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做法和启示

黑龙江省拜泉县积极探索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机制、新路径、新模式,通过抓产业特色、产业品质、产业拉动,创新"四联"模式,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小院经济+订单农业"新型利益联结机制,构筑起全县"四梁八柱""一村一品"产业集群,实现了"大产业顶天立地,小产业铺天盖地"的发展态势。     

相对贫困治理中的金融扶贫创新研究

2020年之后,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将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新阶段。金融扶贫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门槛效应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善、供给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制度保障有缺口等挑战。我国贫困基本态势的转变对金融扶贫创新提出新的需求,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金融扶贫应进一步聚焦于改善农村脱贫生计环境、拓展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推动行政式主导扶贫向市场化脱贫转变、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为此,本文提出应以转变治理方略,重构扶贫格局为逻辑架构,以探索动态识别标准、有序瞄准目标、再造金融体系为主要路径,通过完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金融扶贫制度的顶层设计、推进保险保障与金融赋能减贫的双轮驱动、强化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激励等举措实现以金融扶贫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目标。     

2020年后扶贫开发面临的老命题与新挑战

反贫困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2020年现有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有望全员脱贫,并不等于为扶贫开发任务彻底划上句点。届时,扶贫开发将进入"后脱贫时代",可能会面临脱贫成果巩固与提升的老命题,以及贫困表征演变、扶贫主战场变动、扶贫开发与国家战略融合等新挑战。可采取措施及时应对:继续扶持产业发展解决脱贫人口生计的脆弱性;基于次生贫困、相对贫困、多维贫困的新特征动态调整贫困标准;关注城市新底层群体,努力做到城乡统筹兼顾;四是构建扶贫开发与国家发展战略长期衔接机制。     

培育产业是脱贫之根本

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问题已经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贫困更多是由于社会、经济、自然等因素的脆弱性所造成,因病、因灾、因残、因学、因婚姻等致贫返贫成为主要原因,需要从区域发展的内生性、贫困群体能力提升的角度加以解决。产业扶贫是一种内生发展机制,目的在于促进贫困个体(家庭)与贫困区域协同发展,根植发展基因,激活发展动力,阻断贫困发生的动因。因此,产业扶贫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     

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紧扣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矢志不渝的开展反贫困斗争,反贫困方式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反贫困的目标从"保生存"到"保生存、促发展"再到"惠民生、促发展",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消除绝对贫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和回顾新中国70年反贫困实践历程,可以提炼出基本经验:坚持大扶贫格局,不断向贫困人口赋权,不断满足人民需求,不断创新反贫困机制。2020年后,我国反贫困工作从消除绝对贫困走向减缓相对贫困,本文结合新中国反贫困历程和基本经验提出一些展望:结合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满足人民需求的相对贫困标准;紧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明确新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目标;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设计相对贫困治理的制度框架;围绕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借鉴以往的反贫困政策,构建减缓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     

后脱贫时代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测度与返贫防治——基于南疆四地州的调查数据

后脱贫时代,根据多维贫困最新表现对现有的贫困标准进行修订与提升,对于科学测度我国贫困现实和推进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9年新疆南疆四地州地区481份有效问卷数据,采用A-F双重临界值法,探索进入相对贫困阶段初期南疆四地州脱贫农户在收入、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水平四个维度的“相对剥夺感”。结果表明:从多维贫困程度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2.45%,多维贫困指数为0.0794;从多维贫困组成看,农户在收入和做饭燃料指标的“相对剥夺感”均最严重,其次是卫生设施和受教育年限指标。为此,应充分发挥南疆四地州自身资源和区域条件优势扶持重点产业发展,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完善生活基础设施三条返贫防治建议,为脱贫群体提供生活发展保障,改善农户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后脱贫时代”新乡贤参与贫困治理问题探析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从乡村社会涌现出来的或与乡村社会存在密切关系的社会贤达群体,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后脱贫时代"新乡贤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分析了新乡贤参与贫困治理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信息沟通、监督制约、扶贫资金监管、激励机制、扶贫模式等创新新乡贤参与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以提高新乡贤参与贫困治理的实效性。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贫困成因与减贫对策研究

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能够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人们的行为决策过程。因此,借鉴行为经济学的损失厌恶、禀赋效应、心理账户等理论分析贫困群体的心理特征及决策过程,得出贫困现象与贫困主体主观致贫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基于此优化当前的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技能培训等贫困治理政策,将有利于我国贫困问题更好地解决。     

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

基于对国内外相对贫困研究文献和国外相对贫困治理实践的梳理,以及对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研读,本文论述了中国中长期进程中解决相对贫困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可以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框架下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目标;为了充分满足贫困和社会进步监测以及减贫政策需要,中国现阶段可以制定多元的相对贫困标准体系;中国解决相对贫困应坚持国际上普遍采纳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三支柱"战略,但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必要的调适,尤其是应继续坚持发展支持战略与政策导向;相对贫困治理需转向常规化,对大扶贫格局进行优化,实行制度化、法制化的贫困治理。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土地要素对贫困影响分异识别研究

研究目的：精准识别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同时期土地要素对贫困的可能影响,评估土地要素对绝对贫困的帮扶效果,为推进土地要素更为精准地实现相对贫困治理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多层线性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要素对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均具有较为突出的影响;（2）土地要素扶贫政策全面展开后,土地要素的资源和资本禀赋得到了有效改善,土地资本禀赋具有更为突出的未来改善潜力;（3）土地要素的资源和资本禀赋在各个时期都体现出了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资本禀赋相较于资源禀赋对于贫困均具有更强影响。研究结论：无论是在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治理中,均需高度重视土地要素的突出作用;在过去的扶贫攻坚战役中,一系列土地要素扶贫政策已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未来的相对贫困治理中亟待进一步促进土地要素禀赋改善,特别要着力重点提升土地要素资本化水平,从而有的放矢地推进更为精准的相对贫困治理。     

产业精准扶贫的主体培育:基于治理理论

伴随产业扶贫政策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一条“产业精准扶贫”新路子。近年来,湖南省引入现代治理理念,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的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方式多样化和参与模式创新化,取得了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但在产业精准扶贫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意识困境、利益困境、信息传导困境和政府失灵困境等。需要在现代治理理念下,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多元贫困主体参与意识和内生动力;扶持产业龙头企业,通过财政杠杆牵引跳出利益困境,增强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瞄准贫困户真正需求,创建需求表达机制破解信息传导困境,精准定位扶贫产业;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扭转政府失灵,提升产业精准扶贫中的政府执行与监管力度;完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贫困地区产业高效发展,让贫困户得以“真脱贫、脱真贫”和可持续脱贫。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瞄准与偏离研究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即、扶贫重点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的背景下,本文利用深度贫困地区陕西省J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瞄准与偏离问题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已脱贫人口的相对贫困现状。研究结果表明,建档立卡的政策安排在贫困识别标准和瞄准策略上遵循了绝对贫困理论标准和多维瞄准方法,但具体实践对政策安排出现偏离;单维收入贫困标准对贫困人口的瞄准精度要高于多维贫困标准;扶贫资源的溢出水平较高,整体呈现偏向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沙漏型分配特征。本文分别采用贫困线和基尼系数的相对贫困测算结果表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偏大、存在较为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要注意重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反向贫困问题,也要通过完善农户收入调查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犯错成本等方式提高贫困人口的瞄准精度。     

着力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正2020年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出台《关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实施意见》,推动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取得明显成效。一是治理方式实现深度重构。建立部门配合、市县联动的工作机制和权责明确、保障有力的政策体系,构筑乡村治理"四梁八柱",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服务下延。二是治理靶向呈现精准聚焦。     

中国的减贫经验与展望

2020年底,中国兑现了在现行标准下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承诺,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回顾中国近40年的扶贫经验,有助于为构建2020年后中国缓解相对贫困的治理体系提供借鉴。本文拟从贫困内涵演进、减贫目标与战略、扶贫手段、扶贫治理等层面分析和解释中国减贫经验,并对未来缓解相对贫困的发展战略提出建议。     

浅谈农广校体系产业扶贫培训中的问题及对策

<正>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其中产业扶贫承担着带动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持续增收和巩固现有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的重要任务。贫困群众是产业扶贫的主体,推进产业扶贫,要充分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教育引导贫困群众走向脱贫。农广校是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构和主力军,担负着提升脱贫带头人和贫困户综合素质及自我发展能力,助推产业扶贫的重要责任,农广校体系在农民产业扶贫培训中发挥重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相对贫困视域下的产业精准扶贫政策研究:机制与模式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的贫困类型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总结减贫经验、巩固减贫成果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法定量分析了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相对贫困状况的影响,同时对比分析了 "GSP" "GTP"以及"企业或大户带领"三种模式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摆脱相对贫困状态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多元化的扶贫政策可以优化农户的资源配置,"GSP" "GTP"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农户走向内生脱贫路径,但"企业或大户带领"模式则存在着"理念困境"。     

金融扶贫要精准发力

正新常态下的金融扶贫要走与政府扶贫资金、扶贫对象、扶贫项目、扶贫技术和扶贫联系单位"五对接"的新路子,提高金融扶贫的精准度,破解金融扶贫难题。金融扶贫就是将金融与扶贫相结合,通过政府担保贴息撬动银行资本,放大扶贫资金效应,有效增加贫困村、贫困户信贷投放,着力解决贫困农户发展资金问题,增强贫困农户的"造血"功能。过去金融扶贫重点在贫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精准扶贫的二次正当性转变

为了扶贫减贫事业能够取得实效，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并发展出“扶真贫”“真扶贫”和“真脱贫”三个评价维度。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契合了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绝对贫困治理中，如果说从政治动员到技术动员是精准扶贫的一次正当性，那么在相对贫困治理中，促进国家的施政伦理与乡村基层的社群伦理的共通与兼容，则是精准扶贫的二次正当性。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数据质量控制能力，防范技术治理中的数字失真。     

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具有益贫性的显著特征,这使其能够成为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理想载体。农民合作社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通农户无股权,使合作社与普通农户之间难以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整合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合作社进行对接,再吸纳贫困农户的自有资源,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推动建立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合作金融扶贫与农业科技扶贫相结合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股权份额,改善合作社的产权构成,使贫困农户能够更好地参与合作组织并逐步提升合作自治能力,推动合作社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走上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