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企业出口动态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2000-2005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层面将中国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出口企业数量)与集约边际(单位企业的平均出口额),描述了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和二元边际结构,并考察不同贸易成本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2000—2005年间尽管扩展边际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集约边际,中国出口的增长仍大部分是由持续出口企业的贸易额扩大实现的;各种因素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程度不尽相同,经济规模、距离和贸易成本的变动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贸易流量。     

贸易成本如何影响贸易扩张路径——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二元边际考察

依据Kancs改进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构建了不同贸易成本对贸易扩张路径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和20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和发展数据模拟估计固定和可变贸易成本对贸易扩张的二元化路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在2003-2009年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实现的。与可变贸易成本相比,出口固定成本的下降更能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这一结论反映出当前中国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指明我国未来的贸易扩张路径应向贸易扩展边际方向转变。     

贸易便利化与FDI对中国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

笔者将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并利用中国1995年~2010年HS-6位数出口数据,实证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和FDI对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双边贸易便利化对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的影响,并且中国贸易便利化作用较大,而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价格边际影响不显著。FDI对三元边际都存在正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数量边际。识别各因素的作用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和质量的升级提供了经验支持。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入世”是否促进了出口参与?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理论框架,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本研究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并进行多角度的稳健性分析,结果均支持了这一结论;(2)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效应与成本效应两个不同渠道促进了企业出口参与,其中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显著地推动了企业的出口参与,其中对本土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并且入世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的途径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相对出口结构的非对称性影响——来自产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分析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借鉴Kancs(2007)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考察2004-2007年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谷物磨制品制造业双边相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相对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了相对扩展边际,抑制了相对集约边际,且对相对扩展边际促进要大于对相对集约边际抑制。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稳健。另外,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相对扩展边际,抑制相对集约边际;而中国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相对集约边际有显著促进作用,却显著抑制相对扩展边际。由此,文章认为中国应根据贸易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的需要,选择有针对性的贸易便利化政策和国际合作。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本文旨在系统性地探究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过程。首先对促使该理论诞生的实证挑战从企业的选择性出口、市场进入成本、资源再分配三个方面进行了综述;然后指出该理论发展的两条脉络和各自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从平均生产率和贸易利得两个角度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最大的差别便在于对边际生产成本的处理上,前者以边际成本的异质性替代企业的异质性,后者则忽略了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同时,针对国内学者的一些认识,本文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以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1996-2011年我国对十六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微观层面出口数据,将出口增长总量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促进机构对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出口增长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集约边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比驻外使领馆对出口增长发挥的效力更为明显;贸易促进机构对中高技术行业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中低技术行业产品。因此,我国应增加贸易促进机构的数量,尤其要增设贸易促进委员会。     

产品出口企业贸易方式的选择

不同的情况下，不同贸易的退税计算结果不同，企业的税收负担也不同．只要出口企业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分析，通过合法合理地选择贸易方式，是可以使出口退税率降低的影响减少到最小，从而不断提高企业效益．     

互联网与国际贸易——基于双边双向网址链接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中国为例,利用双边、双向网址链接数量作为互联网代理变量,分析互联网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理论上,互联网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促进国际贸易增长。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价值量,且这一作用对一般贸易、差异化产品、本土企业、高生产效率企业更明显。从影响途径看,互联网可以增加企业的出口概率,促进企业持续出口;互联网提升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但对于集约边际的作用更大;互联网降低了企业出口的价格,但增加了企业出口的数量。上述结论在考虑了零贸易、多产品企业、不同指标测算方法以及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可见,互联网作为信息平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交易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水平,这为"互联网+"的积极影响提供了有力证明。     

流动性约束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流动性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流动性约束是影响我国企业是否出口及出口企业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相比于集约边际,流动性约束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更为显著。同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上述结论主要存在于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内,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出口基本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研究的进展．

一、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现状 国际贸易除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外，还有组织之间的贸易、产业内部的贸易和企业内部的贸易三种形式。组织之间的贸易是指经济一体化组织如自由贸易区之间的贸易，产业内部的贸易是指两个国家之间相互进出口同一个产业产品的贸易，企业内部的贸易是指分别处于不同国家的同一个企业之间的贸易。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企业内部的贸易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越来越引起经济学者的关注。     

基于中国经验重构新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

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该模型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分析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得到企业拥有高生产率是保证其出口的重要条件,从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内销企业的结论。不过,对中国企业的经验研究却发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未必高于内销企业,甚至低于内销企业,即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目前,对于"生产率悖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验分析,并没有提出一个合理解释该现象的理论模型。文章从扩展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角度,建立了一个旨在解释"生产率悖论"的数理模型。尽管该模型对"生产率悖论"具有解释作用,但是并没有否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作用。文章进一步使用较新的LP方法计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并运用统计法检验了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大部分行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总之,文章研究认为生产率只是企业出口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也重新构建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     

文化贸易存在进口引致出口吗*——基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分析

文化贸易发展对于提升一国“软实力”和打造“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品贸易领域广泛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是中国货物出口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该机制在文化贸易领域是否同样存在对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文化贸易微观产品层面六位码数据,对文化出口指标进行了二元边际结构性特征分解,实证分析发现：第一,总体来看,文化产品进口对出口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中国文化贸易中并不存在;第二,文化产品进口对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并不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文化产品进口对集约边际甚至还有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三,上述结论在不同的二元边际指标和持续期分样本估计中均成立,尤其是二元边际水平较高的核心文化产品和具有较长贸易持续期的产品样本;第四,细分不同类别来看,目前仅在图书及其他印刷品比较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贸易中,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口引致出口效应。总体而言,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文化贸易中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能是导致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进口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将是强化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关键。     

贸易保护下的进出口企业行为分析

通过双寡头模型分析进口商和本地企业的最优行为,考虑进口国政府对本国企业进行保护时,进口商和本地企业的最优行为和政府的最优保护可能。在进口国增加了关税时,关税造成了该被保护产品进口的减少量大于关税造成的本国企业的新增产出量。政府的贸易保护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政府贸易保护的可能与外国进口商的边际成本和关税的变化是负相关,与该国厂商的边际成本的变化是正相关。     

Melitz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Melitz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是新新贸易理论中最基本的模型,第一次将企业异质性作为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通过模型的分析得出了高生产率企业选择出口,低生产率企业只服务国内市场的结论,很好的契合了之前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文章对Melitz模型进行了简单的推导,然后介绍了中国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并对其原因进行了简单的思考。     

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来自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

当前,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逆全球化"思潮涌现,国外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文章采用2009?2011年GTA数据库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从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定量识别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1)国外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显著地降低了受影响企业的出口规模,贸易保护措施的数量每增加1次,受影响企业的出口将下降17%左右;贸易保护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受影响企业的出口将下降52%左右.(2)从影响机制看,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制造业出口的抑制效应是通过降低出口的数量和质量来实现的.(3)贸易融资对制造业出口的边际影响最大,而贸易救济措施是对制造业出口整体影响最大的贸易保护措施.(4)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外资企业、同质产品以及中间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既为理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在持续推动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应对贸易保护壁垒提供了决策依据.     

中国高铁、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研究

中国高铁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本文使用2000—2011年中国高铁、海关、工业企业和城市等数据,将开通高铁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贸易成本变动视角,考察中国高铁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开通高铁城市的企业出口提高了12.7%。借鉴Faber(2014)构造"最小生成树"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始终成立。在机制研究方面,参考Donaldson&Hornbeck(2016)和Lin(2017)的方法引入和计算"市场准入",发现开通高铁通过降低固定贸易成本促进了企业出口。异质性分析发现,开通高铁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对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时间敏感性产品、东部地区城市和高铁直达港口的城市出口促进作用更大,对企业出口的有效影响范围约是高铁站到其所在城市中心30公里的道路距离。本文研究为优化中国高铁修建规划和促进企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与日俄贸易增长差异比较分析

1992—2011年间，中日的贸易额远超中俄贸易，一直是中俄贸易的高倍数。本文指出，中俄各项贸易数额的变动幅度均大干中日贸易。其中，中对俄出口变动最为剧烈，作者从数理计算方法、外贸政策影响方面与GDP的影响不同方面进行分析。利用Eview6．0对俄罗斯的GDP与中对俄出口数量的关系进行了OLS回归分析，得到俄罗斯GDP与中对俄出口的数理模型，证明了中对俄出口变动大主要是由俄GDP变动引起的。因此，中国的出口企业应对俄罗斯市场潜力及稳定性做好良好的市场分析，并且制定好GDP变化及政策突变的预案。     

金融发展、FDI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绩效——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近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将中国80余万条制造业出口数据归类到我国国民经济分类制造业,分别使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选择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和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发展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使其能够在最优状态下生产,不仅有利其进入出口市场,还扩大了其出口份额,从而对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积极的影响。此外,FDI缓解了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促进融资依赖性行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与金融发展同样的作用,进一步的估计表明,FDI是通过替代银行信贷而发挥作用的。     

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静态产业内贸易指数(Static GL index)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 index)对2001年至2012年中日农产品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了中日两国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分布现状,研究结果表明:双边农产品贸易具有明显的产业间贸易特点,只有少数的农产品如水果、坚果、蜜糖及烟草保持了良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特别是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几乎是完全的产业间贸易;日本农产品的竞争力水平日益提升,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威胁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