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税设置简论

一、排污税的理论渊源——庇古税排污税的思想来源于庇古的理论。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比较全面的论述了边际私人净产量和边际社会净产量的背离（即外部性）问题。他认为“存在着某些投资，由于对其相伴产生的损害予以赔偿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故而造成边际私人净产量高于边际社会净产量的结果。”“如果政府同意，可能通过对于在此领域的投资给予‘特别限制’的方法消除这种偏差，这些限制可能采用的最为明显的形式，当然是征税。”也就是说，由于污染造成的外部费用并没有包括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导致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要削除这一外部性，可由政府通过税收使之内在化。     

碳排放交易的经济学分析及应对思路

在全球范围内,碳排放交易日益活跃。碳排放交易有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内涵,是一种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安排,是市场化的减污手段。在碳排放问题上,西方国家经历了从行政手段的庇古税到经济手段的排放权交易的演变过程。碳排放交易品种较多,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产品体系。金融危机后,碳排放交易呈现出特定的发展趋势。我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走好低碳经济时代的增长之路。     

环境污染的治理对策探讨——对庇古税与排污权交易理论的反思

为使治理环境污染中污染者付费原则具体化，经济学家提出了环境容量的经济学治理对策（庇古税及排污权交易理论），期望以经济上之诱因促成环境基本品质之维护。但纯粹的经济学方法（庇古税及排污权交易理论）存在诱因不足，只有消极的弱激励作用，为此，殊有必要引入行政管制的方法，严格规定污染企业的排放配额的年度递减比率。     

国际碳排放贸易的经济学解释

在京都议定书的机制安排下进行的国际碳排放贸易是一种新兴的贸易形态,经济学理论对其作出了许多解释,新古典主义在由于其前提假设在解释问题上遇到了困境;庇古税试图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法对私人成本进行校正以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但对于CO2这种全球公共品解释乏力;科斯经济学试图通过明晰产权而解决外部性问题,但CO2交易却不满足科斯条件;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安排看似可行却事实上很难解决＂搭便车＂的行为。     

我国水污染税税率设计研究:以工业废水为例

在税收制度设计研究中,尽管税率是调节税负的重要杠杆,但由于它是较为直接的和明显的计税尺度,一般不存在复杂的确定和计量原则的规范问题^[1]。然而在污染课税的制度设计中,税率问题却凸现其重要性。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在完全竞争和不存在其他扭曲性税收的经济世界里,污染税的最优税率应该等于庇古税(Pigouian tax),即税率能够使污染削减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损失,即处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那个点^[2]。具体讲就是,水污染税的税负水平应等于纳税人排污行为所造成的边际环境损失,包括环境损害、人体损害和资源耗损等社会成本^[3]。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价值补偿研究

资源经济时代,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其负外部性已超过外部经济。因此,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必须补偿相应的负外部性成本,即将消耗的公共物品与公共资源价值纳入矿产资源价值。相比较而言,征收庇古税是一种较好的解决负外部性的方法。因此,建议小范围的短期负外部性由直接谈判进入生产者成本,具体通过地方政府征收相应的环保和生态保护基金或税进入生产者成本,或普遍对全部碳排放行为征收碳税,或者在消费环节征税。最普通的、也许最有效的方法是在消费环节或矿产品制成品的销售环节,以矿产品消费税形式征收与矿产资源消费相关的负外部性成本或所消耗的生态环境资源租。     

间接庇古税的福利效应分析——以交通污染控制为例

经济学认为当机动车污染排放产生负外部性时最优政策工具就是根据外部性的大小征收相应的庇古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然而由于每一辆机动车的污染排放水平不一,根据污染排放量直接征收庇古税很难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替代性的政策是对与机动车污染排放息息相关的燃油消费进行征税。文章在Diamond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最优间接庇古税模型,分析了间接庇古税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由于机动车使用年限、消费者收入水平、汽车排量选择偏好等影响燃油消费的异质性因素存在,最优间接庇古税只能是次优的;二是最优间接庇古税作为治理机动车污染外部性这种市场失灵的政策工具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对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水平效率较低。     

生态税的经济学基础分析

(一)经济学基础之一:“市场失灵”。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由于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不能在市场像其他普通商品一样进行交易,市场机制无法对经济运行主体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进行调控。庇古将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外部性,称为“负的外部性”。由此看来,生态环境污染是负外部性的典型表现形式。作为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成本未参与其产成品的生产成本核算,只是一种社会成本。由于企业无须参与社会成本的负担,在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按照“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原则,安排…     

庇古手段中外部成本的定量分析

市场缺陷之一就是外部效应扭曲性的存在，理论上对负的外部效应即外部成本的纠正是予以补贴或征收庇古税等，但是对补贴或征税的量的界定，也即外部成本的定量始终没有好的途径。利用环境价值估量生产外部成本是一可行的方法。     

环境税设计的依据和征收方法研究

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税设计的基础理论,环境税和碳排放交易的制度设计能减少温室气体效应。研究认为,征收环境税首先需要对碳排放量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同时也要核算行政执法的成本投入。英国环境税设计的重点是能源税、道路交通税、航空税和废弃物税。环境税制体系设计要考虑与相关联税种的关系和处理。在欧洲,政府和产业界签订环境自律协议制度是对环境保护管理的创新。     

双特碳交易试点如何做?

我国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要实现两个基本目标,或者基于两个前提来进行制度设计:首先是保障我国的发展权,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所必要的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其次才是通过排放交易体系发现和形成中国的碳价格,使碳长期均衡价格等于社会减排边际成本,以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实现全社会减排。     

考虑碳排放管制的联合运输模式选择研究

对碳排放管制下的运输模式选择问题进行研究。考虑成本约束、时间约束以及运输能力约束条件,分别构建碳排放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条件下运输模式选择的多目标规划模型,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将多目标规划模型转化为单目标规划模型,通过Lingo 15.0软件进行求解。并用一个算例,分析碳排放成本、运输成本及运输时间的权重系数变化时,运输模式选择结果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运输模式的选择随目标函数权重系数的变化而变化;运输成本权重系数越大,优先选择"公路—水路运输"模式;时间权重系数越大,优先选择"公路运输"模式;碳排放成本权重系数越大,优先选择"铁路运输"模式。从单纯的成本控制视角来看,碳排放权交易比碳排放税有更好的经济效益。     

基于动态边际减排成本模拟的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选择机制

微观企业面对减排约束时的行为选择对于减排成本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导致不确定性条件下数量控制与价格控制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出现差异。本文将这一机制的理论模型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构建中国多区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了各省市从2007年至2020年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并就其对温室气体控排的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政策的选择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一方面边际减排成本曲线的斜率会随着减排行动的推进而逐渐增大,另一方面也会出现拐点并进一步上翘,且不同省市其边际减排成本曲线上翘的幅度以及出现拐点的位置均存在差异。由于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数量政策更适用于边际减排成本较为平缓的情况,中国各省市边际减排成本曲线的动态特征说明碳排放权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更适用于现阶段中国实际;随着未来减排力度的加强,则要进一步考虑将碳税政策引入低碳政策体系中。     

基于影子价格模型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价格扭曲度测算

碳排放影子价格是衡量单位碳排放增加引起的边际产出减少的货币幅度,即环境治理的机会成本,其测算对我国制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价格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采用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以及粒子群算法对我国7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所在地区的影子价格进行测算,同时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现行交易价格进行对比,分析其是否存在扭曲。研究结果表明:我国7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所在地区交易价格与影子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均存在较大程度的偏离,说明所在地区企业减排成本高、压力大,尤其是广东和深圳的环境治理成本较高,与此同时,湖北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     

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确定

内部资本市场有效性与其边界息息相关。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确定则主要取决于内部资本市场带来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产业外部竞争压力和收益波动性、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法律规定及企业契约的约束、外部资本市场的完善等因素也会影响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确定。我国转轨时期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都远远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积极完善企业集团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对于合理科学的确定我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边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经济学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认识,通过产权、交易费用、制度变迁等理论对企业的经营进行了解释。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会计准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一项制度设计。中国在解放初期照搬了苏联的会计管理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引入了会计准则这项制度。在会计准则变迁这个过程中,政府承担的成本有固定的行政成本和直接的专项成本,而能够获得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对整个经济体系建设的促进上。对于政府而言,会计准则创新的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于是政府成为了这个过程中最主要和最积极的行动集团。     

企业间的关系合约治理

真实世界中的企业通常会依靠长期的和不完全的合约去构造和调整它们间的关系,其本质是依靠关系合约来治理企业间的关系。企业主动选择不完全合约的原因:一是合约人在签约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间的理性算计的权衡结果;二是签约人出于一些重要的策略性考虑,如加快缔约的速度、回避高缔约费用、鼓励创造性地执行合约等。企业选择长期合约的原因则主要是出于一些策略性考虑。关系合约治理的意义在于,关系合约的各种非法律的实施机制构成了一个往往包含着各种程序、承诺、权利、激励、信任和情感等元素在内的精细的交易框架。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利益分配与出口规模研究——基于MACs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回顾了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研究文献,然后以边际减排曲线为分析工具,对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利益分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承诺为依据进行不同交易范围下各国收益分配的实证分析。通过构建两阶段模型,文章讨论了发展中国家未来承担不同减排义务情况下现阶段的最优出口规模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非附件B国家"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需加强合作以应对利益分配不公,中国需要针对13亿吨最优出口规模,根据影响因素的变化进行规模调整和制度创新,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基础设施,引导企业自律性减排。     

绿色信贷方兴未艾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气候异常变化,各种自然灾害肆虐。哥本哈根会议上各个国家所争议的主题是,各国在碳排放方面关系到各国乃至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的轨迹。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掌握低碳核心技术的企业和国家将会有无限商机。然而,对于碳排放严重的企业单纯依靠环境行政管理手段已经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使用环境经济手段,运用经济学杠杆,即利用信贷,通过对企业融资控制的经济手段来迫使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从而达到事前自愿减少污染,自主调整产业结构而不是事后再对污染进行治理。和传统的行政手段相比,绿色信贷具有节省行政成本、优化资金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众参与水平等多项优点。     

期权方法的排污权定价政策选择对异质企业行为影响初探

1．排污权初始分配政策的历史研究 排污权交易是当下最有潜力的环境政策，相较于庇古税可能会给政府带来的巨大的定价信息成本以及定价扭曲市场的风险[1]，排污权无疑更能利用市场经济自身对资源配置的优势，是一种效率更高的环境污染总量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