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外部性的非对称性承受与人口过度集中

由于农民工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关性、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城市病的不敏感性、以及大城市居民中劳动人口数量很大的迁移成本等问题的存在,大城市工人部分丧失了向厂商索取较高名义工资以补偿其较高生活成本的能力。此时,厂商享受着大城市较高的聚集经济带来的高效率,却不用对工人较高生活成本进行完全补偿。这种厂商和工人承受聚集外部性的非对称性,必然引发生产与人口在大城市过度集中问题。     

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培训情况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各大城市需要新建、引进大批大中型企业，各大城市的厂房建设，企业的员工力量都需要大批工人来完成，从而出现了仅我国特有的由农民转型成为城市工人的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金融危机等问题的出现，大批外出务工人员需要返回到白已的故乡开始新的生活。而在外务工的农民工从大城市回到自己的故乡，该选择创业还是再就业？如何能够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换取幸福的生活，是我这篇文章要探究的内容。探究返乡农民工职业培训情况对于协调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     

探索农民工就业培训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融入到了城市的生活当中,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为城市换来了更好美好的生活环境。然而,由于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普遍偏低,很难在大城市中长期立足,因此,现今的很多农民工都选择的回乡就业,尽管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也会导致大城市的用工荒和乡镇的"劳动力过剩"等问题。因此,做好城乡劳动力的协调分配工作,加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已经成为当前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重点探索农民工的就业培养工作。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及推进模式探析

加快农民工实质性“城市融入”是未来十年我国城镇化的工作重点.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支持、新增基础设施等成本进行分析及横向比较,发现东部地区、大城市由于房价与地价高企、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不足、心理适应性困难等原因,很难再继续承受大量新增人口压力.而相比大城市与小城镇,百万人口左右的内地中小城市更具成本与效益优势,应当成为推进农民工“本地市民化”的重点依托.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是分析其就业质量的关键视角。文章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超大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作用最小,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发挥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要着力提升大城市、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水平,以及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质量,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融入环境。     

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

在未来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进城必然是长期趋势,如果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其工作的城市,必然在城市形成＂新二元结构＂,威胁城市的和谐发展。农民工进城,需要逐步解决其户籍问题。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重点是放在中小城镇,还是大城市？越是大城市,经济越发达,就业机会越多,往往也是外来劳动力越集中的地方,那么,是否有必要以承载力为理由来限制外来劳动力进入大城市？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三方面问题：为什么要进城？农民工进什么样的城,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是进东部还是中西部？在方式、路径以及受到的制度障碍这几方面,农民工怎样进城？     

伦敦生活成本全球最高

最新一项针对全球大城市的研究表明，伦敦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尽管伦敦在食品和服装方面相对便宜，但它在出租车、火车和旅馆方面是最贵的。除了纽约，伦敦的住宿成本至少是其它大城市的两倍。     

交通住房政策效应与生产和人口的过度集中

通过构建资本与人口流动模型,本文研究发现,在存在大量失业人员的条件下,政府出台改善大城市交通住房条件的单一政策,或者对大城市的倾斜性投资政策,将促使大城市生产和人口进一步集中,交通成本和住房价格进一步上升,而厂商和工人的福利并没有改善,即改善交通住房条件的单一政策或倾斜性投资政策具有无效性。这种政策可能导致虚假繁荣,即GDP上升,但大量社会产出被交通住房成本的进一步上升所抵消,除土地所有者外,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没有改变。为避免交通住房等政策的无效性,应当采取多种其它政策相配合。     

返乡二代农民工再就业的途径

据统计，出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子弟，目前已经成为外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文化程度相对父辈来说较高，对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都有一定要求，不甘于老家务农，向往大城市生活的新一代农村打工者。有媒体将这部分人群称之为“二代农民工”。     

大同市进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性别差异为视角

自古以来,性别差异就扎根于社会之中。男性与女性在生计策略、生活方式的选择存在不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其是我国大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之一,生计问题一直成为困扰我国城市由快速城市化向健康城市化转型的关键问题。文章从性别角度出发,以大同市农民工为调查主体,研究当今不同性别进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现状问题和解决对策,发现男性与女性农民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较大,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基本没有差异,生计资本整体情况差异也不大,因此我们应该消除性别歧视,避免女性农民工成为"双弱势"群体。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民工问题是关系我国由快速城镇化向健康城镇化转型的关键问题。     

中国省会城市工资溢价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利用2000-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对中国省会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工资溢价效应进行研究.借助OLS基准模型发现,具有相似特征的工人,在省会城市工作获得的工资比在非省会城市平均高出14%.运用MundlakChamberlain随机效应模型,控制城市的生活成本,上述省会城市的工资溢价至少减少至7%,因此省会城市的工资溢价部分体现为对较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回报.余下的工资溢价随着模型加入通勤时间而消失,这一结果和城市经济学空间均衡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并确定了省会城市聚集经济效应的存在.考虑到我国近年来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文章将研究扩展到工资分位数的研究,处于较高工资区间的工人明显享受到更多省会城市带来的优势.这些结果突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微观层面研究的重要性.     

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究竟怎么走?对比东亚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拉美等发展模式,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有很大的风险。城市化过程中,是发展大城市,发展中等城市,还是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面,决定于创业及劳动者发展和就业机会、工资水平、进入城市成本和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等因素。都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怎么布局,应当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政府只能是加以引导。     

吉林省城镇化特征对推进对策

吉林省城镇化水平较高，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显性城镇化特征明显，城镇化对工业化反映为明确，城镇化发展不是过快，而是质量不高，针对吉林省城镇体系中存在的特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够，缺少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实力弱等问题，应集约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要素聚集和经济辐射功能。     

户籍管制、城市规模与城市发展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两难政策选择:放开户籍管制所产生的农民工市民化效应将促进城市发展,但同时产生的公共服务拥挤效应也将对城市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运用2005~201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放松户籍管制,对小城市的发展具有正的净效应,而对大城市的发展具有负的净效应;规模较大的城市倾向于加强户籍管制,而加强户籍管制又提升了大城市的规模潜力,使其规模进一步增大,即大城市户籍管制具有自我强化特征。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于中小地级城市,前提在于促进中小地级城市发展,缩小与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影响其城市融入吗?——以邻里效应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考察

本文构建居住选择与城市融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辽宁省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logit、PSM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对其城市融入存在直接影响,与市民居住融合或与市民为邻显著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中小城市农民工邻里效应要强于大城市,老一代农民工邻里效应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居住选择通过邻里互动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城市融入,邻里互动程度越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概率越高。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改善农民工城市住房环境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居住融合,通过居住融合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联系与互动,进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     

超大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效应研究评述与展望

对中国超大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的综合效应进行系统研究,一方面可以深化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把握城市发展规律,统筹城市规模和空间结构,探索人口高度密集地区的优化开发模式。文章分别从城市规模效应、城市空间结构测度与效应三个方面对超大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效应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展望。未来研究中亟需将城市规模效应与空间结构效应结合起来,构建城市综合效率提升导向下城市规模效应和空间结构效应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模型,加强对中国超大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探究如何通过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扩大超大城市适度规模区间,提升超大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系统的综合效率。     

农民工身份困境及社会后果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的思维模式、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不断地发生变动,30年过去了,他们中有许多早已经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但制度对他们的身份认可却严重滞后。目前农民工存在着被看做农民、被看做工人、被看做非工非农等多种身份标签,身份压力由此产生,并酿成多种社会不良后果。中国现有农民工社会制度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工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有序发展。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与农民工有关,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受到农民工问题的制约,因而围绕农民工的相关制度改革宜早不宜迟。     

关于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城市交通问题的关键是交通拥堵的问题，尤其在大城市，交通拥挤堵塞及由此导致的时间浪费、运营成本上升、交通事故增加、空气和噪声污染加剧等，给人民的生活、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增加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严重阻碍了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深入的研究交通拥堵问题成为当务之急。综述了今年来国内学者在其含义、原因和对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能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缺失问题的法律分析

正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农民工较低的收入和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使得他们难以将子女接入城市共同生活。在农民工大量流动的同时,产生了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由于因为缺少监护,他们面临着心理、教育、生活安全、健康等众多问题。儿童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保护留守儿童,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应当首先从完善法律入手,为他们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各类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境遇及其作用

农民工在城市会遇到一些共同的困难,如子女教育、户籍限制、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问题,同时,不同工作性质的农民工群体还具有各自独特的境遇。根据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生活状况及其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可划分为以下几个群体:1·在城市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就业环境普遍比较差,干的是不少城市工人所不愿干的脏、累、重、险的工作。建筑行业中农民工占到了80%,主要分布在各国有和民营的建筑工程公司,随着建筑工地的变动在各地辗转迁移。这部分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其主要目的是为挣钱供养农村家庭而非进城定居。他们是城市基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