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效应仍处于探索阶段，且定量评估不足，缺少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Acemoglu&Restrepo(2018)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并引入行业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对称性变动，从智能渗透和边界延展两方面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与技能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理，并通过2003—2020年中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显著大于对高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3)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     

促进我国不发达地区全面发展的财税政策分析

我国的财税政策是地区间经济差距和社会福利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财政视角分析影响因素主要有地区税负、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人口增长因素、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及东部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策。通过规范政府间收入分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完善地方税收体系、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财税政策在促进我国不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技术冲击和劳动供给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基于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国内外经济波动的不同特征,构建了用于研究中国经济波动的可分劳动RBC模型,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供给角度考察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在RBC模型框架下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劳动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在固定劳动和可分劳动RBC模型中,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部分;二是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劳动供给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技术进步对改革后的产出、居民消费和就业都产生了正向冲击效应。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效应较小,致使我国的劳动需求增长率明显小于劳动供给增长率,劳动市场供需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导致就业波动较为平缓、失业问题日趋严峻的一个重要原因。     

税率变动与资本结构调整——基于2007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7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为背景,研究了税率变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及资本结构的调整方式。研究发现:(1)税率提高的企业提高了财务杠杆,税率下降的企业降低了财务杠杆。同时,资本结构的变动对税率上升更为敏感;(2)税率提高企业和税率降低企业调整财务杠杆的方式并不相同,税率提高的企业主要通过增加流动负债提高了债务水平,而税率下降的企业主要通过增加未分配利润降低了债务水平。这个结果表明,由于管理层对损失和收益的敏感程度不同和对企业规模的偏好使得企业资本结构对不同方向的税率变动敏感程度不同,调整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从而深化和拓展了税收与资本结构理论,对认识税率调整下企业的财务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收入不平等、政策偏向与最优财政再分配政策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探讨了收入不平等、政策偏向与最优财政再分配之间的关系。模型显示:政策偏向是收入不平等与财政再分配恶性循环的决定因素。当政策偏向于穷人时,最优财政再分配系统的选择是提高税率,扩大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当政策偏向于富人时,最优财政再分配系统的选择是降低税率,减少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依据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中国收入不平等不断恶化,针对恶化的不平等而采取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效果差,没能扭转不平等恶化趋势,政策偏向严重。(2)税收再分配政策偏向富人,使富人税负相对轻于穷人,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剧;偏向于穷人的转移支付多为消费券(物),导致越扶越贫。为此,需要从调整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政策等方面采取相关对策。     

资本流动、地方政府支出效率与社会福利

资本流动程度会影响各地的税收竞争行为,进而影响地方政府支出效率和居民社会福利,这种影响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是有差异的。本文基于税收竞争的视角研究这种影响的异质性问题,不仅从理论上为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政府提高其支出效率而选择合适的财税政策提供支持,而且对提高居民社会福利也有一定参考价值。研究表明,政府支出效率一般会随资本流动程度的升高而提高,但当税率高出一定范围,则表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这种现象在贫困地区更容易出现;如果初始税率较低,政府支出效率会随资本流动程度的增强而提高,但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当资本流动程度增强到一定程度,则会出现政府支出效率降低的趋势;资本流动程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与初始状态的资本存量及税率有关。     

西方国家税收竞争的实证研究比较

税收竞争是各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流动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福利,在税率设定和税制安排上相互博弈和竞争的行为。本文从西方发达国家税率变化趋势和全球化对资本税的影响、财政分权下的横向税收竞争和纵向税收竞争、税收竞争对政府税收政策和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收入转移和经济集聚对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等方面来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税收竞争的实证研究,并对研究结果作出评论。     

财政分权与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基于AS-AD的视角

文章基于AS-AD的分析框架,利用Blanchrd-Quah的SVAR分解方式,研究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由于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资本效率部门间的差异,财政分权在带来需求冲击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负向的供给冲击效应,二者共同的作用使得:(1)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价格与产出正向关联";(2)经济波动表现出"收-放"循环的特征,即分权导致产出增加、物价上涨,限制经济过热则导致产出与物价的下降;(3)分权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分权增加社会供给能力,而是源于分权增加了社会需求水平.根据1952-2007年的数据,文章检验了上述推论,并指出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     

消费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

笔者认为:以持久收入消费理论为基础的标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无法解释中国1978年以来消费波动非平滑这一关键特征事实,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中需求变动影响巨大.笔者重点考察了消费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技术冲击存在的前提下引入消费冲击可以模拟实际情况.从模拟结果看,中国1978年的经济波动确实是需求冲击(消费偏好改变、政府调控等)和供给冲击(技术不断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劳动和资本税收负担及分配效应

正确处理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实现共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税收是调节劳动和资本收入分配的重要制度。各项税收最终被劳动和资本负担，并影响收入分配。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税收归宿理论和模型，全面测算了我国2002—2018年间各项税收对劳动和资本形成的税收负担及对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资本税负一直高于劳动税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税负上升，劳动税负下降。其中，劳动的间接税负担持续下降，劳动的直接税负担持续上升，劳动总税负呈下降趋势；资本的直接税负担远低于资本的间接税负担；在各项间接税中，企业所得税最有利于降低劳动税负、增加资本税负。税收的要素分配结果显示：间接税具有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降低资本收入份额的作用，直接税则相反，综合来看，税收总体上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企业所得税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贡献率最大，年平均贡献率达到66.22%。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因素——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的比较分析

本文比较分析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前者呈下降而后者呈上升趋势。结构分析表明企业部门与住户和政府部门的加权劳动收入份额的反向变化使资金流量表中劳动收入份额保持小幅上升。波动性分解表明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同向变动使收入法GDP不稳定,而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的反向变动使资金流量表相对稳定。因此,通过调整产业政策将产业结构与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相互协调,使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稳定。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比重的路径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区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合。它具有唯一性、时空性、集合性和变动性四大特征。中等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者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概念。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比重的概念界定和测量模型,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比重变动规律。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路是低等收入群体免交个人所得税,中等收入群体实行低税率,高等收入群体实行高税率;劳动收入实行低税率,投资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等非劳动收入实行高税率,彩票中奖税率实行特高税率。     

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分析

税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基于一个包含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以我国1980—2006年的经济为样本经济,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考察了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损失的大小。研究发现,在样本经济的参数环境下,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小,但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较大;适当提高税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原因是,税收通过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直接的促进作用要比其对劳动供给和投资的扭曲更大;税收通过提高消费增长率和休闲水平从而对社会福利有正向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税收融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欧央行的猛药能否奏效?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一方面采取措施对危机国家进行救助,一方面要求危机国家加强财政纪律,降低财政赤字,以此恢复政府公信力和投资者信心,制止危机蔓延.然而,在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欧元区各国政府同时削减政府开支,无疑会使财政紧缩政策对GDP的紧缩效应放大.财政紧缩政策对欧元区各国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实现:一是增加税收、冻结工资、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紧缩措施将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降低,导致居民储蓄倾向大于消费倾向,表现为个人消费支出下降;二是削减财政开支意味着政府消费支出下降,直接导致国内需求下降;三是税率的提高将增加企业成本,抑制投资的增加.此外,财政紧缩政策的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增加了低收入者的生活负担,导致欧洲社会骚乱频发,出现了“占领伦敦”、“占领欧洲央行”、“包围伦敦证交所”等社会抗议活动.     

影响中国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分析——基于1978—2006年中国税收收入时间序列数据

近年来,中国税收呈现高增长态势。税收增长率远超经济增长率,税收高速增长以及税收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增长。然而,影响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是多元的,主要受到经济增长水平、价格水平等影响。实证分析表明,经济波动决定税收增长率的变动,经济波动与税收增长率变动存在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价格对税收增长率也有较大影响。     

增值税税率降低和加计抵减政策的经济效应评估-基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文章在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编制了社会核算矩阵,构建含有增值税抵扣机制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度了2018年以来增值税改革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作为税率式优惠政策,增值税税率降低能够产生良好的整体减税效应,降低了多数行业的增值税税负;但由于金融业、现代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的增值税税率没有下降,其他行业税率下降导致这三个行业的进项税额减少,增值税税负有所上升.作为税额式优惠政策,增值税加计抵减具有非常良好的定向减税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的税负上升.增值税税率降低能够改善税收的扭曲,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各行业的增加值增长,而加计抵减政策则略微抑制了产出增长.动态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值税税率降低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持续扩大,加计抵减政策对经济的抑制效应在逐渐减弱.两类降低税负的政策都提高了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水平,政府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但受增值税收入下降影响,政府总体税收收入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滑.     

财政竞争中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空间经济效应分析

非税收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往往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重要方式。通过构建一个财政竞争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的非税收筹资行为影响要素流动的空间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间存在非税收竞争行为,且会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2)地方政府的非税收筹资行为不但没有发挥其作为竞争手段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应有的作用,反而因相对落后地区对非税收入的依赖度偏高而起到负作用。     

中国隐性收入的规模及治理研究

隐性收入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对收入差距、税收流失甚至国家财政安全都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DGE模型法,构建一个包含正规经济部门与隐性经济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隐性收入规模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1978～2015年,我国隐性收入规模从36.69%下降到13.25%,历年平均规模为21.71%,隐性收入总体规模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其绝对规模仍然较大。资本冲击和税收政策冲击是影响隐性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资本存量扩大但未能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合理配置时,将导致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向隐性经济部门流动,扩大隐性收入规模;税率越高,资本和劳动力从事隐性经济活动的动力就越强,隐性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为实现对隐性收入的有效治理,需要进一步促进正规经济的发展,降低失业水平;提高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法制化水平,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优化税制结构,降低税收负担;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企业和居民的税收遵从意愿;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强化税务稽查力度,发挥税务稽查的"威慑效应"。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平滑经济波动的能力——基于传统IS-LM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借助传统IS-LM模型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平滑经济波动的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1)财政政策对经济波动的整体平滑能力较低,平均只有6.35%,财政政策的平滑能力在经济波动的不同状态之间存在明显差异;(2)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平滑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财政购买性支出能平滑掉经济初始冲击的11.48%,而财政转移性支出和收入政策整体上反而使经济波动上升近3%;(3)内生性检验表明,中国只有相机性支出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不仅如此,相机性支出政策的内外时滞都较短。文章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中国财政政策稳定效果的关键在于提高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与相互之间的协同效应,不仅如此,对经济高涨时期政府财政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也至关重要。     

关于财政分权、企业税负与税收政策有效性的探讨

我国的税收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主要是得益于分税制的改革.近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性的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将会带来企业税负也随之升高,这一现象一般表现在非税收保护公司.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政分权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但是这种降低也只是对于非税收保护公司起作用.税收政策对于稳定经济是有限的,可能面临财政当局主观臆断,造成更大程度的经济波动.政府要适度的使用宏观调控来调节我国的经济.关于财政分权、企业税负与税收有效性的探讨此文基于财政分权制度的角度,为中国现阶段税收高速的增长做出了制度层面的诠释,充分的拓展了财政分权制度带来的经济后果、税收增长的因素与税收政策有效性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