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机制设计

农民工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其根本问题在于使农民工能享有与城镇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基于此,本文对四川、重庆、成都、乐山四省(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并在成本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如何在分税制体制下构建政府、个人和企业为主体的多元成本分担机制.     

新型城镇化下江苏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探析

让进城农民工享受同等公共服务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义所在。《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对于江苏各级政府而言,未来农民工转变为市民过程中新增公共服务成本规模考验着政府财政能力,是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而目前对于江苏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研究有所缺失。该文讨论了2013-2020年江苏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认为未来江苏每年农民工人均市民化公共成本为48910元,政府累计需投入1462亿元,为政府把握公共服务投入提供了参考。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测算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考虑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庞大的资金需求,应该优先将市民化意愿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项计算,得出:沿海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21万元;内陆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16万元.加快户籍、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资金来源、城市融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西省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如何计算,由谁来承担,值得思考。根据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特征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江西省为研究的样本地区,重点研究了江西省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粗略测算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为有效推进江西本地农民工市民化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地域差异

从个人成本、公共成本、企业成本三方面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衡量体系,采用成本测算模型对2013年我国31个省(市、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是市民化成本的主体,企业成本仅占3.7%。其中生存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分别占到总成本的48.3%、43%,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成本障碍;各省(市、区)农民工市民化总成本是其人均GDP的1.5~7倍,且二者近似呈正相关(西藏除外),这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市民化总成本越高;整体而言全国平均个人成本与公共成本大致相当,但东部省市个人成本高于其公共成本(山东、河北除外),其余省市公共成本则大于其个人成本(重庆、四川、云南除外);东部地区平均个人成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而西部地区的公共成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倍,说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域类型差异。     

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索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根本途径.当前由于思想观念、体制制度、经济成本、自身素质、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障碍,我国农民工“半城镇化”现象突出,主要表现在职业与社会身份的不一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就业与生存状况恶劣、缺乏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社会、农民工三个层面的共同努力,使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标.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的瓶颈：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发展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课题.在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中,主要应是“人的城镇化”,重点在农民工市民化比例提高上.但目前安徽省绝大多数农民工仍“亦工亦农”、城乡“两栖”,已呈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第三元结构”,这是安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瓶颈”.因此,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自身因素、制度、体制及政策因素进行分析,追根求源,探寻安徽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途径,详述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希望能为加快安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推进长期进城农民工美好安居城镇的总体构想和重点举措

长期进城农民工规模巨大，他们有条件、有意愿在城镇长期定居，但由于缺少“稳定住房”,导致其在落户和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面临重重障碍，而这也是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不高的关键原因。促进长期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定居，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稳定城镇化增速，提升市民化质量，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此，建议聚焦重点人群、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注重政府、市场两手发力，实施“长期进城农民工美好安居行动”,围绕加强住房和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完善农村“三权”维护与退出机制、构建成本分担机制等方面，创新机制、综合施策，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聚集外部性的非对称性承受与人口过度集中

由于农民工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关性、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城市病的不敏感性、以及大城市居民中劳动人口数量很大的迁移成本等问题的存在,大城市工人部分丧失了向厂商索取较高名义工资以补偿其较高生活成本的能力。此时,厂商享受着大城市较高的聚集经济带来的高效率,却不用对工人较高生活成本进行完全补偿。这种厂商和工人承受聚集外部性的非对称性,必然引发生产与人口在大城市过度集中问题。     

基于双重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城市,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是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通过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进行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000余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体结构与社会结构,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提出了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形成培训就业长效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的政策建议。     

聚集外部性的非对称性承受与人口过度集中

由于农民工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关性、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城市病的不敏感性、以及大城市居民中劳动人口数量很大的迁移成本等问题的存在，大城市工人部分丧失了向厂商索取较高名义工资以补偿其较高生活成本的能力。此时，厂商享受着大城市较高的聚集经济带来的高效率，却不用对工人较高生活成本进行完全补偿。这种厂商和工人承受聚集外部性的非对称性，必然引发生产与人口在大城市过度集中问题。     

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依靠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还不应忽视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优势与作用.文章认为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降低农民工生活成本、 提供人文关怀和教育培训、 部分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 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等机制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补充措施,丰富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模型的改进及应用

基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划分为外部成本和私人成本,将私人成本区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综合考虑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可能对成本测算的影响;构建更加完善的成本指标体系。利用广东省2009-2013年的普查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年度人均总成本为6.314万元。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推动者而非成本的最大承担者,农民工市民化能有效缓解城乡差异,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市民化后农民工失业风险降低,但隐性成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行为可能产生影响。     

社会成本、分摊机制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满足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等需求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成本。这种成本根源于农民工劳动的制度性贬值与基本权利缺失,并具有动态累积的特征。面对社会成本的巨大挑战,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构建一个成本分摊机制。这就需要以培育农民工具有城市经济适应能力分摊私人成本、矫正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公共财政分摊不可内部化的外部成本为思路,"循序渐进"地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创新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与户籍制度等,以及"平行推进"制度创新的相互协调与政策衔接等。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中,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的研究对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有重要参考作用。对农民工市民化概念、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以及农民工市民化对策建议的研究观点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研究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元户籍制度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浅析

由于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着各种隐性权益,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一系列基本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难以享受,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要付出巨大的个人成本.本文系统的分析因二元户籍制度存在引起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革降低市民化成本,使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市民化,真正融入到城市中.     

论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构成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市居民,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市居民作为推进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任务.农民工“市民化”是现阶段我国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任务.让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真正融入所在的城市,平等地享有城市市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需要政府从多方面进行投入.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等,这就涉及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巨大成本.本文探讨了这一成本的构成要素和计算方法.     

南通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当前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在南通市的总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人,而且产业大军中70%是农民工,其中80%为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高南通城镇化水平,成为当务之急。南通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外来人口数据充分反映了当前农民工的类型、构成、分布等状况,在此基础,有针对性地提出南通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如营造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氛围,重视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中的精神诉求,扫清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等,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系列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享受的实现过程,需要加大相关投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资金困难与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这只能从农民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农地流转收益与城镇土地转让收益中筹措资金,因此本质上是农民工承担了自身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但在名义上需要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分担,同时基于以政府为主、兼顾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与农民工所在企业的发展需要为原则,构建以农民工所在地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为主、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为辅、农民工所在企业和农民工共同参与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动力分析及相关实践问题研究

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造就了农民工队伍的发展壮大.2011年,我国农民工达2.5亿多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近1.6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了农民工的主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通过改革来科学破解农民工问题并使之更加持续健康发展,将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局性、战略性和历史性影响.为此,本文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以及农民工市民化变迁过程等基本理论分析出发,对当前和未来时期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变动特征和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梳理,与此同时,特别分析了重庆——作为我国新兴直辖市和中国的一个缩影,在“农民工变市民”过程中所面对的一系列最为重要或最为直接内在动力的客观诉求——并由此针对性地提出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工作应当从工作规划、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善居住、创造就业、公共服务、城市管理、农业产业化与新农村建设等八个重点领域推进的思路.最后文章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是涉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宏大战略问题,应当把解决农民工问题放在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长期发展的大格局中统筹考虑和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