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证据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关键。为此,基于2011—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分别对中国出口与进口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东道国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口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2)从中国对东道国出口来看,港口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出口推动作用最强,随后依次是公路与航空基础设施质量,而铁路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不显著,从中国自东道国进口来看,公路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口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港口基础设施质量,而铁路、航空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较小;(3)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4)交互项分析发现东道国公路、铁路基础设施改善对港口与航空基础设施及港口基础设施改善对航空基础设施贸易促进作用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公路基础设施改善对铁路基础设施贸易促进作用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争论主题。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FD I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因此,大力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的对外出口、绕开东道国贸易壁垒的重要途径。     

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的影响日益广泛,其对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效率、结构、区域布局以及跨国企业的投资模式等都产生了深刻变化。基于全球125个东道国（地区）样本2003—2020年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倾向于投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地区）,而且在那些具有更高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开放程度与经济自由度特征的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OFDI的作用也更大;Ward系统聚类、自然断点分组结果显示在东道国（地区）,只有较高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才会显著促进我国对东道国（地区）的OFDI的增加;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贸易成本效应、投资便利效应两个重要渠道作用于我国OFDI;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对邻近地区OFDI产生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不会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加而衰减。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OFDI)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欧洲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对欧盟OFDI增长迅速并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利用2007—2016年中国对欧盟OFDI的数据,检验发现我国对欧盟OFDI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我国对欧盟OFDI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道国的经济规模(GDP)、技术水平、贸易关系和投资自由度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均有明显的影响。其中东道国GDP和投资自由度对我国在欧盟各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以专利为指标的东道国技术水平也对中国在欧盟OFDI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与前两者相比作用较小;双边贸易额则与我国对欧盟各国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对欧盟的投资和贸易总体呈现替代效应,而非互补关系。     

中国OFDI出口效应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贸易成本和国家收入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4年中国OFDI和贸易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OFDI出口效应呈现倒U型: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OFDI对出口产生先促进后降低的作用。基于贸易成本和国家收入视角,本文深入考察了OFDI影响出口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商贸服务型投资能够有效降低跨境交流成本,对出口产生促进作用;在低关税国家,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口效应由较大促进作用转为较大降低作用;从目的国收入水平来看,OFDI达到一定规模后,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为规避发达国家贸易壁垒和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低要素成本优势,中国企业正以发展中国家为生产和出口平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间接出口,这是中国OFDI对发达国家直接出口效应呈下降态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

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在区分沿线国家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从出口方面看,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会产生出口替代效应,在南亚地区、独联体地区的直接投资会产生出口互补效应,但在西亚地区、中东欧地区的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出口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从进口方面看,我国在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会产生进口替代效应,在西亚地区和中东欧地区的直接投资会产生进口互补效应,但在东南亚地区和独联体地区的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进口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基于此,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应注重与不同国家优势互补,实现双方共赢。     

政治关系、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在欧洲OFDI的影响——基于33个欧洲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欧洲是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近年来因其内部政治格局调整、经济增速放缓,使中国对欧洲OFDI的风险增大。文章选取33个欧洲国家2010年—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双边政治关系及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在欧洲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中国OFDI,还能减弱东道国监管对中国OFDI的不利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率可通过调节市场规模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进而促进中国OFDI;中国对东道国出口额、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税收负担对中国OFDI均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中国OFDI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经济体异质性,表明中国对不同地区或不同经济体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目标差异较大。今后应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双边政治关系,积极构建并逐步完善中国OFDI安全审查机制,助力中国对欧洲OFDI持续增长。     

促进抑或阻碍 ——技术标准影响国际贸易的理论机制及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了技术标准贸易效应的理论机制。基于12个国家1994—2011年的国别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一定程度上,技术标准对于进口和出口都有促进作用,但是,技术标准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倒U型的特征;人口规模和贸易规模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和出口负相关,而与进口正相关;贸易伙伴国GDP的增加会促进出口,本国GDP和进口正相关;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贸易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东盟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影响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了东盟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同时1984-1997年的回归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贡献率大于对出口的贡献率,而1997-2003年的回归结果却表明外资对出口的贡献率反而超过了对进口的贡献率。总的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笔者利用中国与19个OECD国家和地区的2000年～2008年双边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吸引外资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伙伴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FDI存量对于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FDI流量的促进作用,投资对于服务的进口引致效应大于对服务的出口创造效应。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规模、货物贸易是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促进因素,东道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与其服务出口成正比,相对距离则构成了双方服务贸易的阻力因素。     

中国替代了其他亚洲国家(地区)的出口吗?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1990—2003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否以及如何替代了其他亚洲国家对第三方市场的出口。中国的出口可以狭义的界定为不包括香港的出口,也可以广义地界定为包括香港的出口。文章考查了中国狭义的出口和广义的出口对亚洲出口的替代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并做了总体及分解分析。然后,考查了不同亚洲国家及不同贸易伙伴的替代效应的不同。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市场上以及将中国大陆与香港加总考虑时,替代效应更为显著。另外,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替代效应要更大。文章也考查了中国的发展所引起的从邻国的进口增加是否会产生抵消效应,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增加了从所抽样的亚洲国家的进口,特别是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     

文化贸易存在进口引致出口吗*——基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分析

文化贸易发展对于提升一国“软实力”和打造“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品贸易领域广泛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是中国货物出口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该机制在文化贸易领域是否同样存在对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文化贸易微观产品层面六位码数据,对文化出口指标进行了二元边际结构性特征分解,实证分析发现：第一,总体来看,文化产品进口对出口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中国文化贸易中并不存在;第二,文化产品进口对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并不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文化产品进口对集约边际甚至还有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三,上述结论在不同的二元边际指标和持续期分样本估计中均成立,尤其是二元边际水平较高的核心文化产品和具有较长贸易持续期的产品样本;第四,细分不同类别来看,目前仅在图书及其他印刷品比较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贸易中,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口引致出口效应。总体而言,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文化贸易中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能是导致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进口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将是强化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关键。     

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分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贸易与投资的联系日益紧密,外资正在成为影响各国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我们承认外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但更应关注其显著的贸易创造、补充和市场扩张效应,它们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着东道国的出口绩效,从而对其制成品出口、进口替代、产业转换、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升级和国际渠道拓展等产生积极作用。外资不仅带来贸易量的净增,而且利于优化出口结构。对在华外资出口绩效的分析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外资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和贸易结构优化的中坚力量。为进一步发挥外资的贸易效应,我们应当以结构优化为核心,在外资政策、外贸体制和进出口管理等方面作出积极的政策调整     

制度距离、 技术差距和政治风险——中国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对广义的24个发达国家OFDI数据,研究了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 技术差距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逆向投资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制度距离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逆向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而技术差距会显著地抑制中国的逆向投资.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距离、 技术差距和政治风险在2008年之前对中国的OFDI没有影响;而2008年之后制度距离对中国的OFDI产生显著影响,技术差距则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政治风险在两阶段中的影响都不显著;制度距离对中国在欧洲和大洋洲的OFDI具有显著影响;技术差距对欧洲有正向影响,而在北美洲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治风险对中国对欧洲OFDI的影响显著,对北美洲和大洋洲则没有影响.这一结论对于促进中国的逆向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研究——基于东盟十国Panel Data的检验

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呈迅速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双方的贸易额也增长迅速。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投资的各种贸易效应类型,并利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得出的结论是该投资的出口效应与进口效应都是创造型的,这与现实情况也是相符合的。     

对外直接投资与农产品贸易——基于中国与亚欧中部国家的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与亚欧中部国家2003-2017年农产品贸易的面板数据,就中国对亚欧中部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双方农产品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报告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农产品贸易的现状,通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莫兰检验、总体模型回归分析、空间效应分解等实证方法,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利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农产品贸易,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对中国与东道国周边国家农产品贸易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基于此,文章建议在中国与亚欧中部国家农业合作的过程中,在重点国家投资一批重点项目,发挥其示范效应,提高东道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互联互通,降低贸易成本,以通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来提升进出口农产品的质量.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文章选取中国对东盟各国2003—201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相关数据,应用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建模方法,借助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论是:各变量的系数多为显著,中国的投资会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第三国的互补效应;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和劳动力工资水平与投资存量呈负相关关系,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会促进中国对其的投资。据此,文章提出确定区域聚集点,以东道国的不同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选择投资区域等政策建议。     

政治风险规避与中国企业的 OFDI 策略选择

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 )遭受损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合理的投资策略来规避风险,降低损失。文章基于2004－2013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提供的 OFDI 企业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 )法和条件 Logit 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考察了我国企业面临东道国政治风险时的策略选择问题以及投资经验对政治风险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采取序贯式投资,投资经验可帮助企业规避和降低部分政治风险,提高企业在高政治风险东道国 OFDI 的概率;与生产性 OFDI 企业相比,销售宣传类 OFDI 企业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反应弹性较大,在具备投资经验后,对政治风险的敏感性降低。文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规避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提高成功并购的概率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俄罗斯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潜力巨大,双向投资日趋活跃,中俄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中俄双边投资规模和质量的快速提高,对中俄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通过分析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对中俄贸易所产生的效应,能够更好地促进中俄经贸合作战略升级。本文从贸易与投资规模的角度,选取1992—2008年的中国对俄出口贸易额和对俄进口贸易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作为解释变量,设立了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用以考察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对中俄进出口贸易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结果表明：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对中国对俄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与中国对俄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流量与中国对俄进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与中国对俄进口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东道国政治冲突、中国对外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UCDP全球武装暴力冲突数据、Aid Data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备案数据研究发现：东道国国内政治冲突对当地中国OFDI具有负面影响;而中国对当地的援助能够减缓受助国政治冲突对中国OFDI的负面冲击。进一步,东道国政治冲突和中国对外援助对中国非资源类行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更大;同时,改善双边关系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是中国援助降低政治冲突的风险增加效应的潜在途径。本文从冲击缓解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对外援助在中国经济“走出去”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中国OFDI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