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中国有资本比重的最优路径选择-一个动态模型

本文在分别考虑政府与私人部门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利用一个动态模型研究了转轨过程中国有资本比重的最优路径问题。借助数值模拟,首先,本文发现最优转轨路径仍然是存在的,并且只能是渐进式的。其次,研究还发现存在一个转轨成本的临界值,当转轨成本大于该值时,国有资本比重将不会降低,经济将不会进行转轨。另外,本文的研究还为现实中政府在转轨期间所推行的一些改革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垄断政府人员臃肿与工资刚性的经济学剖析

通过建立垄断政府工资成本最小化的最优规划模型发现，从政府官员总量角度看，政府机构不存在人员臃肿、人浮于事。但是，在官员资历工资制占主导地位的政府最优决策路径上，从政府官员构成角度看，政府机构存在人员冗余、工作低效率等情形，并且在政府最优决策路径上，资历工资制度将进一步强化官员工资刚性，扭曲垄断政府劳动力需求曲线；政府官员工资率与官员规模同步增长，从而，垄断政府机构中人员臃肿、人浮于事与高工资成本等现象并存。因此，资历工资是导致垄断政府各种弊病的根源，重建政府官员工资制度应成为垄断政府改革焦点与核心。     

基于创值能力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最优股权结构分析

本文基于产权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国有资本投资对企业创值能力的影响机理,并尝试构建基于创值能力最大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最优股权结构模型.研究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受其自身双重属性的影响,会以牺牲再投资的经济机会回报来实现一定的社会效益,因此,对国有资本投资效率及被投资企业创值能力的考核应在考虑收益耗散的基础上进行.其次,国有资本的投入将为企业带来附带性收益,增加债权人的信心,实现企业债权资本成本的递减和财务柔性的提升,进而增强企业的创值能力.最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企业的创值能力与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股权比重息息相关,企业只有充分利用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福利属性,才能赢得运营效率的最优化,从而实现自身创值能力的最大化.     

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民营化研究述评

本文结合国外既有相关研究,重点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外部推力、内生机制、最优均衡模型以及超产权论与最优经济转轨路径等五大方面,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既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述评;并指出,就中国经济转轨及中国经济重构的绩效而言,国有企业民营化其实只是一个相对表面的初始变量,如何基于市场竞争结构与相关制度供求的变化而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整合于企业治理优化的控制系统中,才是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     

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消费攀比

本文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McCallum-Goodfriend框架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政府开支由收入税、一次总付税和铸币税融资的假定下,消费攀比程度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之间的相关性受收入税率的影响。另外,本文所得到的福利成本要稍高于Lucas模型中的成本。本文还发现,当经济中不存在消费攀比时,最优收入税率和最优名义利率都等于零;反之,则最优名义利率等于零,最优收入税率不等于零。     

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消费攀比

本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McCallum-Goodfriend框架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政府开支由收入税、一次总付税和铸币税融资的假定下，消费攀比程度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之间的相关性受收入税率的影响。另外，本所得到的福利成本要稍高于Lucas模型中的成本。本还发现，当经济中不存在消费攀比时，最优收入税率和最优名义利率都等于零；反之，则最优名义利率等于零，最优收入税率不等于零。     

民营资本的扩张年代缘何到来?

国有资本的尴尬 尽管民营资本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民营资本的发展仍势不可挡,其间一定存在某种结构关系和机理.只要我们将视线稍微拉远一点,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资本发展路径,在民营资本拼命扩张的同时,国有资本存量正在萎缩.     

“单向混改”还是“双向混改”?——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日益普遍，但是关于哪种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才能“合得来、混得好”,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此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本文利用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既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又引入国有资本的“双向混改”路径较仅选择“单向混改”路径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民营企业选择“双向混改”路径较“单向混改”路径，能更好地促进不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资源协同，有效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税费成本，使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资源，进而减少创新成本，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双向混改”对认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理念的民营企业和设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双向混改”路径不仅会提高民营企业自身创新水平，而且对社会创新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的相关研究，而且为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的发展理念，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政策协同视角下的中央企业重组与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政策协同视角，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央企业重组对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央企业重组能够长期性地改善国有资本效益，并且这一结果在不同重组方式下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表明，中央企业重组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非加剧市场垄断来提高国有资本效益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能够对中央企业重组起到政策协同效应。最后，中央企业重组还能够通过退市清算、产权转让等形式促使国有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布局重要行业并聚焦主业。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及时回应了国企重组特别是央企重组效果及必要性的重要关切，而且为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推动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的和谐发展

1·多渠道补充养老基金,做实个人账户。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前提是解决养老金隐性负债问题。做实养老金的资金来源有三:(1)政府目前和今后的财政收入。财政具有再分配的功能,主要是用来补助社保资金的不足,可从新增税收及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结余中多拿一些钱用于对空账的补助,但总体来说,政府的责任是有限的,所有资金缺口不可能由政府包揽下来。(2)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长期特种债券以及发行福利彩票筹集资金来消化部分转制成本。(3)国有资本变现。通过国有资本存量变现来负担转轨成本,这是对老职工劳动贡献的一种补偿。短期来看,国有资本变…     

不完全竞争、非对称信息下的最优进口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本文讨论了不完全竞争和非对称信息情况下 ,如何运用进口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增进本国福利的问题。本文发现 ,(1 )在Cournot同质产品竞争的情况下 ,制定可以诱使本国企业显示真实成本的政策规则可以实现与完全信息情况相同的配置结果 ;并且 ,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越低 ,政策规则规定的最优关税越低 ;在某些成本结构下 ,甚至应该执行零关税政策。 (2 )在圆形城市空间竞争 (SpatialCompetitioninCircularCity)的情况下 ,生产补贴和关税的作用完全等价 ;不存在可以实现事后效率的政策规则 ,并且 ,约束最优结果不是一个PBE均衡结果 ,本国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制定等于单位运输成本的关税。上述结论蕴含 ,最优政策干预以及它能否消除非对称信息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依赖于竞争类型 ,而不依赖于信息结构 ,因此 ,它不会发生扭曲     

政府干预视域的国有资本投资效率问题研究

本文从转轨时期的政企关系出发,探析了政府干预的"支持"之手和"掠夺"行为如何影响国有资本的投资效率。在经济考核机制下,政府的社会性目标以及官员个人私利成为其干预国有企业的主要动因。大股东控股、政治关联则成为政府与国有企业建立联系、进行干预的主要路径。相比之下,政府补贴更是政府的一种直接经济行为,能够直接影响国企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不同的情况下,政府补贴对国企的行为模式选择具有不同的影响。最后,本文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机制两个角度分析缓解政府不恰当干预的方式。     

民营化进程、企业目标函数选择与转轨效率

文章把转轨过程看作是政府可控的变量,从我国转轨中民营企业独特的目标函数出发,分析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成本函数选择对民营企业经营目标和经营行为的影响,以及在改革进程可控条件下,不同程度的改革进程是如何决定民营企业对目标函数和企业行为选择的,并对该选择与改革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作了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政府与民营企业具有追求收入最大化内在合作的要求,该要求是竞争中双方博弈的均衡解;在非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的框架下,选择渐进转轨不会导致社会总产出的急剧下降,从而避免经济转型发生社会震荡。并且民营企业在改革进程中的目标函数选择与企业行为与实施的改革战略(改善社会福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民营企业在改革不同阶段的选择行为对改革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转轨经济的一个视角：“细分-重构”论

本文试图为解释转轨经济提供一个新视角：“细分-重构”论。透过这个视角，本文将改革阻力分成“细分成本”和“重构成本”，激进改革与渐进转轨可以对应于“细分推动型”与“重构拉动型”。20多年中国渐进转轨的进程可以在“细分-重构”逻辑中得到初步的梳理和勾勒，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些热点问题，也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为什么要加强对"国有资本财政"的研究

从近几年来的研究动态看,无论是财政理论界还是政府财政职能部门,关注的热点大多集中在如何建立“公共财政”上,把单一的“公共财政”作为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唯一目标模式。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存在着面广量大的国有资产,这就决定了国有资产总量中除了非市场赢利性的部分外,还包含了巨额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因而我国在市场赢利性的国有经济基础上就必然相应产生“国有资本财政”。因此,由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所构成的国家财政必然要实行“双重(元)结构财政”模式,这是适应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特征和需要的财政运行模式。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资本财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加强对国有资本财政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双重(元)结构财政”模式的理论建构;有利于巩固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矫正国有资本财政“越位”与公共财政“缺位”并存的格局;有利于澄清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领域进与退的理论误区。     

次优理论探析及其应用

在现实经济中一个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可能的。福利经济学的次优理论承认垄断是一种扭曲的市场环境，它认为在扭曲因素影响下的最大值解是低于帕累托最优值解的次优解。当经济环境中存在外部性、垄断、商品税等扭曲因素约束时，承认这些约束因素，然后再寻找最优的资源配置组合。我国经济转轨中选择的转轨方式，实际是一个次优的选择。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其实质也是一种典型的次优。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

在一个非均衡发展大国经济体系中，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历史文化的差异都会造成不同经济发展存在路径上的差异。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具有影响，中央政府在对外开放、财税、金融等制度安排的区域差异是造成的区域经济环境差异的原因。换句话讲，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政府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     

产业共性技术政府支持性研发外包合同影响因素研究

建立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外包博弈模型，从政府视角研究以共性技术产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政府支持性研发外包合同，并对最优外包合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足够多的政府预算是共性技术政府支持性最优研发外包合同存在的前提，最优合同条款随政府预算的增大而增多，企业保留收益增大倒逼政府预算增加；企业最优知识技术投入与共性技术价值系数以及从研发中分享的收益份额正相关，与政府支付的固定研发费用负相关；政府最优知识技术投入与固定研发费用及单位投入成本系数负相关；企业最优投入与政府投入成本系数负相关，与政府投入对研发成功的贡献系数正相关，且企业最优投入随其研发能力的增强而加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政府预算、项目前景及支持性资源分配3个方面提出共性技术研发外包合同实施的政策建议。     

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理论及实证

笔者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深入探讨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加以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长期经济增长主要由民间投资拉动,而政府投资不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2)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越小,国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经济活动波动程度的差异就越小,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也就越小;(3)国有制经济成分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小,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就越小。     

最优关税和部分私有化战略——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存在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市场（mixed oligopoly）中，国内外企业的产品差异程度和公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对最优关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以收入极大化还是福利极大化为目标，其制定的关税税率都应随着私有化程度和产品差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政府福利目标与关税收入目标都与产品差异程度成正比。与最近的其他研究发现不同，在不存在私有化或者当私有化程度相对较低而差异程度相对较高时，收入极大化关税税率总是高于福利极大化关税税率。同时本文还得出，福利极大化下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总是大于关税收入极大化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因此，以社会福利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比以关税收入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更加倾向于私有化本国的公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