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三维界定的技术路线及其评论

研究目的：对已有研究文献涉及土地产权三维界定的技术路线进行结构性把握,梳理研究脉络与趋势,以期为土地产权三维界定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的改进提供思路。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从理论基础、界定起点和界定方案看,国内外学界对土地产权三维界定大致存在三条技术路线：基于空间分离原理的技术路线、基于空间区分原理的技术路线和基于三维地籍原理的技术路线,分别反映了法学和地籍学对土地产权形态和产权客体进行三维界定的技术方案。研究结论：未来应将土地产权形态与产权客体三维界定统一起来,厘清其内在逻辑与生成路径,深化三维土地产权客体特定化实现机制、国家公权力植入三维土地产权实现机制和三维土地产权排他性支配机制研究,加快构建三维土地产权范式。     

论地下空间立体一级开发制度的构建

研究目的：基于地下空间立体开发趋势及其制度创新需求,构建立体空间一级开发制度,以期为地下空间开发的实践问题解决提供思路。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由于地下空间开发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渐进性、不可逆性等特征,预先确定产权边界并划分三维宗地极为困难;由于制度建构的维度之别,现行土地一级开发难以容纳地下空间立体开发情境的一级开发需求。研究结论：区分土地空间与建筑空间,沿着工程手段实现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客体特定化的方向,将三维地籍管理理念引入地下空间开发,从法律地位、实施主体、资金来源和管理流程等方面构建立体空间一级开发制度,以化解地下空间三维宗地划分技术难题和行政管理制度困境。     

土地立体利用与三维地籍

人口和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导致城市人地矛盾日趋紧张,为了集约和节约用地,土地利用的立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使得人们对土地的理解也从二维变为三维,土地三维权利和建筑物区分所有制度也逐步确立.不同的产权单元在空间上叠加,抽象的产权束在空间上的表现形态为复杂的产权簇或产权层.但传统的地籍是以地表权利为核心的,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有必要建立三维地籍.从各国的实践经验看,三维地籍的主要问题是现行法律对三维产权规定的缺位以及一些技术问题.随着我国不动产空间权利设定的进程,三维地籍的建设要从法律和技术两方面人手,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三维形式,以满足国家(政府)层面和普通层面的需求.     

三维地籍形态分析与数据表达

研究目的：建立三维地籍模型,描述三维地籍产权体并兼容二维地籍宗地,实现不同维度土地权属的统一管理和登记。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城市发展的实例和地籍管理需求,分析三维地籍基本形态,比较各类三维空间数据模型。研究结果：提出适应三维地籍管理功能需求的三维地籍空间数据模型及其相应的数据自动组织方法和思路。研究结论：三维地籍通过地理空间坐标这个“基因”来管理不动产,为土地和房产的统一登记提供了统一的技术框架,是对现行不动产管理技术的升级和超越。     

以平衡计分卡设计土地行政组织绩效评价指标

研究目的探究采用平衡计分卡这样一种战略性组织绩效评价方法对土地行政组织绩效进行评价.研究方法逻辑分析法.研究结果(1)传统组织绩效评价可能导致土地行政组织以追求土地收益为管理目标和最终绩效;(2)采用平衡计分卡可以从战略性和多重性两个层面对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价;(3)从顾客、财务、内部运营流程、学习与创新4个维度分别设计了地籍和土地利用管理两个方面的组织绩效评价指标.研究结论采用平衡计分卡评价土地行政组织绩效,可以促进中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改善土地行政组织绩效.     

筑基之路——中国地籍发展30年

地籍是土地管理的基础.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条件下,地籍发挥了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地籍管理紧紧围绕国土资源中心工作,以服务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为最终目标,通过逐步夯实土地确权、登记、调查等各项基础业务工作,加强土地产权管理等各项制度建设,积极推广高新技术在地籍中的应用,强化地籍成果的整理、汇交和共享,逐渐丰富地籍事业的投资主体、拓宽地籍事业投资渠道,全面推进了地籍的系统化、制度化、信息化和社会化,不断强化地籍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服务.     

西方社会土地产权的构成、演化与启示

西方社会将土地产权分为权能和客体两方面,并进行科学精准地界定、重组,以实现土地产权在政府管理层面与个人使用层面的均衡分配。人工不透水层作为承载社会经济发展用地类型的覆被类型,随着西方社会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而处于规划和管制当中,具体反映在土地产权主体占有地块内的建筑密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而土地用途分类和土地覆被分类作为土地产权的实体化反映,则构成以经济价值为维度的土地发展权的尺度性特征,实现了政府宏观管理与个体微观利用的兼容性。对我国土地产权管理的建议：土地管理应由强调土地所有制向构建土地利用管制制度转变;科学界定土地产权,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我国土地管理向民生化、微观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地籍管理全覆盖的探讨

地籍管理在土地管理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实现地籍管理全覆盖势在必行。通过阐述地籍管理全覆盖的含义,从地籍管理的业务出发,分别论述了我国地籍管理在土地调查、土地登记、土地统计、土地分等定级、地籍管理信息化中全覆盖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空间、时间、技术、法律法规等来理解和实现地籍管理全覆盖的建议。     

全国士地、城乡地政将实行统一管理

国家土地管理局是对全国土地、城乡地政实行统一管理的机构,它既是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的监督和执法部门,同时也是国有土地的产权代表。国家土地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制定国家土地政策、法规;统一管理土地资源和城乡地籍、地政工作;制订土地资源利用     

2015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2016年展望——土地工程与技术分报告

研究目的:对2015年国内外土地工程与技术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展望了2016年国内研究趋势,为土地科学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研究方法:归纳分析法,文献资料综述法。研究结果:2015年土地工程与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测量、土地信息技术、土地整治工程等方面。研究结论:开展地籍测量技术研究、推进土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深化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技术、加强矿区土地复垦的技术工艺研究等将是2016年及未来土地工程与技术领域着重研究的方向。     

2020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2021年展望

研究目的：总结2020年国内外土地科学研究的重点进展,展望2021年中国土地科学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土地科学》重点关注方向。研究方法：文献调查法。研究结果：2020年国内研究主要涉及土地治理理论、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国土空间生态安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国土空间规划等方面;国外研究主要涉及土地再分配制度、土地可持续利用、土地利用情景模拟等方面;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土地产权保护、土地市场与政府行为、土地利用评价与生态保护等议题是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重点。研究结论：2020年土地科学研究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产权保护、土地利用转型、国土空间优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土地资源利用管理、国土空间治理、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等基本理论与关键技术方面还有待加强。2021年,将重点关注面向国家战略的土地制度创新、耕地保护转型与保障措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与治理体系、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与生态保护修复等相关研究问题及选题方向。     

基于山水视野约束的城镇立体空间开发潜力评价

研究目的：为了明晰城镇立体空间开发潜力,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从“摊大饼式”的外延拓张转向“错落有致”的立体扩展,破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瓶颈、景观限制和发展矛盾,保障土地管理目标的实现,支撑宏观经济调控的效率改善,推动城市景观环境改善,引导城市均衡化发展。研究方法：DSSPM模型,潜力评价。研究结果：通过引入数字立体空间潜力模型（DSSPM）,融合适宜性评价、经济需求分析和限制修正,构建了基于山水视野约束的立体空间开发评价模型与方法,并以广西柳州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柳州市城镇立体空间开发3D潜力图。研究结论：通过笔者提出的模型能够直观、有效地摸清城市立体空间潜力,有利于指导和促进城镇立体空间有序合理开发,保证市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研究目的:分析当前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规制的困境,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研究方法: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与原理论证。研究结果:(1)刑法在规制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时需援引行政法的规定,在行政法规制密度过大的情况下容易导致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滥用,与民商法在违法性认定问题上也存在一定冲突;(2)基于文义解释、合宪分析和原理论证方法,不仅能准确界定刑法中土地使用权非法转让的具体范围,而且能消解不同部门法在违法性认定上的冲突。研究结论:《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和《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应作相应修改。     

中国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路径分析

研究目的：寻找并确定有效保护、实现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路径。研究方法：实证法，比较法，规范分析法。研究结果：只有完善的宪法制度才能防范立法和行政权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农民行使土地权益的配套制度建设需要宪法的支持。消除宪法和相关法律对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不平等待遇，才能真正维护农民应有的土地权益。研究结论：保障财产权应是宪法的基本内容，中国宪法应在基本权利与序言中明确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关于土地利用规划本质、功能和战略导向的思考

研究目的:对土地利用规划本质、功能进行科学认知,对规划战略导向进行理性定位,有利于促进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实现有限土地空间的可持续利用。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归纳总结法。研究结果:从6个方面诠释了土地利用规划的本质,用优化模型表达了土地利用规划的功能,提出了新时期土地利用规划调控的战略导向。研究结论:规划本质从历史上看是人类文明用地的产物,从权利上看是对土地发展权的分配,从行政上看是对土地市场失灵的一种纠正,从宗旨上看是对未来土地利用的控制,从技术上看是对土地利用系统时空的优化,从管理上看是提高土地利用决策科学性的手段;土地利用规划最核心的功能是其对未来土地利用时空的导向,目前需要从单功能目标规划向多功能目标规划的导向转型;规划战略需要不断创新完善,即要明确3个基本判断和3个"兼顾"。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研究目的:构建土地利用规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发挥土地利用规划配置土地要素的关键基础和完善土地利用结构的核心作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优化土地供应的数量、空间和时序结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比较分析,案例研究。研究结果:在系统论视角下,土地利用规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从协调、有序和系统三个视角出发,从数量角度提高土地利用供求的匹配度和土地利用效率,从空间角度统筹各类横向规划布局和各级主体纵向行政尺度,从时序角度协调规划的机动弹性、细节空间和地类动态变更机制。研究结论:土地利用规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协调的系统观、有序的系统观和动态的系统观,着重对土地利用中的数量关系、空间关系和时序关系进行调整,形成功能协调、层次有序和动态反馈的土地利用规划制度,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升级。     

Pastoralism within land administration in Kenya—The missing link

In land administration (LA), the right to exercising property/ownership rights on land is based on cadastral processes of adjudication, survey and rights registration. Private ownership rights are now being taken up in pastoral areas, where they must contend with pastoralists’ land rights. Pastoral land use requires seasonal migrations determined by climatic conditions. This study aimed to find out how well the existing land laws and property rights in LA are able to serve the requirements of pastoralists land use, identify mismatches and put forward possible solutions. A case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Samburu–Laikipia–Isiolo–Meru landscape in Kenya. Data on the degree of livestock dependency among pastoralist communities, the spatial extent and patterns of dry season migrations, the resulting encounters between herders’ and non-pastoralist land use actors, and the perceptions of land rights held by actor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variety of methods and analy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storalism is still active. The migration corridors reveal that herders maintain extensive dry season mobility, even though some of the corridors currently overlap with areas where land is privately owned by non-pastoralist land use actors. Moreov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non-pastoralist land use actors have their land rights registered, but seasonal encounters with migrating pastoralists persist as pastoralists continue to exercise customary rights of communal use. We conclude that existing land laws and property rights in LA are suitable for sedentary land use, but do not address how to serve pastoralists land rights in time and space. The pastoralist's migration routes and patterns obtained indicate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predict where pastoralists will be at a given time/drought period. This information could be used by decision makers and land administrators to identify where and when pastoralists’ land rights apply. This could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including pastoralists’ spatiotemporal land rights in LA. Arguments emphasize that adjudication, surveys and registration of rights should focus not only on ownership and full control of land, but also on defined periods when spatiotemporal mobility and access rights could be granted to pastoral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