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用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的战略思考

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选择。工业化是信息化的源泉，信息化是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演进的动态过程；工业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信息化的出现，信息化的发展又须借助于工业化的手段，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基于此，本文在作出当前中国信息化、工业化水平状况的基本判断之后，探讨了21世纪初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城镇化与信息化互动关系研究

城镇化与信息化之间究竟有何关系?这是21世纪初经济学家首先必须思考的问题。笔者以为，城镇化与信息化之间具有内在必然的联系，在工业化的推动下，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其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型为：城镇化是信息化的空间形式，信息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信息化的载体和依托，信     

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三者之间互动关系具体体现在社会分工是农业发展的分离器 ,由此产生了工业和城市 ,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则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发展 ;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 ,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世界 ;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前提和基础 ,信息化是工业化的延伸和发展 ;城镇化是信息化的空间形式 ,信息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 ;工业化是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城镇化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后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特殊表征 ,信息化是工业化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正确认识和处理“三化”协调发展中的几种关系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内容,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富民强省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推进"三化"协调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从工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看,工业是服务业大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商贸、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规模条件,服务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可以说城镇是工业化发展的载体.     

地方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信息化审视

当前新型工业化已成为各国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现代工业的必然趋势。我国早在党的十六大上就确立了建设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并强调新型工业化是实现"四化"的前提和保障。其中,信息化作为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助推器,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工业化与信息化在各地发展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并呈现出相互促进、深度融合和相互渗透的紧密关系。文章以信息化的视角探讨地方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发展情况,并从二者之间的关系审视信息化对于新型工业化进程的促进作用。     

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协调发展

发达国家信息化进程是在其实现了工业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工业化尚未完成的中国正面临着机关报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章从理论上探讨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分析了中国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并提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定位

1.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创新。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需求之源,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最新发展阶段和引擎。新型工业化是以信息化带动的、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之后推行信息化的。中国是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近年来我国信息化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可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     

新型工业化道路再探讨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的互动与融合 ,市场化是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主要动力 ,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基础 ,信息化始于工业化的发展和结果。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融合是实现我国生产力跨越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湖南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机制研究

人类社会已入入21世纪，对处于工业化中期初级阶段的湖南而言，继续完成工业化无疑是现代化过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与此同时，大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也是覆盖湖南现代化建设全民的战略措施，为此，正确处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关系湖南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湖南信息化和工业化的现状，然后对80年代中期以来的湖南信息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进行相关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他们相互影响的机制进行分析，最后就湖南今后实际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出具体措施。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

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态势下,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发展要求,实现突破核心技术、掌握关键技术以及提升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目标,电子信息产业自主创新的产业化问题,已成为关系创新成败的核心问题。一个具有自主发展能力的信息产业是推进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信息网络,加快开发低成本、高性能、     

土地财政问题再思考 ——“消费补贴投资”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模式

社会各界对土地财政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普遍关注。本文重新思考该问题，建立一套全面解释土地出让收入快速增长的理论框架，归结为动机和能力两大因素。前者激发了地方政府获取土地出让收入的主观意愿，后者则是保证地方政府顺利获取土地出让收入的客观条件。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地方政府，它们发展经济的动机一直非常强烈，根本原因在于政绩考核机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及其带来的土地需求快速增长，构成了能力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出让收入快速增长的源泉。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是一条“消费补贴投资”的发展路径，土地财政是实现这种发展模式的核心手段。地方政府获取大量的土地出让收入，转化为对工业资本的财政补贴。     

依托大科学装置的产业化模式及其对策研究

大科学装置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依托大科学装置的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具有特殊性和稀缺性。以散裂中子源为依托,通过借鉴英国哈维尔创新科技园区实地调研一手资料、关键人物访谈及日本J-PARC、上海光源等国内外典型散裂中子源、光源相关产业化标杆的成功经验,提出4种产业化模式：大学-企业合作、企业自主转化、装置自主转化及大学自主转化。分析4种产业化模式的适用条件及优劣势,结合我国散裂中子源所在地东莞及其周边实际情况,发现大学-企业合作模式更符合我国散裂中子源未来产业化发展方向,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分析

在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涵义的基础上，引用了协调度概念，建立了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之间协调度模型，并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从时间上看，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即1978-1991年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发展时期，而1992-2001年是基本协调发展时期；②从空间上看，我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明显存在着地带性差异：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区协调发展程度较高，中西部除了少数省区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外，其它大部分省区的协调发展都较低；③我国省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地区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区的协调发展程度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省区协调发展相对较低。     

异化翻译与文化形象的保存——浙江省博物馆“文化介绍”的翻译研究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中处理文化因素的两种不同策略，前者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后者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异化翻译有利于源语文化形象的保存。博物馆内文化介绍的翻译就应该尽量保存地区文化形象，因而异化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异化翻译能将原文中的文化意象真实地再现给译语读者，保留原文的异域风情，传播源语文化，因而能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新疆南疆兵团农业产业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农业产业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方式和根本出路。文章以新疆南疆兵团所属各师为研究对象,在了解其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有利及不利条件的基础上,选取并构建了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相关的18项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新疆南疆兵团各师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条件、经济实力、现代化水平及规模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为今后加快推进新疆南疆兵团农业产业化进程提出针对性建议。     

转型期中国产业中间组织的制度变迁

清末民初和改革开放均属于经济转型期,前者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后者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本文比较了这两个转型时期的产业中间组织的制度变迁。在前一时期,传统行会通过变革趋新,逐渐与新型商会和同业公会融为一体;在后一时期,体制内的官办协会与体制外的民间商会也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本文还通过对地区产业中间组织最新截面数据的检验,发现行业组织的发展与工业化水平正相关,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负相关,这些经验证据加深了我们对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变迁规律的认识。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 Study Based on Grey Relational Entropy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booming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booster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digital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come obvious. Based on a grey relational entropy model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our empirical study reveal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es over time. Since 2013,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engine for China’s continuou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y compa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e find that the former has a foundational leading role i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the latter has a stronger impact. Therefore,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being able to lead the futur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ina should rapid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mplement strategic spatial layou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while concurrently accelerating the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This will enable China’s economy to achieve higher-quality,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secure developmen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mean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will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economy.     

工资差异分解方法述评

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发展到今天,可谓均值分解和分布分解共分其天下.均值分解方法呈Oaxaca-Blinder分解及其改进、Brown分解及其改进和JMP1991分解"三足鼎立"的局面,而Oax-aea-Blinder分解则是最基础也是最经典的一种方法.分布分解方法主要由JMP1993分解、DFL分解、MM2005分解、FL1998分解、Lemieux分解、Q-JMP分解和FFL分解"七剑合璧",其中前三种方法尤具奠基性.本文系统地梳理了这些分解方法之间的传承联结,以期形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演进的向导图.     

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正确理解教育产业化的科学内涵,合理划分教育的层次,是实行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教育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为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知识经济时代的日益来临、教育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是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发展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