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及测算

笔者运用标准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特征事实,测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和包括人力资本、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等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贡献.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投入驱动型的,而是真实可靠的增长.     

R&D两面性、技术引进与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测算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运用一阶差分模型和加权最小二乘法检验了R&D两面性、技术引进对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998-2012年,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负增长状态;R&D创新能力对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不显著,而R&D吸收能力和技术引进抑制作用显著,其吸收能力未能与技术引进互为补充共同促进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以中小型高技术企业为主的浙江省高技术产业急需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续以自主R&D为主、技术引进为辅,持续加大R&D投入,增强R&D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     

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区域形态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6个省份2000-2013年间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测度,并进一步采用EMD方法定量分析各省域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的差异性和一致性,然后运用相关分析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体R&D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5.8%,其中12个省份R&D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高于5.8%;(2)各地区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变化长期形态呈现正弦形、弱倒U形和递减形等三种形态且其分布存在地理相依性,全国高技术产业总体R&D全要素生产率变化长期形态呈现正弦形态;(3)经济及产业基础、科技机构投入和经济外向性等基础性影响因素对地区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的长期形态具     

研发投入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3—2016年河北省数据,分析各主体R&D投入结构,估算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对R&D投入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工业企业经费和人员在整体R&D投入占比最大,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占比小且逐年下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R&D资本投入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起促进作用,其促进作用从第2年显现,科研机构R&D资本投入的影响滞后三年仍比较明显,高等院校资本投入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负向作用,但影响逐年减弱。各主体R&D劳动力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各时间点模型整体回归效果一般,但可靠程度会随着时间升高。滞后两年,工业企业、高等院校R&D劳动力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微弱的负影响。科研机构和其他主体R&D劳动力投入中均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影响。为进一步提高河北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应引导企业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和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与激励。     

国际贸易、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

本文采用6种计算外国R&D资本的方法和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首次就国际R&D溢出对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技术效率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我们从这6种方法的比较中发现:当采用有缺陷的两种方法时,得到国际R&D溢出系数显著为负或者溢出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的结论;而采用其他的四种方法,能得到国际R&D溢出系数显著为正的结论。因此,从计算方法本身及其结论的比较来看,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的R&D溢出促进了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论更可靠。同时发现在大部分情况下国内本行业R&D与其他行业R&D对行业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阻碍作用。因此,加强与R&D投入比重较高的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以及提高国内自身的R&D效率显得很有必要。     

中国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人工神经网络和回归的方法对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波动与实际产出增长率的波动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今后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应致力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

中国全要素贡献率在1992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步回落的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广泛争论。本文通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后发现，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全要素的贡献率较低且波动大。本文认为，制度变迁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而技术进步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部分。真正引发1992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在于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效益递减和实质性改革的停滞不前。因而，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改革的深层次推进。此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仍是维持现阶段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     

制度变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00—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0—2008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构建制度替代指标,在控制了基础设施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科技投入三个变量后,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的结果仍显示制度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显著。     

改革开放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资本投入

运用索罗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通过实证检验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定量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笔者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于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近年还呈现下降趋势。今后,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

本文在分析比较了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分析表明(1)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3年以来,则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才得以缓解,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逐年攀升势头;(2)1979—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3)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技术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总需求、国际贸易与我国省际生产率变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对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是从供给方面展开的,本文试图从需求角度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理论上看,总需求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技术选择、规模经济效益和要素的使用效率等途径引起生产率的变化,国际贸易则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技术溢出等促进生产率的提高。然后,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结果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效率的作用很小。在测算和分解的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就总需求和国际贸易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发现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显著,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进口显著地促进了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中国资源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引入物质流分析方法构建资源生产率的指标体系和经济分析框架,考察1978～2008年间中国资源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阶段性特征。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的依赖性仍在增强,而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呈下降趋势。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资源因素进一步探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阶段性特征,有助于从资源效率、资源投入与技术进步间的替代关系等多个方面增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解。     

中国工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变化研究

本文在运用全局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首次对2001—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行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变化及其数量效应变化和效率效应变化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作用很小;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低于TFP,中国工业TFP主要依靠老产品驱动;整体上中国工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增长基本停滞;2008年后,TFP新产品动能的数量效应和效率效应双双提升,技术进步的新产品动能实现了较快增长,技术效率的新产品动能有所下降;企业规模、非国有企业占比对于TFP的新产品动能增长没有显著影响,FDI有抑制作用,出口和R&D投入则有促进作用。     

技术来源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摒弃"从要素投入研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统思路,强调技术来源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基于2004—2016年两位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估计不同技术来源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国外技术引进促进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国内技术购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企业自主研发能够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技术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对外部技术依赖性较强,自主研发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工业企业选择性地发挥外部技术引进的优势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比依赖单一技术来源的效率更高。     

《经济学（季刊）》生产率研究专辑引言

全要素生产率（TFP）问题是研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视为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经济学者一直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只要中国的生产率水平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由于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幅员的国土,也会使其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从而改变东西方政治经济力量对比。     

开放条件下中国国民收入 增长核算及效率研究

本文通过指数核算方法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并对金砖国家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导致中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速降低约1个百分点,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从金砖国家整体来看,多数国家国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持续增长潜力不足。     

基于TFP的信息资源产业增长模型研究

本文在回顾内生增长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提取8种影响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并通过因子分析,提炼出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三类决定性因素.研究发现,信息知识程度和信息创新程度既共同直接影响,也通过内部投入要素间接影响信息资源产业产出增长;内部投入要素和外生性要素分别作用于产出增长.这不仅弥补了以前信息资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不足之处,而且揭示了我国信息资源产业TFP增长的人力资本、专业化和技术溢出等内部因素以及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和产业政策等外部因素对我国信息资源产业TFP增长的影响.     

基于三维空间模型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推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增长模式会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难以继续支撑我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本文构建了由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构成的三维空间模型,并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加资本投入数量、提高资本投资效率,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策。     

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分析——以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为例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首次在报告中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领域。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让投入的资源(包含人力、物力、财力)发挥其最大效用是终极目标。文章基于新古典学派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理论,通过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测算与比较进行实证分析,并提供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对策建议,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转向效率型增长提供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