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处理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实质上是正确认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供给与需求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均衡值都是由供求均衡决定的。不分长短期,只强调供给重要或只强调需求重要,都是片面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需求为依托,以适度扩大需求为基础。脱离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会失去方向、失去目标。要完善需求侧管理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需求规模及其增长、需求结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制度体制因素决定的。深化改革那些阻碍需求结构优化和需求增长的体制机制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     

苏北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创新路径选择与对策--基于城乡发展一体化视角

现阶段,苏北农村公共物品短缺已成为制约苏北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障碍,进行苏北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创新以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苏北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根据目前苏北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和需求特征,应构建以政府供给为主体,政府导向和市场导向相结合,供给主体多元、筹资形式多元和利益表达多元的“一体多元”、“双导向”复合制度模式,完善苏北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提高供给效率,增加苏北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演变与创新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结构的演变历史,其实就是以不同时期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来适应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演变史.合适的经营制度一定是能均衡的满足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形态.文章从分析新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几次重大变革人手,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创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市场集中度的观点.     

服务型政府建构中的制度均衡

在管制型政府形态的制度供给模式下，由于不能满足市场和社会主体对制度的需求，出现制度实际供给与需求意愿不一致的制度失衡。通过实现从管制型制度向服务型制度变迁，达到制度均衡，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机制。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均衡路径有三种：价值观念对公民权的重视、服务型制度本身的均衡以及服务型制度与管制型制度的均衡。     

中国“双轨制”城市化的效果检验及其转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农民工、市民双轨运行的城市化模式,这种模式虽不完善但却有效,实现了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均衡。但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双轨制"城市化难以为继,未来必须要推动城市化由"双轨制"转向"一元化",实现由"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小均衡转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友好"大均衡。实现城镇化战略转型的核心是提供良好的制度供给,通过全面破解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促使我国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

在中国股票市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 ,制度短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其制度变迁中 ,政府是中国股票市场制度供给的主体 ,而股票市场市场化和国际化则是制度需求的动力。分析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 ,有助于我们探寻一种适合中国股票市场健康成长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模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制度原因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公共产品的内在特征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不能被提供出来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或不完善,现行的非集体农作制度、分税制下的农村税费体系以及农村行政管理体制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而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财政转移投入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一事一议"筹资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原因在于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供给、社区组织供给功能的"弱化"、监管的"无力"与"缺失"等。因此,需要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筹资机制、监管等不同层面上进行制度创新。     

需求诱致和体制约束下我国土地制度创新路径——兼论试点市的土地制度创新行为

土地制度是我国现行经济社会体制中的元制度,土地制度创新受需求诱致因素和体制的约束。在体制约束下自下而上的变革困难,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面临制度粘性,处于体制内夹心层的地方政府中间扩散型土地制度创新成为主要路径。该文在分析成都土地整治、重庆地票、天津宅基地换房、嘉兴两分两换土地制度创新在需求诱致和体制约束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原则、定位和制度供给基础上,提出在需求诱致下我国现行体制内土地制度创新的路径。     

制度干预与中国转型期结构性价格上涨

本文以转轨背景下工农产品价格的制度扭曲为基本假设,在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下构建制度因素影响中国工农产品价格结构性上涨的理论框架,并采用中国的省级季度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揭示,转轨过程中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压低以及部分工业品超越均衡价格的制度干预,不仅不会缓和两部门价格分化,反而会刺激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和工业品的市场供给,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结构性价格上涨格局。实证检验表明,转轨背景下工农产品价格的制度扭曲显著地影响工农产品价格结构性上涨,已成为促成价格二元分化的重要因素。另外,传统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所强调的工农生产率差异影响正在衰减;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效应驱动的价格结构性上涨效应已经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