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环境与畜牧业经济耦合协调关系分析——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草原生态环境与畜牧业经济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对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研究,可以有效评价草畜平衡发展态势。文章对2000—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环境系统与畜牧业经济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00—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环境与畜牧业经济发展水平均呈增长趋势,但前者增速较缓并具有明显波动性;2000—2017年间两大系统由濒临失调逐渐发展为近几年的中级协调或良好协调,表明二者存在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正耦合关系。另外,与畜牧业经济发展相比,草原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稍显滞后。因此,未来国家应继续实施和完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将二者的耦合发展水平提升到更高层次。     

基于PSR模型的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基于贵州省的实证分析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框架,综合考虑贵州省的生态环境丰富性与脆弱性特点,构建了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耦合协调机制的PSR模型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贵州省2006—2017年相关数据,运用耦合模型对贵州省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约束力间的耦合程度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推进呈现出多个不同阶段,2006—2017年贵州省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度经历了2006—2010年的快速变化和2010—2017年的缓慢变化两个阶段;耦合协调度呈持续快速上升趋势,实现了由严重失调向初级协调阶段的转变。根据耦合协调机制的发展阶段特性,提出促进贵州省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间耦合协调发展的措施。     

湘鄂渝黔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变化

构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湘鄂渝黔4个毗邻省市2004—2016年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特征。结果显示:(1)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发展指数存在区域空间差异。旅游产业系统变化上,贵州(0.81)重庆(0.74)湖北(0.57)全国(0.54)湖南(0.44)。旅游环境系统变化上,全国(0.93)重庆(0.85)湖北(0.60)湖南(0.55)贵州(0.40)。(2)旅游产业和旅游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到2016年仅达到基本协调水平。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子系统的耦合表现有所差异,与经济、服务、社会环境耦合水平较高,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水平增长乏力。(3)湖南和重庆在耦合协调类型上整体属于旅游滞后型,贵州与湖北分别属于环境滞后型、基本同步型。     

广东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进一步厘清广东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以及生态环境三个系统之间彼此作用机理及其耦合协调发展态势显得极为迫切,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18年这三个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运用滑动平均法以及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2019—2021年这三个系统的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研究结果显示：一是2009—2018年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这两个系统之间出现交互超前发展,但生态环境系统发展在2009—2015年变化幅度较小,2016年出现最高值,随后呈现下降趋势,三个系统发展在时间序列上呈现不均衡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环境子系统存在相对滞后现象;二是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三者交互关系较为紧密,彼此发展相互作用较强,并呈现出高耦合未必高协调的特征;耦合协调类型先后出现“严重失调、濒临失调、中度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优质协调、良好协调”的系列变化发展过程;三是预测得知2019—2021年广东省耦合协调类型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耦合协调度值出现了先大幅下滑后再次回升的发展态势。     

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与预测——以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为例

将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看成一个内涵广泛、结构复杂且具耦合特征的开放性巨系统,正确认识和处理三者间关系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首先,构建了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合协调评价体系,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为例,运用加权TOPSIS法对该区各省市三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其次,基于耦合协调模型,从时空维度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三大系统耦合协调演化关系给予分析;最后,运用灰色GM(1.1)模型,对该区三大系统的未来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区域经济和旅游产业系统具较高关联性,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并不具有显著冲突;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从时间上看以保持稳定和波动上升为主,空间上大致呈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且耦合发展主要制约因素东中西部各有不同;未来几年内该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除个别省份外,总体呈小幅上升发展趋势。     

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耦合关系及其障碍因子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和障碍度模型,厘清2016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耦合关系及障碍因子。结果显示:(1)旅游产业发展呈现空间非均衡性,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旅游资源要素是主要动力,人居环境水平整体较高且空间差异不大,北京人居环境水平最高,西藏最低,居住环境是主要动力。(2)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大多处于拮抗耦合阶段,非同步性特征明显,山东耦合度最高,宁夏耦合度最低,两者协调度整体不高,以濒临失调类型为主,广东协调度最高,西藏协调度最低。(3)影响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单项指标障碍因子方面,人居环境指标的障碍度高于旅游产业指标的障碍度,子系统障碍因子方面,障碍度大小排序依次为基础设施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旅游资源要素旅游人力资源旅游市场规模。     

云南省区域物流与绿色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实证研究

基于区域物流与绿色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机理,构建二者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8—2018年云南省区域物流系统与绿色旅游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区域物流子系统与绿色旅游经济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总体为区域物流发展滞后型;通过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两系统存在显著的耦合互动效应,二者的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衡逐渐过渡到中级协调;近年来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速度逐渐变缓,主要是受物流从业人数、邮政营业网点数、生活垃圾清运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能源加工转化率等短板因素影响。云南省应努力培养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完善旅游区相关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旅游区清洁能源的使用,鼓励新技术研发。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及关键因素判别

以黑龙江省作为研究区域,选取2007—2017年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相关统计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二者耦合效应中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上升,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波动上升,二者间的相对发展状态由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逐步转为城镇化发展相对超前。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由初期的失调发展,经过渡发展最终转为协调发展。其中新型城镇化指标中的人均GDP,生态环境指标中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及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关键因素。     

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机理,借鉴已有的耦合理论研究,构建了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熵值法确定其权重,以兰州市为例,对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评。研究结果表明:兰州市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二者的发展存在高度相关的耦合关系,并且协调水平和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整体上要高于旅游经济,受旅游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率逐渐趋缓,整体处于低水平协调,仍未完全建立起融合协调发展的促进关系。因此,政府要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对旅游经济的扶持,推动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长城沿线县域TES系统耦合协调性时空格局与空间效应

基于2015—2019年河北省长城沿线5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综合评价指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方法,探索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生态环境与社会效益三大子系统（TES）耦合协调性时空发展格局与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TES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其中社会效益子系统和旅游产业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缓慢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增长趋势不显著,且社会效益子系统>旅游产业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2）TES系统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的特征,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上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且地域分布格局呈现东北部>南部>中部>西北部的态势。（3）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是影响TES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重要因素,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会对邻近县域的TES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产生影响。基于以上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为促进长城沿线县域TES系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高技术产业集聚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演化研究

为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在互动中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生态环境耦合机理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对2003—2017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探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生态环境之间耦合协调程度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结果发现：耦合协调度总体稳步提升，但存在区域差异；耦合协调等级有待提高，大部分地区经历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滞后、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生态环境同步发展、生态环境发展滞后3种耦合协调类型；耦合协调度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中分布，热点地区从沿海向内陆迁移。最后，从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建立动态监测系统、加强地区间合作与交流3个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分析

文章构建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中国31个省域2003—2017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研究发现,耦合度呈波动上升态势,而协调度先上升后波动下降。从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看,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宁夏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低,辽宁、浙江、福建、山东、海南、重庆和陕西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高,经济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省份及西藏、青海具有较低耦合水平和较高协调水平,其余中西部地区具有较高耦合水平和较低协调水平。从三系统发展类型看,中部地区、除重庆外的西部地区与河北省属于经济、旅游与生态环境基本协调发展地区,其余省份均属于超过生态环境承载阈值。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从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视角,构建了包含双重复合系统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二者的整体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协调指数约为0.43,目前整体处于过渡状态中的濒临失调阶段,城镇化发展整体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省内各地区二者的耦合协调情况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除省会南昌市外,其他地区均处于失调衰退和过渡阶段,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水平不同步且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区际不平衡,在空间上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态势。     

城市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效应及动态关系——以曲靖为例

以曲靖市为研究案例地,构建评价两者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借助综合功效函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6—2015年曲靖市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指数进行测算,并采用VAR模型验证两者长期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①2006—2015年,曲靖市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指数总体上均呈现增长态势,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评价值由量变发生质变。②2006—2015年,曲靖市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效应逐渐由弱转强,整体上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二者耦合协调阶段经历了"协调衰退阶段(2006—2008年)→协调过渡阶段(2009—2010年)→协调发展阶段(2011—2015年)"的演化轨迹,呈现趋向良性协调过渡的阶段性特征。③曲靖市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均存在长期均衡,两者互为格兰杰原因,生态环境质量的稳定性同时受到自身内部结构和旅游经济的双重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前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自身内部结构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影响,后期旅游经济系统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响应趋向平稳,生态环境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出持久性特征。     

神农架林区旅游经济—交通状况—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在建立神农架林区旅游经济—交通状况—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2006—2015年神农架林区旅游经济—交通状况—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综合实证分析。最终结果显示,近十年来神农架林区旅游经济、交通状况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三者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呈现动态波动状态,前期神农架林区旅游经济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中期尽管受到交通状况制约,旅游经济指数仍一度高于生态环境指数,旅游发展呈不可持续状态,后期随着生态环境指数和交通状况指数的大幅提高,旅游经济又呈现显著落后亟待提升的状态。针对分析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结论与建议。     

西北干旱区农业“生态—经济—服务”协调发展研究

为探讨我国西北干旱区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经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关系,基于西北干旱区所辖省份2004—2018年数据构建农业"生态—经济—服务"系统(EES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EES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西北干旱区15年间EES系统整体水平不断上升,农业经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显著上升,农业生态环境水平上升幅度较小,波动大;系统耦合度水平较高,协调程度由过渡发展跨入协调发展;系统协调发展类型由生态优先型转变为生态滞后型。针对以上结论,提出通过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补齐生态短板,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等措施等相关建议来保障三者协调发展。     

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以中原城市群9市为例,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首先评价了其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程度,并将其划分几种类型,其次研究了中原城市群内部9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偏低,除郑州外,其余8市城镇化水平均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2依据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中原城市群9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被划分为3种发展类型,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好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中度协调发展,城镇化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低度协调发展,城镇化滞后型"。     

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研究——以广东江门旅游产业为例

本文基于2005―2019年广东省江门市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物理学中容量耦合协调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江门市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江门市耦合协调度在时序变化上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在近十五年间，从失调衰退（2005-2014年）逐步走向协调发展（2015-2019），表明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相互带动和影响程度越来越高，生态环境承载力良好，全市基本实现三者良性协调发展，但旅游产业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比相对滞后，仍具有一定的潜力与空间。新时代，随着百姓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居民旅游潜力将持续加速释放，区域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迎来新一轮的黄金增长期，研究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构建二者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探寻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海南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基于2005-2015年海南省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发展的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海南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海南省城镇化水平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变化却出现波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快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海南省由城镇化滞后型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从中度失调发展到初级协调发展阶段.海南今后的发展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中国西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性分析

以西北地区为例,探讨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主要障碍因子,以期为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在构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西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发展水平以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后者综合得分及其增长幅度均比前者要高;第二,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基本位于过渡区间并且多数是环境规制滞后类型,同时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提升趋势;第三,影响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位于环境规制强度系统内。基于此,提出生态理念先行、制度保障紧随、产业升级并行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