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研究

本文由中央银行非对称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偏好的福利损失函数最优化推导出潜在非线性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并将中央银行政策行为非对称性的原因归结为中央银行非对称偏好。同时本文实证估计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并检验货币政策规则非对称偏好存在性假说,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存在非对称通货膨胀平方和产出缺口偏好,对应地,货币政策规则呈现非线性特征,利率不仅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产生反应,而且也对通货膨胀平方和产出缺口平方产生反应。     

时变参数泰勒规则及央行货币政策取向研究

考虑到总需求、总供给曲线和泰勒规则之间存在的内生性结构以及货币政策规则可能呈现的非线性特征,本文构建了一种关于利率、通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TVP-SVAR)模型,并进一步利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CMC)方法估计简化式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随机波动(TVP-VAR-SV)模型,通过反推得到时变参数泰勒规则的估计。据此,本文考察了我国1996年一季度至2015年三季度样本期内的时变参数泰勒规则和时变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胀目标的特征,而且近年来基本处于顺周期调整状态,其中盯住产出缺口参数呈下降态势;而盯住通胀目标参数则随通胀变化呈现显著的适时调整过程,近年来货币政策取向具有明显治理通胀偏好。此外,产出缺口扩大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拉动效应,而且这种效应正在呈递增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富有建设意义的政策建议。     

最优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其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模型,并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福利效应为最优政策的评估标准,研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机制。分析表明:在Ramsey最优均衡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和产出目标,以严格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最优货币规则会使得政策的福利损失最小,但货币政策在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目标以及政策福利损失三者上不能同时兼顾;最优财政规则是趋向缩小收支差,从而趋近于福利损失最小。本文同时使用贝叶斯分析,对中国经济政策2005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评估,实证分析表明:样本期间政策的无条件福利损失处于波动状态,经济增长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条件福利损失,即经济增长导致跨期消费成本增加。     

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随机冲击效应:经验事实与理论解读

本文首先利用一个施加长期约束的SVAR框架,考察了供给、需求与货币冲击对我国产出、通货膨胀影响的经验事实。结果显示,需求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均存在较大影响力,供给冲击偏重于影响产出,货币冲击则偏重于通货膨胀。随后,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引入技术、偏好等七种典型的外生随机冲击,详细刻画随机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其脉冲模拟结果与SVAR经验事实基本一致。DSGE方差分解进一步显示,在多数年份,供给需求冲击与财政政策冲击能够解释大部分产出波动,供需、财政货币政策等随机冲击对通货膨胀波动的解释比例较为均衡。近期,受经济转型以及政策转向的影响,以消费、投资为代表的需求冲击构成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波动的最主要因素。     

不同偿债方式下减税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本文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框架中引入税收、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对公共债务的反馈机制,探讨我国减税政策的宏观效应以及不同偿债方式对减税政策宏观效应的影响。基于贝叶斯方法估计的模型分析发现:第一,在公共债务上升情况下,中国财税当局会综合利用增加税收、缩减政府消费、增加政府投资和减少转移支付的方式偿还债务;第二,减税政策的宏观效应不仅取决于减税的类型,而且不同的偿债方式会通过不同的激励机制,导致减税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出现显著差异。因此,财政当局在制定减税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减税的类型,还应特别关注偿债方式产生的影响,以确保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符合预定的目标。     

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财政不平衡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分税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这一事实分析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SYS GMM方法实证研究了财政缺口、财政不平衡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效应。结论表明：在分税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财政缺口的存在，并不利于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转移支付作为弥补财政缺口、均衡中央与地方财政不平衡的主要机制，对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应。另外，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激励，但在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的分税财政体制框架内，这一供给激励机制将会大打折扣。     

财政不平衡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分税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这一事实分析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SYS GMM方法实证研究了财政缺口、财政不平衡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效应。结论表明：在分税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财政缺口的存在，并不利于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转移支付作为弥补财政缺口、均衡中央与地方财政不平衡的主要机制，对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应。另外，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激励，但在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的分税财政体制框架内，这一供给激励机制将会大打折扣。     

我国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的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对我国产出缺口进行估计,并基于产出缺口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影响,产出缺口变化是通货膨胀率变化的重要原因;负向产出缺口的缩小能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通货膨胀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具有"速度限制"效应;通货膨胀率对正向产出缺口的反应大于负向产出缺口,具有非对称性。因此,应关注产出缺口在调控通货膨胀政策方面的应用价值。     

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及在中国的实证

本文基于一个由二次损失函数以及线性约束条件构成的典型L-Q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根据均衡的一阶条件,给出了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解。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数据,建立和估计经济结构模型,计算和比较了不同央行目标函数下最优规则解性质与特点。结果表明,在我国当前处于转型经济和通胀波动频繁的条件下,央行仅关注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最优利率规则解不能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名义锚,而扩展型的最优利率规则解具有更好的性质,可为我国货币政策提供一个更好的参考尺度。     

人工智能、就业与货币政策目标

本文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研究人工智能对最优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设计的影响。基于推导出的二阶福利损失函数，本文首先分析了央行面临权衡的变化，然后以福利为标准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央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央行在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权衡，而引入人工智能后，就业与人工智能投资波动也成为央行重要的权衡项。第二，引入人工智能后，相对于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泰勒规则，盯住通胀和就业缺口的货币政策规则带来更小的福利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工智能可以高度替代劳动的情况下，过度重视产出缺口会导致人工智能投资和就业的巨大波动，并显著增加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带来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改变了央行应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流动性约束与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效应

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下,基于一个动态随机模型探讨了代理人消费流动性约束下的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效应,得到下列结论：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财富效应影响代理人的消费。以利率为操作目标的最优货币政策应对股价、房价等资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而其反应强度依赖于受流动性约束的代理人所占的比重。由于资产价格波动导致了流动性约束的时变性,最优利率规则对股价、房价等资产价格波动的最优权重也具有时变性。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央行对房价和股价波动的利率调整具有时变性,以及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显现的这种时变性特征,与本文理论分析结果相吻合。     

基于标准泰勒规则的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偏离估算

本文利用泰勒规则方法对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偏离程度进行了估算。对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经验分析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并不符合稳定货币政策规则要求。标准泰勒规则具有良好的稳健性。根据泰勒规则原式及稳定货币政策规则最低条件计算结果表明,我国货币市场利率长期存在负的利率缺口,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缺口并不是稳定的,更不是最优的,货币政策存在着长期偏误。这对进一步理解我国的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波动,合理评价货币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乘数非线性变动与新时代财政工具选择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货币政策的变动会影响到财政乘数。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DSGE模型,建立权重可调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渐进转型过程中政府投资、政府消费、投资补贴、消费税、资本收益税和劳动税等六类结构性财政工具调控效果的变动情况。研究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会显著影响财政乘数,且财政乘数随转型进程非线性变动,其机理在于货币政策转型会影响财政冲击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强度。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需要构建高效协同的宏观调控框架,财政政策应密切关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进程,以保证调控力度恰当、效果合意;对财政工具的选择应更加重视结构性减税与投资补贴,以改善民生福祉、激发经济活力;财政调控应有增有减,以维持预算平衡、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有助于金融稳定吗——基于时变货币需求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再评价

金融稳定事关经济与金融发展全局,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双重稳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通过对中国货币需求的动态评估,为数量型货币政策立场提供了一个评价基准,并基于此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与非对称性特征进行再评价.结果 表明:首先,现代金融环境下,国民收入、金融资产以及支付手段创新因素对货币需求存在正向影响,机会成本与货币替代因素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货币需求;其次,货币缺口可以用来合理划分数量型货币政策立场,以货币需求为基准、货币缺口为指示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整体有效,并且可以兼顾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双重调控;最后,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效应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性特征,其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产出效应,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和金融稳定效应则更为显著.这些研究结论或可为切实提高数量型货币政策在通胀预期管理、保障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并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的效应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一个模拟分析

文章考虑了我国非正规就业普遍存在的现实,构建包含非正规就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研究发现,不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存在显著差异:(1)就长期效应而言,以降低正规部门雇佣成本为内容的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以降低正规部门议价能力为内容的第二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均有助于产出的增加以及就业的正规化(即长期收益);(2)就短期效应而言,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在短期中引起产出的显著下降和失业的显著上升(即短期疼痛),而第二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则并未引起失业的增加.进一步,文章发现货币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就基准政策看,旨在降低雇佣成本的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效应具有显著的"以短期疼痛换取长期收益"的特征;在Evans规则下,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这一特征则不复存在.因此,无论采用哪一种改革方式,Evans规则均可以作为配套性货币政策;并且就改革的效果而言,第二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可能更为可取.     

中国股市波动与货币政策反应

随着股市的发展,股市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会逐渐加大,货币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一种主要手段,应对股市波动有所反应。本文对泰勒规则进行修正和扩展,引入预期因素并加入股市波动因素,构建包含股市波动的货币政策反应机制。并以泡沫度作为波动的衡量指标,运用动态剩余收益估值模型测度我国股市的实际泡沫度,通过协整检验探索货币政策应对股市波动的反应。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泰勒规则还是前瞻性泰勒规则,中央银行近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更多地考虑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而较少考虑股市波动因素。建议中央银行将股市波动纳入货币政策考虑范围。     

中美法定支出政策的比较与反思

法定支出政策是指法律对某些特定领域的预算安排所作的硬性规定.虽然中美两国的政策宗旨都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些项目有充足的财政经费,但其内涵意义、立法理念与预算操作过程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所涉及具体领域的特征属性、预算审议的侧重点以及政策实施效应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得差异.对法定支出政策进行反思,需在权力与财政效率之间进行权衡,兼顾预算的全面性原则与例外规则以及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清晰界定.     

财政政策影响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研究模型,分析财政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科技投资和税收等财政政策对于装备制造业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财政固定资产投资对装备制造业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税收的增加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财政科技投资的短期效应不明显,紧缩性税收的政策效应相对高于其它扩张性财政政策.建议进一步实施对装备制造业的财政扶持政策,特别是增加财政科技投资规模,实施定向减税政策,增强产业的内生增长动力,提升市场竞争力.     

非平滑工资调整、失业波动与货币政策

基于包含非平滑工资调整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文章考察了非平滑工资调整机制对于经济波动以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非平滑工资调整机制下,货币政策冲击的效应具有时间依存性;基于贝叶斯冲击分解,发现总需求冲击与货币政策冲击是推动我国失业波动最主要的动力,并且我国存在显著的失业回滞问题。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包含非平滑工资调整机制的模型中,相对于不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的政策机制而言,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的政策机制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对较小。这一发现意味着,在包含非平滑工资调整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应该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