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的金融制度在金融组织、宏观调控、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等方面还存在制度缺陷,因此需要有创新的金融制度安排来推动我国金融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金融制度变迁方式在我国不大可能实现,而地方政府最有可能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成为连接中央政府制度供给和微观主体制度需求的重要中介.因此,我国金融制度创新与变迁可行的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本文通过考察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特殊作用,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并作出了以下推断：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论农村制度结构性供给短缺及创新策略

该文应用制度均衡的一般理论,分析了现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结构性供给短缺的表现及原因:在现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结构中,无论是产权制度、还是微观组织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都存在制度供给滞后于制度需求的状况。提出打破政府的"非农偏好"与"以农补工"的意识刚性,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以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由各级政府、部门和农民共同分摊制度创新成本,建立有效的制度需求表达机制的创新策略;应从旧体制的修补转向新体制构建,从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从单项制度改革转向结构整体优化变革的创新路径,以实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由结构性短缺向制度均衡转变的目标。     

略论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

家族企业历史悠久，至今依然是国内外最广泛的企业组织形式。本文以中国的家族企业制度为对象，客观分析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家族企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效率，研究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需求诱致与供给制约，进而探讨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与环境改进。     

中国的二元土地权利制度与土地市场残缺——对现行政策、法律与地方创新的回顾与评论

本文从法律、政策和地方创新三个视角回顾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进程和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土地制度因不同用途沿着不同的路径演化:农地制度无论是地方创新还是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都朝着强化土地物权和以农户为主体的市场交易方向发展,而非农地制度却在朝着强化地方政府垄断和土地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同一块土地因用途改变而导致土地权利结构改变和利益分配方式变化,是现行土地制度的最主要缺陷。政策创新的基点是:在规划控制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盘活宅基地市场;探索征地中对失地农民的财产补偿办法,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让农民以土地财产权利参与现代化进程。     

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

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利润引起的变迁需求与供给主体引起的变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变迁过程中,由于初始的制度安排使它容易受到路径依赖的制约,此时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对我国家族企业而言,只有不断的进行制度创新,运用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相结合的手段,才能避免锁定在低效率的状态.     

区域先发效应与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

本文力图把分析对象定位在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组织之间的制度供给——需求关系框架内,从当地企业对制度的需求入手,描述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方面的行为变迁,以解释地方经济发展动力的来源。并以台州市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为分析对象,阐述政府制度创新行为在地方经济市场化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化特征。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在改革大潮中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就,但也面临着权力运行无序、决策制度短缺、公共治理转型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也有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局限;实现地方政府体制创新应从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重构地方政府结构、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等方面入手.     

土地征用的制度创新研究

在席卷全球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用是我国各地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土地征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与不足,直接导致了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及土地征用权被滥用,影响了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研究也必须对此予以充分关注.     

城市化非均衡性制度安排的改革与创新

我国城市化的非均衡性制度安排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而地方政府的角色偏差和制度供给失当则对强化二元结构的非均衡城市化制度安排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要转变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实现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和职能的转变,并对城市征地制度改革、土地财政制度改革、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以保证城市化进程中制度安排的均衡性和有效性.     

中国土地隐形市场及其显形化路径

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土地隐形市场的生发途径并从制度视角探寻其形成机理,分析认为土地隐形市场根源于土地征购市场和一级市场的政府双层垄断性、国家最终所有的模糊性产权结构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制度二元分异下的政府管制失灵。研究发现,存有三条有效率的土地隐形市场显形化路径,即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追求中的三阶优化路径、土地隐形市场双重效应下的疏堵结合路径、土地行政分层分类实施下的刚柔相济路径。积极推进中国土地隐形市场显形化,应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步入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优化路径;注重土地隐形市场的双重效应,通过诱致性的制度改进和强制性的制度规制及其动态转换协同,步入正负向激励组合效用最大化的制度诱导路径;注重情理与法理的路径依赖,通过柔性执法和刚性执法的细分,步入土地行政刚柔相济的分层分类实施路径。     

“土地财政”论析——在深化财税改革中构建合理、规范、可持续的地方“土地生财”机制

政府依靠土地优化资源配置,把土地作为调控经济的手段和形成政府收入的"生财"手段,本身并无问题,但由于相关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约束和管理不到位,我国"土地财政"呈现的是土地收入从总量到结构皆有失衡、土地配置与财政分配事实上有所游离、基本格局中主要构成因素畸重畸轻的现状。本文从分析这一表现与引发的问题切入,分析财政制度供给不足的相关情况,提出应从制度建设入手,以地方税制度建设和地方阳光融资机制建设优化地方公共收入结构,完成现行"土地财政"格局的平稳优化转换,构建以保有环节税收为支柱的合理、规范和可持续的"土地生财"机制。     

中国财政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

财政体制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具体体现。建国后我国的财政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统收统支财政体制阶段、财政包干体制阶段、分税制财政体制阶段、公共财政体制阶段,每一次财政体制发展阶段的调整既蕴涵着新制度的创新,又有旧制度的保留,财政体制在渐近式制度变迁的推进过程中产生了路径依赖。要破解财政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完善现行公共财政体制,体制创新是必由之路。其基本思路是：推进财政制度的宪政变革,建立与完善本国的宪政体制,建构＂有限＂兼＂有效＂的现代政府;因地制宜实施政府层级改革,在区分经济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上,对政府架构进行变革;＂财政职能-财政体制-财政管理＂的改革三位一体协调共进,只有三者相互协调,才能保证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更加有效。     

现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理性反思:制度缺陷及矫正

目前全国各地进行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探索,在促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制度缺陷:制度安排缺乏对政府的制衡,农民利益缺乏制度保障,土地流转后的配套制度欠缺,以及土地使用、保护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等。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涉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利益关系极为复杂。由现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制度缺陷引发的多种风险不容忽视,需要从根本上改进现行制度设计,不断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土地财政、虚高城市化与土地粗放利用

本文从我国当前土地利用低效的现实出发,借助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等理论方法,分析了我国体制转型期土地财政、虚高城市化以及土地粗放利用之间的因果联系。研究表明,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土地低效利用现象,与体制转型期地方政府的行为,尤其是追求土地财政的冲动密不可分。城市化虚高除表现在城市拓展与产业结构升级背道而驰、人口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市化之外,更直接的表现则是许多地方热衷“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扩张模式。在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目标激励下,作为城镇建设土地的所有者、供给者与垄断者“三位一体”的政府,会倾向于通过权衡土地的成本和收益,从而赋予土地宏观方面的增长功能。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在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策略行为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土地的粗放利用也成为必然之后果。     

区域发展导向型体制的制度创新效应——基于熊彼特式制度创新路径分析

运用青木昌彦的熊彼特式制度创新理论重新梳理我国区域发展导向型体制下转轨经济的制度创新路径,把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观作为各级政府博弈所遵从的"共享信念",把"政策引致性扭曲"作为博弈战略选择,证明了中国区域发展导向型体制下的制度创新自发遵从了熊彼特式制度创新路径。进一步对制度创新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依据熊彼特式制度创新理论提出进一步完善区域发展导向型体制的政策建议。     

流通制度创新:21世纪中国流通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入手，认为我国20多年流通产业的高速成长是一系列流通制度创新的必然结果。当前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在于流通制度的变迁巳进入了僵滞阶段，也即流通制度创新受阻。影响流通制度创新受阻的主要因素有：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边际效率很小；流通制度有效供给不足；流通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意识形态刚性强化了“流通制度锁定”。故此提出了推动我国流通制度创新的战略对策，包括：以入世为契机，积极推进流通制度环境创新：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商业管理制度创新：以需求诱致性制度创新方式，推动流通组织制度创新：构建积极的流通产业政策体系，推进民间流通协会成长。     

地方土地财政收益分配:基本逻辑与转型路径

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获得直接与间接的资源型财政收入来满足财政支出需要具有学理上的正当性。我国地方财政收入配置格局对土地财政收益的依赖与现行土地制度安排、财政体制变迁与土地收益分配权力密切相关,而且相互间形成了不断强化的利益激励兼容机制。短期内土地财政收益,特别是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政府财力仍具有很强的支撑作用,长期应以税制改革为契机,促进土地财政收益的合理转型,以更好地均衡土地财政收益各个环节的资金源分布,规避地方财源不可持续的风险,确保地方财政向可持续路径转变。     

中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与市场经济国家土地征用制度的比较

中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它带来了地方政府乱征滥用土地、农民利益受损等严重问题,因而亟需进行系统性的改革.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土地制度以及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讨论并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土地征用制度,对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系统性改革中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途径进行初步的探讨.     

土地市场化路在何方?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通过对2003—2008年23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严重阻滞了土地市场化进程。在土地财政模式等相关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不仅无法承担起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其具体行为模式还会使土地市场化改革面临着更大阻力。中国土地市场化进程的根本出路在于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换,这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微观土地市场主体的自身努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