入税率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降低资本收入税率则起到抑制作用,调整劳动收入税率的政策效果更强。(3)资本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正相关和非对称性,劳动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负相关和非对称性,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共同作用使得结构性税收调整政策的福利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放大作用,两者的反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削弱作用。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2003年SARS疫情冲击的证据

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本文采用倍差法就SARS疫情冲击如何影响企业产出展开了深入分析。结果发现：(1)短期内疫情冲击显著降低了企业产出水平；(2)疫情对企业产出的影响渠道包括需求侧产品的需求萎缩和供给侧单位劳动成本的增加，这两条渠道对企业产出的间接影响效应分别占到总效应的19.16%和1.24%;(3)SARS疫情冲击对不同类型企业产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这些结论不仅为从企业层面科学把握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政府精准施策、帮助企业复苏、恢复经济提供了新思路。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F VIETNAMESE PROVINCES: THE ROLE OF LOCAL PUBLIC GOVERNANCE

This study offers an insight into the public governance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in Vietna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measures are assorted. Applying a sequential (two‐stage) estimation for the panel data of 62 provinces of Vietnam over the 2006–2015 period, we find that firs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Vietnamese provinces. Second, the effects of public governance on economic growth vary across provinces depending on various levels of local public governance. Interestingly,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strengthened when this variable is added along with better quality of public governance. In a region of high public governance qualit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its economic growth. Our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design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needs to be associated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bility of public governance to improve the local economic growth.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Barro、Davoodi和Zou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作者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平滑经济波动的能力——基于传统IS-LM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借助传统IS-LM模型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平滑经济波动的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1)财政政策对经济波动的整体平滑能力较低,平均只有6.35%,财政政策的平滑能力在经济波动的不同状态之间存在明显差异;(2)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平滑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财政购买性支出能平滑掉经济初始冲击的11.48%,而财政转移性支出和收入政策整体上反而使经济波动上升近3%;(3)内生性检验表明,中国只有相机性支出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不仅如此,相机性支出政策的内外时滞都较短。文章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中国财政政策稳定效果的关键在于提高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与相互之间的协同效应,不仅如此,对经济高涨时期政府财政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也至关重要。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levels and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invest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s the extent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s, the level of new investment by firm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rises. Furthermor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n impact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by aggravating over-investment rather than alleviating under-investment, leading to a situation whereb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vestment efficiency at the level of the firm. Finally,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over-investment, under-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s not different betwe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suggesting that economic leverages are the dominan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easures. The findings imply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another determinant of firm-level investment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fficiency, which broaden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sulting in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ing.     

财政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实证研究

财政分权对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实证上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首先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测度了378对省际间的市场分割度,随后,利用1986~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经济分权、对外开放、FDI、相对财富、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和地理距离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重点研究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度,尤其是收入分权,而经济分权则降低了市场分割度,有益于市场一体化进程。此外,FDI、对外开放、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而相对财富的提高则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转型中的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转型中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内在联系;进而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结构模型,在控制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内生关系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 GMM)检验证实了理论分析的推论:分权对"硬"公共品供给有明显加速作用,时"软"公共品供给有明显抑制作用;经济较差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加快,其中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分权速度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快;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好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减弱;分权程度变化与政府行政效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发展型政府"更偏好"硬"公共品供给,因而更偏好高分权.     

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转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只看到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忽视了在制度供给失衡的情况下,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它对长期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会产生诸如腐败等问题。文章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恶化了腐败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来缓解其负面效应,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财政分权实践的不断推进,财政分权理论研究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文献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对财政分权后果的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是,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财政分权的利弊之争持续不断。因此,有必要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进而获取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