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LES模型的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水价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以重庆市为例,对居民生活用水现状及城市供水的定价进行分析研究,基于ELES模型,分析重庆市居民生活用水水价的支付能力。结果表明:水费支出承受能力随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用水需求收入弹性随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大;低收入户的生活用水基本需求支出处于警戒线;2016年重庆市实施了阶梯水价的计价方式,定价基本合理,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农民用水户的农业水价承受能力研究

基于对3个典型地区68户农业用水户入户调查数据,采用支付意愿评估法分析农民用水户的水价承受能力问题。分析调查从家庭特征、水费支出情况、水费承受意愿以及对水价变动反应等方面分析和探讨了农业用水户面对不同水价政策变动的态度和应对措施。分析结果表明:水价变动对农民用水户的用水意愿和实际用水行为均能产生显著作用,其应对农业水价改革的决策行为是"理性的"和"利己的",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只有在能够充分考虑到农户的实际反应时才能发挥最大的政策效应。     

南京市水价的合理性分析

为了全面研究南京市水价的合理性,从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3个方面分析水价构成,结合供水成本、居民对于水价的承受能力和支付意愿、相关产业的外部性等因素,借鉴国外水价制定的先进经验,考察南京市水价的形成体制。结果表明,目前南京市水价相对偏低,没有体现以供水成本为基础的水价形成机制,水价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低收入阶层对于水价的可承受能力比较脆弱。     

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的建构与检验以四川武引灌区为例

[目的]以四川武引灌区为案例，实证检验农业水价现实运行情况与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的契合程度，探讨优化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的基本方向。[方法]文章从市场和政府两个维度分析农业水价影响因素，建构“成本导向、支付可行”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科学测定农业水价的弹性区间。[结果]市场作用下，供给维度要以供水工程成本为基准，需求维度在用水户承载力支付能力区间较为合理；由于农业用水具有正外部性以及农业供水的垄断性，政府应为农业用水构建合理的价格机制。农业水价构成应以平均运行可变成本为最低参考标准，也可实行全成本农业水价，以此符合“成本导向”。“支付可行”表现为实际支付能力和心理支付意愿，农业水价既要考虑农业生产中投入产出情况，判断用水户实际支付能力，又要研究其心理支付意愿，分析现实情况和心理参照点的差别情况。[结论]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的学理建构与现实运行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优化农业水价形成机制重点包括两个方面，即优化“成本导向”形成机制，科学建立灌区成本核算体系，完善农业用水价格制定准则，确立农业用水计收方式。优化“支付可行”形成机制，积极促进用水户增收，提高水价实际支付能力，强化宣传提高用水户心里支付意愿及加...     

北京市村镇供水水价管理与改革探讨

介绍了北京市村镇供水工程的水价管理现状,分析了影响村镇供水工程生活用水供水成本、水价制定及水费征收的各种因素,结合当前的相关政策标准,提出降低供水成本、建立合理水价体系的措施和建议.     

PPP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机制研究

日渐突出的水资源供需不平衡,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水价的杠杆作用是调节政府供水经营者用水户三方利益的重要手段,制定科学合理的水价有利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用水、保障用水户用水需求。在通过PPP物有所值评定测算的前提下,既充分考虑用水户的支付意愿和承受能力,又考虑供水经营者的成本补偿和合理收益,探究目前中国PPP模式下水利工程的水价核算情况。目前中国PPP模式下供水价格机制有所创新,但动态调整机制尚有不足。价格听证制度不断完善但公众参与程度仍需加强。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农民灌溉水价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从社会资本角度定量研究农民灌溉水价支付意愿影响因素,采用信任指数和互助指数对社会资本进行量化,结合开放式和二分式问卷格式,改进了获得农民灌溉水价支付意愿相关数据的引导技术,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了农民灌溉水价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定量分析模型。以皂河灌区为研究区域,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基础数据,采用提出的模型分析了各因素对农民灌溉水价支付意愿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灌溉水价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户主要劳动力人数、耕地面积、供水及时性、管水者工作能力等因素对农民灌溉水价支付意愿也具有显著影响。灌溉水价的改革,应重视农民社会资本并提高灌区供水服务水平等。     

保本微利和阶梯式水价机制研究

合理的水价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可持续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民乐县为例,从农民水费承受能力和供水成本两方面进行分析,对农村推行保本微利的水价调整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行阶梯式水价机制进行研究,探讨水价合理性和供水成本合理构成。推行保本微利和阶梯式水价机制保障了正常生产生活的基本用水量,兼顾了水企业和用水主体的利益,使水资源成本和供水成本在水价格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促进用水户珍惜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水价对南京市用水的影响

为合理利用水资源,发挥水价的价格杠杆作用,分析了水价对南京市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以及南京市居民对水价的承受能力,提出了适应南京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要求的水价管理建议:建立农业用水的激励和补偿机制;加强对工业自备水源企业的监管;加大公共供水企业成本约束;审慎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     

东阳-义乌水权交易的经济影响分析

浙江省东阳-义乌水权交易开创了中国水权交易的先河，但交易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本文从水权交易对东阳横锦灌区的影响、义乌居民用水满意度和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角度作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东阳地区，水权交易有利于东阳经济的整体发展，但横锦灌区农民的利益受到一定损害；对义乌居民来说，水权交易使居民的用水满意度由“部分满意”提升到“接近满意”，平均意愿支付由1．69元／立方米提高到2．37元/立方米，提高了40．2％。水权交易不仅大大改善了义乌居民的用水满意度，而且提高了居民的支付意愿。对居民的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则表明，居民的支付意愿主要受到支付能力的影响，而对政府提高供水服务的信心和用水满意度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分析

[目的]农村居民付费是弥补生活垃圾治理资金缺口的有效途径,系统研究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及影响因素,有益于推动建立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付费制度。[方法]文章基于覆盖江苏全部地级市的2 420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农村居民以不分类处理生活垃圾为主,有约2/3的农村居民愿意为治理生活垃圾支付费用,并愿意每户每月支付49.31元或每人每月支付19.84元。（2）健康状况、常住人口、年底净资金、奖惩措施均会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意愿。（3）年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年底净资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村组织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的作用、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信任度、奖惩措施、个人环保行为认定、生活垃圾对社区环境影响以及地区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应合理测定支付标准、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投入机制、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法规,以引导农村居民支付生活垃圾治理费。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受益农户付费行为分析基于东江源水源地的农户调查

目的 分析水源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的农户参与及付费行为。方法 文章运用单边界加支付卡式的改进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以东江源水源地500户农户调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农户付费行为差异及关键因素。结果 （1）不同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下样本农户同意进入付费情景的概率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但差距不大;接入城（集）镇处理管网的农户平均支付意愿为8.55元/（月·户）,接入村落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农户平均支付意愿为4.42元/（月·户）,采用农户分散处理模式的农户平均支付意愿为5.63元/（月·户）。（2）村集体的参与、农户对水环境的感知变量均对农户付费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在第一阶段中区县变量、河流水质变化的感知、河流水质变化与污水处理关系认知、是否是集中污水处理设施覆盖村、文化程度、是否是村干部变量通过了显著检验,是影响受益农户是否同意付费的关键因素;在第二阶段中区县变量、本村生活污水处理治理成效满意度、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影响受益农户支付水平的关键因素。结论 应建立县级可持续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机制,明确污水处理设施管护责任主体,划分各主体职责,可探索推行受益农户适当缴费或出工等生活污水治理管护方式,提高农户自觉参与设施管护的积极性,加强农民对环境感知及认知教育,提升农户对水环境保护的认知水平。     

纽约市与北京市自来水定价比较研究

制定合理的水价,是解决水资源不足、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重要措施。在对纽约市和北京市目前的水价构成及水平介绍的基础上,从水价承受能力、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等角度进行对比和优缺点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两市的自来水定价与调节程序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体现在:纽约市将水费分为计量水费、设施水费和服务费用,对房屋正面宽度和涉水设备收取非计量水费,污水处理费比例相对较高,水价的相对水平基本可引起居民对用水的重视;北京市实行单一的计量式水费,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比例较低,水价相对水平偏低,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影响因素及补偿标准研究——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目的]探究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的受偿水平并对其补偿标准进行精确测度有助于制定合理的补贴政策，以最大效用地推动农村居民的生态消费。[方法]文章基于江西省658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分析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以节能灯具为例）的受偿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算其补偿标准。[结果]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受资源禀赋、生态认知和政策感知等因素共同影响；测算出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的动态调整区间为32.79～36.36元，政府支持农村居民购买生态产品的最优受偿率应为20%。[结论]（1）高度重视农村居民资源禀赋对其受偿水平的影响，加强农村居民资源禀赋积累；（2）提高农村居民对生态产品的认知，强化生态产品政策宣传；（3）建立管控与激励相结合的生态补偿制度，科学确定生态补偿标准。     

居民幸福视域下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识别

目的 居民幸福感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终极目标,文章从环境、经济、社会3个维度构建居民幸福视域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体系。方法 文章基于改进熵值法（Improved Entropy Method,IEM）、决策试验与评估实验室法（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TEL）、解释结构模型法（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ISM）3种方法组合对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识别影响因素、找出传导路径。结果 （1）居民幸福视域下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普遍偏低,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2）卫生环境、客源市场、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是根源影响因素,产业规模、旅游接待能力、品牌建设是深层影响因素,环境治理、吸纳就业能力、乡村建设、服务设施投入是中层影响因素,生态环境、乡村交通设施、乡村居民收入、信息服务、社会服务是表层影响因素;（3）找到了影响因素开启各要素间影响的3条传导路径。结论 居民幸福视域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点线结合调控的结果,即在改善各关键影响因素的同时,沿着主导传递路径实施对关键结果因素的良性影响。     

农户生态养殖模式采纳意愿形成机制研究——基于TPB-NAM整合框架

[目的]探索农户生态养殖意愿的形成机制,对促进生态养殖模式推广应用,推动养殖业持续健康高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和道德激励理论（NAM）的整合框架,文章以江西省、湖北省和云南省527个水禽养殖户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生态养殖采纳意愿的形成机制。[结果]农户生态养殖意愿受到利己和利他动机双重影响,且利己动机的影响更大;态度对农户生态养殖意愿的提升作用最强;农户的过去习惯虽对其生态养殖意愿无显著影响,但会通过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产生作用;后果意识和责任归属通过个人规范间接提升农户的采纳意愿。[结论]政府激励农户采纳生态养殖模式时,要兼顾农户的利己与利他动机,一方面要培养农户进行生态养殖的积极态度,强化其对生态养殖模式的认知,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户非生态化养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教育;重视相关群体对农户养殖行为的影响,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增强农户对环境问题的普遍认识,培养其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感。     

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食物是人类生存与获取营养的来源之一,国家居民食物消费水平与结构不仅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联系,而且还是衡量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吉林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食物消费水平与结构也得到相应改善。但与城镇居民、与其他发达省份农村居民相比,食物消费的水平与结构仍存在很大差距,与国家阶段性目标相比,差距更大。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食物消费方面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农村居民在食物供应链中既是食物的供应者又是食物的消费者,在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中既包括了自给自足的部分,又包括市场上购买的一部分。作为农业大省的吉林,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有其独有的特点,因此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因素也有其特殊性。文章从经济、政策、社会、生产因素等视角对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利用回归模型对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购买食物占食物消费比重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有显著的影响,该文据此提出拓展从事农业生产收入的增长空间、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及加强吉林省农村市场建设的建议。     

基于虚拟水视角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特征分析

以2004—2015年我国各食物产品的虚拟水消费量为基础数据,从虚拟水消费量、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地域差异三方面分析我国的虚拟水消费特征。结果表明:农村居民食物产品的人均虚拟水消费总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则相反,且农村居民的动物性食物虚拟水消费量增长幅度大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粮食虚拟水消费量高于城镇居民,动物性食物的虚拟水消费量低于城镇居民,但两者之间差距在减小;城镇居民的虚拟水消费相比农村居民更趋多元化,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各食物产品的人均虚拟水消费结构存在明显地域差异,不同种类的食物虚拟水消费均存在地域性。     

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