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吗？

金融科技以金融业的科技创新为桥梁,通过改善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企业的效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最终助力实体经济。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选择2003—2016年除金融业、房地产业外的上市公司样本代表实体经济企业,采用投资效率模型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探讨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呈“U”型关系,即金融科技在发展初期会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在加以金融监管配合后的后期将有助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当前,中国金融科技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处于“U”型的上升阶段,即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投资效率正逐步得以实现。     

地方金融监管：探本•问诊•治策

地方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地方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变迁、形势变化与现状问题、改革路径与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了研究。研究发现，地方金融监管从基础逻辑、国际经验与制度变迁的角度上应该回归“监管”理性；由于地方金融监管面临金融科技新挑战、新兴金融新风险、监管调整新格局与风险处置新任务，存在监管法治建设滞后、监管基础设施落后、监管理念工具陈旧以及监管分权协同不足等问题，须从金融与实体、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监管与创新四大关系和制度、技术、组织、方法、协同五个层面重新明确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与路径。因此，应遵循地方金融发展规律与监管改革方向路径，加快地方金融监管法治进程、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基础设施、转变地方金融监管理念方式与建立地方金融监管协同机制。     

企业“脱实向虚”的动机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来自上市公司金融业股权投资的证据

利用2007年～ 2015年非金融非房地产行业(NFRE)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金融业股权投资总额对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业股权投资会导致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说明上市公司会利用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优势及对中小企业的信息优势从银行体系套取资金,投资金融业企业赚取利润;由于银行体系对上市公司的信息对称程度较高,还款风险较低,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来投资金融股权并不会增加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的金融业股权投资行为,使资金从实体经济回流到金融体系,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提升了股票市场风险以及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实体上市公司的投融资监管,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以减少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融资约束和网络基础设施双视角分析

如何有效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发展能否通过技术覆盖“赋能”传统金融，从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呢?为探究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的影响机制，选取2015—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并且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主要渠道。在我国经济逐步复苏的背景下，只有持续推进金融发展，重塑传统金融的发展格局，才能为实体企业数字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从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论美国次贷危机的演变发展与形成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多次调整公共住房政策，大力发展房地产证券化，推动了次贷市场的快速发展。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美国金融市场动荡，美元汇率大幅贬值，市场出现信用紧缩和流动性短缺，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困境”。美国房地产业在过度扩张之后的泡沫化、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失灵是次贷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应建立衍生品风险防范和风险分担机制，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相互关系，完善住房金融体系，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投资

文章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从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这一趋势出发,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已有学者研究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行为,但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投资存在的促进和抑制的不同效应共同影响着企业投资。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以及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投资意愿越低,但企业金融化减缓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意愿;相对于地方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中央国企投资意愿。在微观作用机制上,通过现金—现金流模型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其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重要原因。文章丰富了企业投融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于我国目前倡导的企业“脱虚向实”“扎根实业”,以及更好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金融监管体制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启示

席卷全球的次贷风波给全球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但德国凭借其严格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了经济的基本稳定。目前，上海金融监管体制还存在金融监管的地方性法规缺失，金融监管部门之间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缺乏，金融监管部门的实质权利有限，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不够等问题。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借鉴德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及其在次贷风波后的金融监管举措，对上海的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制定上海市有关金融监管法规，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赋予驻沪金融监管部门更多的权力，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浙江民营实体经济与民间资金有效对接问题研究

如何引导民间资金投入民营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构建民营实体经济与民间资金之间的有效对接机制，全面提升实体经济，成为今后几年浙江经济工作的必然选择。为此，必须改进和完善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结构，提升民营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率，让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到地上，拓展民营实体经济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     

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研究:以美国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的传导更快且难以控制.美国金融危机蔓延至今仍未见底,且已经损害到实体经济.研究其传导渠道,能够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产生并减弱危机的影响.本文在总结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基础上,从国内与国外两个角度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如何从房地产市场传导至信贷市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以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由国内传导至全球的路径.最后做出简要结论.     

房地产投资的东道国选择分析——以东盟最大房地产企业新加坡嘉德置地为例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许多房地产企业纷纷在世界各国进行跨国房地产投资。文章运用国际投资理论和房地产经济学理论探讨这些公司进行国际投资时的区位选择,在丰富房地产行业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同时,在实践方面可能为我国房地产企业参与房地产行业的全球化,以及政府面对既要吸引外资、活跃对外经济贸易,又要有效监管维护经济平稳健康提供一定指导。新加坡的嘉德置地集团是东盟及亚太地区最大的跨国房地产企业,投资组合遍布世界20多个国家,尤以在东盟对话国家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国际投资为多。分析嘉德置地的投资数据与此二国的经济社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房地产企业在进行国际投资时选择东道国考虑的重点因素。     

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企业房地产投资——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研究在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治理不同情境中企业投资房地产的经济后果，发现房地产投资对公司市场业绩和会计业绩均存在负向影响。这种影响在竞争性行业中更加明显，并随着治理水平的下降逐渐加强。分类研究显示，在行业竞争、公司治理水平均较低或较高的情况中，负向影响较小；其他中间状态下，负向影响显著。房地产投资对会计业绩的改善效应仅存在于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且治理较差的环境中，与之相伴的是市场业绩的显著恶化。当行业竞争激烈时，中等密集度投资能够获得会计业绩的改善，但随着密集度或投资期的增加，转变为持续恶化效应。这些结论意味着，产品市场竞争与规范的公司治理能够约束企业无效的房地产投资。     

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还是金融资产投资？

实体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能否推动实体经济健康繁荣是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点。现有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促进了企业实体投资,也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但究竟更能促进哪类投资还缺乏深入研究和经验证据,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资金供给增长有利于企业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增加,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是在整体经济持续低迷情况下常用的逆周期调节手段,此时实物资产价格往往处于低估状态,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往往较大,因而,总体上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的实体投资。但是,由于货币政策本身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不大,投资不足的企业往往对实体投资保持谨慎,可能更多地利用资金增量进行金融资产配置,而偏好实体投资的过度投资企业则可能继续增加实体投资,进而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以2008年—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宽松程度提高会产生如下企业投资效应：（1）总体上看,同时促进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2）促进投资不足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过度投资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分别具有促进和抑制作用;（3）促进国有企业的实体投资,促进非国有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非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4）促进东部地区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实体投资,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东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将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拓展货币政策的企业投资效应研究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研究;二是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优化关于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方法,并为货币政策会促使企业“脱实向虚”还是“脱虚向实”提供了经验证据;三是针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分析有助于精准有力地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虽然从总体上看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但也可能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和效率的提升。因此,宽松货币政策要慎用。当前,我国依然应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注重对不同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精准有力的差异化调节,同时要加强预期管理和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推动企业有效率地“脱虚向实”。     

税收激励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税收政策工具会对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实体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市企业2007—2020年的数据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资本密集度高、大规模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政策效果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激发其创新活力、优化企业市场预期，进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动力。较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发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创新转型驱动力的重要基础条件。本文为理解税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政府工具-市场环境”相结合以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金融监管制度变迁解读

交易费用理论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用交易费用解析金融监管制度，可以发现，金融监管制度改变了金融交易行为集，降低了金融交易费用，促进了金融交易规模扩大。我国1977年以前“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下，设立金融监管不能降低交易费用，因而，没有金融监管是合理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从集中到分业监管的变迁，节约了金融交易费用，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发展。未来我国的分业金融监管将逐步走向统一监管，但是，现阶段选择协调监管更有效。     

金融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义与对策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行业之间竞争力随之加大，实体经济生存越来越难，金融投资的引入可以使实体经济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与生存空间。实体经济发展中由于金融投资的介入规避了资金流周期长的弊端，使实体经济获取更灵活的投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企业的资金流动，能够获取更高收益，助推企业向前发展。     

浅谈如何提高基层央行的金融监管绩效

提高基层人民银行的监管绩效，应重点从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树立正确的监管理念来指导金融监管工作，即：依法监管、超前监管、适度监管、创新监管；二是以建立和完善监管机制来提供监管的整体效应，即：人力资源管理与储备机制、“四位一体”的监管运行机制、分类监管的运作机制、再监管的监督制约机制、监管基础设施配备机制、非现场监管信息机制、监管工作综合考核机制以及监管合力机制。并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渗透起到提高金融监管绩效的目的。     

塞浦路斯银行危机的成因、救助及启示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规模仅占欧元区0.2%的小国——塞浦路斯发生了银行危机。这场危机是银行自身调节能力差、投资结构失衡及银行的不公平竞争带来的后果,同时,欧洲银行业的金融监管也负有重大责任。为应对危机,塞浦路斯政府积极与欧盟进行协商,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助方案;这场危机与希腊债务危机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通过分析塞浦路斯银行危机的成因和救助方案,与希腊危机对比得出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加大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适度投资房地产市场,加大对银行业的监管力度。     

投资性房地产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比较及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投资观念的改变，企业将房地产作为一种投资手段已是非常普遍的经济现象。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改变了企业对于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方式，新准则将投资性房地产作为一项资产单独核算，有效规范了企业所持有的土地、房地产的具体核算，能够真实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内在价值，增加报表信息的相关性；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模式是计量方式的一次重大突破，对中国会计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非平稳性股利政策会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中股利平稳性政策信号是否能够影响企业经济资源向创新投资项目的 倾斜?其作用机理是什么?在分离"差异化分红政策"效果后该现象能否继续存在?为回答上述问题,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基于股利信号理论与迎合理论考察了股利平稳性的信号效应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发现股利非平稳企业在创新研发项目方面的投资程度更高,且分组回归结果显示该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型企业中更为明显,同时实证检验支持了理性迎合渠道的存在,即投资者的消极情绪直接刺激了非平稳性股利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讨论"差异化分红政策"的影响,结果证实,在为获得再融资资格进而发放股利的企业中,非平稳股利政策对创新投资的促进效果及其作用机理依旧存在.然而,"差异化分红政策"虽能够有效改善我国上市企业的"微股利"发放现状,但也加剧了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的短缺,不利于非国有企业与成长期企业的发展.股利不平稳的信号会引发我国资本市场中公司股价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的变动,进而对实体经济资源配置造成显著影响.以上结论为研究资本市场信号冲击对企业创新等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新兴科技结合的产物,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改善传统金融中所存在的“领域错配”问题,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在中小城市展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促进企业的实业化投资,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