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第一书记行动壁垒的构成要素与形成机理

驻村第一书记基于外生性制度赋权嵌入原有的乡村治理格局,致力于推动组织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发展。然而,部分驻村第一书记在嵌入治理过程中会囿于行动壁垒以致陷入嵌入失灵的困境,因此亟待对行动壁垒的构成要素和形成机理进行识别并寻求突破嵌入失灵的路径。文章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论对第一书记在嵌入治理过程中面临的行动壁垒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书记行动壁垒包括嵌入动机、个人素质、社会资本、制度安排、村治环境和互动策略等要素,由此所建构的"动机—情境—策略"框架不仅可以解释行动壁垒的形成机理,也为破解嵌入失灵困境提供决策参考。     

贫困治理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多重摩擦和调适——基于广西G村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G村为例,结合乡村现实场域,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了包括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干部、村民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在贫困治理中的多重摩擦和调适。研究表明,第一,在精准扶贫的基层实践中,县、乡之间存在着财权管理者与事权承担者的摩擦,县、村之间表现出资源分配者与资源竞取者的摩擦,政府与村民之间有着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接受者的摩擦,同时作为政府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村干部则需协调双重行动逻辑。第二,为推进贫困治理工作,这些主要利益相关者运用各自的策略在部分摩擦方面实现了调适:在贫困治理政策宣传中,通过基层政府正式传达与村干部非正式沟通的结合,实现了政策动员;在贫困治理政策落实中,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村干部通过"跑项目"与整合使用项目资金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灵活变通"来推动产业扶贫实践;在扶贫检查中,自查中的"合谋"与抽查中的数字化评估削减了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摩擦。因此,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应注重回应各相关利益主体的需要,并构建和完善相关协调机制,从而降低摩擦成本,实现各自调适行动的效率最大化。     

集中连片民族特困地区精准扶贫项目实践困境与原因阐释——基于南疆地区S县W村的项目案例

本文依照精准扶贫项目的地方实施流程,从村级视角具体分析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项目的运行逻辑与实践困境。在精准扶贫项目与贫困乡村衔接中出现了多类实践困境:项目分配与申请阶段,上级政府存在着对资源分配的"选择性平衡"思维与农户选择项目时对风险规避的思量;项目立项与实施阶段,产生了村级组织联合乡村精英对扶贫资源的俘获现象以及乡村基层组织通过"项目造点"方式对项目制治理模式的反控制逻辑,贫困农户对项目的参与也折射出当地农民安于现状的常态,反映了"思想贫困"对农户项目参与积极性的阻碍。上述困境产生的原因是项目制下不同层级组织的多重逻辑与来自乡土逻辑的影响使然。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实现逻辑

社会治理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形塑着政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客观对象。以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多指向城镇治理,基于治理理论,勘定乡村治理现代化内涵边界,进而指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价值困境、制度困境与行动困境,应遵循乡村治理主体全面协同、乡村治理机构系统化与乡村治理方式科学化的逻辑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乡土文化视角下的贫困治理遭遇与对策——以河南省Z村的贫困治理案例为例

目的 文章以乡土文化的视角切入,通过分析扶贫资源下移过程中存在的第一书记制度嵌入受阻、村民自治组织信任危机以及资源下移的目标偏离等问题,以厘清扶贫干预工作中的文化遭遇及深层逻辑。方法 运用实地调研、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分析扶贫资源下移过程中的问题及背后机理。结果 （1）作为精准扶贫的主战场,乡村社会有着自身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这与现代社会运行体系下的精准扶贫思路有着较大差异,冲突与弥合纵贯精准扶贫全过程。（2）扶贫干预遭遇的困境背后是精准扶贫本身数据精准思维与乡土社会文化的冲击和碰撞,正是乡土社会隐藏下的农村逻辑干扰着扶贫的顺利进行。（3）熟人社会背景下的利益抱团、建立在私人道德上的差序格局以及村庄治理中呈现的无为政治,这些本土化的乡土逻辑干扰着扶贫资源的下移和村庄治理的合规。结论 扶贫过程中应积极赋权于驻村工作队,加强精准扶贫具体政策的有效传达等政策建议。     

农村资源分配方式、乡村治理模式与干群关系——熟人社会的“公私”逻辑变迁

税费改革是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干群关系发生转型的分水岭。税费改革前,农村资源分配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调动资源和汲取资源;税费改革后,农村资源分配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供给资源和分配资源。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形塑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而导致不同的干群关系问题。为了展开这一研究,本文通过陕西关中地区D村村干部与村民进行结构化和开放式访谈,深入了解农村资源分配方式、乡村治理模式以及干群关系的转型,揭示农村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信息沟通机制失灵、村干部"寻租谋私"、信任滑坡等问题。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发生深刻变迁,主要体现在农村"公私"逻辑的变迁。     

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

衰落风险与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的过程。本文对"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梳理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演变逻辑、总结经验,提炼乡村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深度分析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以及外部适应系统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组织再造,还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内容形式化与形式内容化:精准扶贫工作形式主义的生成机制与深层根源

当前一些农村地区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内容形式化,即实质性扶贫工作内容愈发通过形式去表现,导致内容虚化并沦为形式;二是形式内容化,即原本用来说明和表现扶贫工作内容的一些辅助形式取代了内容的中心地位,导致工作重点偏移。综合来看,形式主义问题主要受四重机制影响,分别是以过程管理为核心的工作推进机制、纵向施压与横向竞优机制、工作考核评估与整改机制、督察问责与规避风险机制。这四套机制共同作用于扶贫实践,在横向块块和纵向条条之间组织动员多主体参与。形式主义问题与基层治理逻辑有较大关联:一方面,以数目字管理和痕迹管理为代表的精细治理目标与农民生活逻辑和乡村社会半正式治理、简约治理逻辑的契合度不够;另一方面,村干部专职化促使基层治理重心下沉,导致村级治理科层化,增加村级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工作负担。解决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需要从基层贫困治理角度系统反思,进一步探讨扶贫工作中如何寻求技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平衡、实现扶贫工作从运动式治理向常规治理转化。     

政府贫困治理的多元逻辑与精准扶贫的逻辑弥合

政府主导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和基本特征,理解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偏离现象需要从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入手。本文研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遵循的主导行动逻辑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要表现。研究发现,不同层级间政府拥有差异化的贫困治理逻辑,其中中央与省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主要遵循政治逻辑,地市级地方政府主要遵循行政逻辑,而县乡(镇)地方政府主要遵循治理逻辑,不同的贫困治理逻辑在实践中形成紧张关系甚至是带来目标冲突,进而导致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因此,解决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问题,本文认为需要系统地弥合多层级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张力,形成责权利深度融合的贫困治理机制,强化对基层政府贫困治理逻辑的支持,避免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逻辑的不当干预,以此形成政府贫困治理的强大合力,推动脱贫攻坚任务的早日完成。     

走出怪圈：产业扶贫中基层政府治理转型的多重逻辑——基于建始县的纵向案例分析

在产业扶贫中,基层政府的治理行为受到科层制逻辑、合作治理逻辑和乡村逻辑的共同作用。基层政府能否从主导者转向引导者取决于其对冲突目标的理性权衡、资源和治权的共享程度以及乡村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建始县近十年产业扶贫的案例显示,基层政府的治理转型并不要求每条制度逻辑都处于理想状态,其关键在于在契合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并通过资源的高效利用、权力的有效制衡以及各方收益的绝对增加来保持治理系统的稳定性。其中,实现集中与分权相结合、推动资源网络化流动、嵌入外部治理主体、包容各类制度逻辑是有效的转型路径。在基层政府治理转型具有制度惯性的情况下,这种"分逻辑存在瑕疵而总逻辑达到相对平衡"的权变多重逻辑观为理解该进程提供了一个渐进的观察视角,也丰富了多重制度逻辑框架的理论内涵。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研究

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乡村振兴是精准脱贫的逻辑延续.精准扶贫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乡村振兴战略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两大战略的过渡时期,如何做好衔接工作十分重要.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分析精准扶贫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关系,并从目标、战略要求、主体和内容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衔接路径,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乡村振兴背景下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及其治理策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工作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需要紧跟时代发展潮流,树立创新观念,优化工作方法,深化工作内容,处理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解决各项工作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阐述了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关系,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精准扶贫的策略。     

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依据和驱动机制

对于世界各国来说,贫困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重点社会问题。在我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乡村旅游是非常有效的路径。在本文中,笔者对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依据与驱动机制展开深入阐述,并提出借助乡村旅游开展扶贫工作的具体策略,为该方面的实际工作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精准开发嵌入金融扶贫模式研究——基于玉屏侗族自治县桐木村的实践

自扶贫小额信贷开展以来,其在助力建档立卡户增收、减贫方面成效显著,但研究发现信贷资金的运用以户贷企用为主,与激发建档立卡户内生动力、实现脱贫致富的根本任务相背离。为探究这一反常现象的逻辑机制,化解建档立卡户发展困境,文章构建了精准开发嵌入金融扶贫模式分析框架,对玉屏侗族自治县桐木村"民心党建+‘三社’融合促‘三变’+春晖社"农村综合改革案例进行解剖得出以下结论:(1)基层政府迫于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压力,推动扶贫小额信贷扩大覆盖范围,将大量不具备自我发展条件的建档立卡户纳入信贷范围,客观上推动了户贷企用模式的发展;(2)将精准开发嵌入小额信贷是实现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重要保证;(3)桐木村"民心党建+‘三社’融合促‘三变’+春晖社"的发展实践与精准开发嵌入金融扶贫的内涵相契合,是微观层面金融扶贫开发的诠释。     

中国精准脱贫过程中的“抓典型”及其生产逻辑——基于云南省小寨村的个案分析

自2013年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便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扶贫运动,官员们普遍采取"抓典型"的策略让贫困村快速脱贫致富。然而,这些地区往往很快又会陷入到发展低效的困境,形塑出"贫困洼地-抓典型-成功脱贫-发展低效"的怪圈。云南小寨村提供了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性范本。基于田野调查,从府际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抓典型"及其再生产的逻辑。研究发现,"抓典型"遵循了高层政府的政策强压力、地方政府的政策细规划、基层官员的积极执行和基层社会的主动配合四大行动逻辑。典型生产的实质是"试点-反馈-再试点-再反馈-推广"的渐进主义模式,最终实现由点到面,层层推进,规避重大决策失误。然而必须警惕"抓典型"过程中的以点代面、沦为政绩工程、私人偏好等异化现象。     

社会资本和产业融合视角下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机制创新——以秦巴山区陇南片区为例

科技特派员创业企业能够将政府、企业、高校、科技和农户等多种资源有效集聚,是有效衔接产业扶贫、创业扶贫和智力扶贫的重要抓手,是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提升精准扶贫质量的重要途径。本文在科特派精准扶贫理论逻辑构建的基础上,运用多案例深入剖析了科特派创业企业通过社会资本和产业融合助推精准扶贫的现状,并对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的创新机制进行了探索性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我国科特派创业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提供科学依据,也为我国科技特派员制度体系的完善提供实践参考。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及路径创新

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既面临着前所未有、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从精准扶贫背景入手,梳理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瓶颈问题,提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社会治理合力最大化,效率最高化,真正地实现"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三重维度检视及内在逻辑调适

中国农村精准扶贫具有道义承诺、均衡发展和制度保障的政治诉求,具有行政发包、技术保障、选择性实施和复杂事务的简约治理等行政表征,也具有追求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目标。从上述政治维度、行政维度和社会维度检视下的精准扶贫,将其诉求、表征和目标叠合在一起,有要素和逻辑相匹配、相适应所发挥的积极效应,也有要素变异和逻辑矛盾所产生的消极效应。为此,精准扶贫战略的持续实施与精准脱贫目标的按期实现,需要找准对精准扶贫内在逻辑张力进行调适的"标准"和"共通点",畅通上下联系,培养内生性动力,在调适中达到最大程度的耦合,以此获得精准扶贫的最大合力并实现扶贫成效的最大化。     

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045户农户数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推进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乡村治理体系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却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1045户农户数据,采用多元处理效应模型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及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户乡村治理体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均对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造成了严峻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呈现出“差序格局”。其次,相较于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社会信任稳态的冲击,劳动力市场排斥对农户的冲击影响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大。最后,当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对农户造成双重排斥时,农户社会信任将出现系统性失衡。因此,一方面要提高贫困人口识别精度,调整扶贫资源分配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地方性市场培育;另一方面要鼓励并保障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及充分就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提高农业人口收入并扩大农业部门就业,进而缓解制度及经济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