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对腐败的影响效应分析

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是影响腐败的主要经济因素之一。本文建立腐败的客观衡量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及政府支出规模、市场化程度、教育水平、工资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腐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减少寻租性支出、提高生产性支出对腐败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控制政府支出规模、提高私有化程度对反腐败也有显著正效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对腐败存在着预期的负效应,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教育水平和政府公务员相对工资的提高不利于反腐败,这与大多数实证分析的结果相反。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偏异——基于跨界公共事务的视角*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不仅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好,还会在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下,改变其对跨界公共事务的资金投入。在“量入为出”预算编制原则下,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级政府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跨地区民生性支出、跨地区生产性支出、地区民生性支出和地区生产性支出四类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跨地区生产性支出受财政收入的影响最大,地区民生性支出次之。比较三类地区的结果发现,区域内政府竞争强度越高,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重视程度越强,因而当地用于跨界公共事务的资金会越少。从不同类型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来看,只有间接税收入可以同时对三类地区财政支出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补贴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运用需求原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1999-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就我国政府的财政补贴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政府的财政补贴性支出是降低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分地区来看,在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在东部地区影响是显著的。政府财政补贴性支出从总体上减少了城镇居民的总消费性支出,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财政补贴性支出主要是一些食品类物品的价格补贴,即主要是对缺乏需求弹性物品的补贴,这种补贴不能起到拉动居民消费的作用。今后的财政补贴资金应更多地转向农村地区和需求弹性较大的物品。     

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1.购买性支出政策。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     

社会稳定考核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社会稳定指标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具有优先性。本文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社会稳定考核纳入晋升激励机制,以1998~2015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社会稳定考核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稳定考核具有增加维持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降低生产性支出的作用。社会稳定考核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与地方公众诉求表达能力有关,公众诉求表达能力越强,越有可能增加维持性支出,纠正生产性支出偏向,解决民生投入不足的问题。     

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

中国财政支出的较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建设,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表现出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事实与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挤出效应截然不同。本文构建了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增加在提高税负、挤出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挤入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以及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和税负水平。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结构等于其相对生产性之比,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     

政府支出结构与税收分配比例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机制推演

文章建立了一个结合两级政府、三种支出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除了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外,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以及财政分权(由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比例反映)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正负作用取决于支出的初始值和支出的相对生产率诸因素.最优的收入分配比例(指政府的净收入)应该与该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转移支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于调整初始税收收入分配的不均带来的对这个标准的扭曲.每级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比例越小越好,以维持政府能正常运转即可,而每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比例应该与该种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     

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视角,对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是否合理作出科学判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显著性较差,收入责任安排的影响则较为模糊。这些影响总体上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且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关:当地区经济发展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分权程度超过一定阀值时,适当集权将有助于优化收支责任安排,促进地区经济增长;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不合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经济性支出分权和维持性支出集权进程偏快,总体上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1997年～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跨期替代模型,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2、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后者的效应较弱;3、由于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对城镇居民消费虽然具有挤入效应,但挤入效应较弱.此研究结果为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平滑经济波动的能力——基于传统IS-LM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借助传统IS-LM模型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平滑经济波动的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1)财政政策对经济波动的整体平滑能力较低,平均只有6.35%,财政政策的平滑能力在经济波动的不同状态之间存在明显差异;(2)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平滑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财政购买性支出能平滑掉经济初始冲击的11.48%,而财政转移性支出和收入政策整体上反而使经济波动上升近3%;(3)内生性检验表明,中国只有相机性支出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不仅如此,相机性支出政策的内外时滞都较短。文章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中国财政政策稳定效果的关键在于提高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与相互之间的协同效应,不仅如此,对经济高涨时期政府财政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也至关重要。     

Fiscal Autonomy and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 Austrian Case-study

The ongoing debate on the efficiency of a federal system versus a centralized system has lead to a diverse and unclear empirical picture of the effec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public sector growth. For analyzing these effects it is crucial to consider the sub-national decision power on taxing and spending. In the current paper, we test for the effects of fiscal autonomy on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using time series from 1955 to 2007 for Austria. Determinant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re economic growth, fiscal illusion of policy makers,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We additionally account for different degrees of sub-national fiscal autonomy. Our econometric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often-hypothesized dampening effects of fiscal autonomy cannot be corroborated for the Austrian system.     

中国最优财政支农支出研究

由于"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政府不断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是必然选择.但是,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不能无限增加,必须确定其最优规模和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既要不断加大财政支农生产性支出,也要增加财政支农非生产性支出,提高基层财政公共服务能力,提供更多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农民身心健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The impact of fiscal and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 on local public investment in Indonesia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fiscal,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 process in Indonesia on budget allocation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We find that after the large-scale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of 2001, districts with relatively lower level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started to invest significantly more in health an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although not in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see a tightening of the budget constraint in districts where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heads took over already before gaining fiscal powers. Finally, our results document decreases in public investments under directly elected district heads, showing no beneficial effects of direct elections on investment targeting.     

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尽管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模型框架下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政府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而产出-资本比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生产函数,分析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税前和税后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认为存在着一个能使产出-资本比最大化的最优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我国国家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弱正相关,而教育支出和科学研究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2)在我国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弱负相关,财政教育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而财政科学研究支出与税后产出-资本比强负相关。     

影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因素研究*——基于财政、晋升和发展压力的视角#br#

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是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使用2004—2016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基于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测算了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并分析了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和发展压力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地区财政支出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均值和规模效率均值变化差异不大;（2）财政压力越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越低;（3）经济增长率越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越低;（4）地方政府超额完成中央的经济发展目标有利于改善当地财政支出效率。     

长期经济增长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财政支出结构政策与总量政策相比具有更重要的一面,它可以在不改变财政支出规模的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然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得出我国的财政投资已超过最优规模,生产性财政消费与非生产性财政消费均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缺乏弹性.     

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平滑转移模型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数据本身隐含信息进行内分组的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来检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效应,并进一步拓展了Armey曲线推论。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曲线所描绘的非线性效应,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最优规模为9.32%,财政支出最优结构为1.643,并且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都在最优值两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相比而言,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的转换速度似乎更快。这意味着现阶段我国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需要政府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oster regional investment in productive infrastructure?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on the provision of infrastructure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We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and earmarked grant financing on the level of sub-n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20 European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1990–2009. The results are interpreted in light of the predictions of the theory on fiscal federalism. We find that it is sub-n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hat increases after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and not investment in redistribution. However, the effect of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is lower the higher the use of earmarked grants to fu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基于公共财政构架下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

现阶段我国要建立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就必须科学界定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样才能提高财政支出效率，降低政府运作成本，减少对竞争性领域的财政投资，强化公益性事业支出，最终实现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