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广东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研究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广东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相关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财政支持力度加大,村民生活垃圾处理意识有所增强。然而,广东农村生活垃圾问题依然很严峻,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较为滞后,垃圾治理方式较为粗放,市场化、产业化水平较低。究其原因,与农村生活垃圾自身的特殊性、垃圾治理服务供给和需求有密切联系。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源头分类”视角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全国五省的调查分析

生活垃圾分类是改善农村地区人居环境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全国五省实地调研,以针对生活垃圾管理行为研究的A-B-C理论为基础,构建多元有序logit模型,探究中国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村垃圾治理成效提供政策支持。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态度、认知水平、垃圾处理状况满意度等主观因素,以及距离垃圾收集点的远近、是否及时清运收集点垃圾等外部条件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且主观因素相对于外部条件具有更强的行为解释力。基于此,改善农村地区垃圾治理状况,关键在于增强农村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必要性和严峻性的认识,积极转变垃圾分类态度,与此同时,应加快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居民对垃圾处理状况的满意度,促使内在垃圾分类意识有效转化为外在垃圾分类行为。     

农户可接受 经验可复制——湖南长沙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调查

<正>2016年,湖南省长沙市全面启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试点建设。经过不断努力,基本形成了一套农户可接受、保洁员易操作、干部好管理、治理有成效、经验可复制的农村垃圾分类减量新办法,建立了政府、环保合作社、保洁员、农户多方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治理的运行机制。主要做法及成效通过紧紧围绕垃圾分类和资源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与分类意愿的文献综述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从产生源头进行治理的垃圾分类热潮。采用计划行为理论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与分类意愿现状进行研究,得出垃圾分类行为与分类意愿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提出提高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建议。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对此,国内外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应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推行垃圾分类标准,加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设与分类监管,还应建立治理模式。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比较与政策启示——以北京市4个生态涵养区的治理案例为例

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有效模式对推进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按照服务供给主体的不同,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分为村民自主供给、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多元共治4种主要模式,通过对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4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践模式。研究发现,4种模式各有利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村"两委"群众基础好、有资金支持的村庄适宜推行村民自主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乡镇适宜推行政府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的乡镇适宜推行市场供给模式;各相关主体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且有完善联动机制的乡镇适宜推行多元共治模式。     

源头正确分类 中端引入企业 末端各得其所——浙江衢州市衢江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调查

<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挖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典型做法,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我们调研走访了衢江区西山下村、莲东村、涧峰村等,现场考察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情况,听取了衢江区"垃圾革命"工作汇报,并就垃圾分类减     

信息干预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效果吗——来自太湖流域农户行为实验的证据北大核心

源头分类是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主要思路,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收官之际,面对经济型政策效果持续性不强问题,迫切需要重视环境、健康及技术信息等非经济型政策的干预功能。本文针对当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状况,以太湖流域为案例区,通过开展行为实验,探讨信息干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效果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且技术信息干预效果强于环境信息和健康信息,可见农户对垃圾分类知识的掌握是提高垃圾分类效果的重要前提;对不同垃圾类别而言,信息干预效果存在异质性,其中,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环境信息干预效果最为显著,对于有害垃圾,技术信息干预效果最为显著;研究还发现,和谐互助的社区氛围也是信息干预产生显著效果的重要基础。因此,各地政府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应当按照“技术信息干预—环境信息干预—健康信息干预”的优先序进行,但也应结合当地生活垃圾分类现状,明确欠缺分类的垃圾类别,因地制宜地选择信息干预内容,同时提高乡村治理水平,营造良好和谐的社区环境,高效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效果的改善。     

村民自治用心 垃圾治理省心——贵州麻江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调查

<正>2015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全县农村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改善,2017年被住房建设部列为全国农村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示范县。麻江县因地制宜积极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对贫困山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进行了一些探索。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理存在问题与对策探析——以驻马店市近郊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凸显,尽管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进行治理,但是仍然给人们的生活和自然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在农村,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生活垃圾的随意堆放。与城市相比,虽然农村生活垃圾的种类较少,但由于农户环保意识薄弱,因此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理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分析了当前驻马店市近郊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对措施,为我国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理工作提供参考。     

德国垃圾管理法律制度对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立法的启示

针对城市垃圾治理问题我国决定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德国的垃圾分类法律和制度经验比较领先,其重点是前端控制,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对我国的立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分析

[目的]农村居民付费是弥补生活垃圾治理资金缺口的有效途径,系统研究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及影响因素,有益于推动建立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付费制度。[方法]文章基于覆盖江苏全部地级市的2 420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农村居民以不分类处理生活垃圾为主,有约2/3的农村居民愿意为治理生活垃圾支付费用,并愿意每户每月支付49.31元或每人每月支付19.84元。（2）健康状况、常住人口、年底净资金、奖惩措施均会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意愿。（3）年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年底净资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村组织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的作用、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信任度、奖惩措施、个人环保行为认定、生活垃圾对社区环境影响以及地区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应合理测定支付标准、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投入机制、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法规,以引导农村居民支付生活垃圾治理费。     

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辽市奈曼旗农村垃圾处理问题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村的村容村貌整治工作不断推进,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整治村容村貌工作的重要环节。为了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奈曼旗也逐步开展生活垃圾有序处理工作,但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在垃圾分类处理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通过发放问卷调查奈曼旗垃圾分类情况,梳理总结目前奈曼旗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定期开展宣传教育、完善基础设施、增加资金投入、建立数据平台以及构建多元化治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探索

近年来,农村生活垃圾增多,严重污染了农村人居环境。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可以优化农村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政府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可以让公众更好地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推动农村生活垃圾的创新,让公众了解更多关于农村生活垃圾的信息,通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和有效沟通,提高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效果。阐述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现状,提出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新途径,以调动公众利用政府环境信息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积极性。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研究——基于CLES的2420个农户调查数据

目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行为与标准的悖离问题比较突出。本文利用CLES的2420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探明了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调研地区出现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有分类意愿、无分类行为,有分类意愿和行为、实际未分类,有分类意愿和行为、二分类,有分类意愿和行为、三分类等四种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情况,后三种情况均是农村居民在生活垃圾分类标准认知上出现了偏差。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奖惩措施、法律法规信任度以及了解程度等主观规范变量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有利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一致。在农村居民认为有分类行为的前提下,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了解程度作为感知行为控制变量显著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不分类或标准分类、二分类或标准分类。基于此,提出了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分类指导、法律法规保障以及提升农村居民了解程度等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技术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时代伴随着信息技术逐渐嵌入乡村,开启了数字乡村治理新模式,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方向。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解决高速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垃圾围城"困境,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热点及难点。通过对全国数字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案例进行研究,从实践的过程中探讨了数字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现状,分析了其"数治"困境,并从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农村垃圾治理数字化平台、建立多元"数治"智能管理体系、拓宽多元主体数字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渠道等方面出发构建了农村生活垃圾数字化治理体系,以期助推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和数字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活垃圾治理经验启示及其完善措施——以漯河市老窝镇为例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民生产生活、农村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环境整治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漯河市老窝镇三种生活垃圾治理模式为例，研究当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现状。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阐述了当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从传统的一元治理模式转向多元治理治理模式所取得的成效，从而呈现出政府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的角色、责任转变的必要性以及社会中其他组织在生活垃圾治理中的作用，继而有力的说明农村建立多元治理模式可有效提高乡村卫生环境治理的质量和效率，进而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土地经济调查的证据

自2015年“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出以来，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大幅上升，极大改变了农民行为方式和乡村治理格局。文章基于2022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使用扩展Probit回归、KHB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考察了互联网对不同类型农民的差别化效应。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可以促进农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且该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健性；互联网通过认知引导和社会资本提升来促进农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相对于其他中介变量，环境认知和社会规范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大；互联网对于普通农户分类行为的正向影响比干部户更强，对二兼农户的作用比一兼农户更大。因此，政府应重视互联网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借助互联网的宣传和影响，引导农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实践。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与治理问题研究

在我国农民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的同时,农村也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分析了我国农村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现状,探讨了制约农村垃圾分类和集中处置工作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建议,以期使垃圾得到回收利用,保证农村环境优美。     

处处皆风景 户户是引擎 人人共参与

<正>解放村位于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是一座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小村庄。打造时时处处好风景,全域大美让人向往。解放村集中力量修复生态环境,深入实施治水、垃圾、庭院"三大革命",深化"五水共治",全域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河长工作站标准化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建成大型垃圾清运站2座,基本实现全村垃圾分类处理全覆盖。把庭院作为"最小细胞"培育,打破坛坛罐罐、修整边边角角,一户一景、一院一韵的美丽庭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