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特征解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地域分布特征不能被传统OFDI理论所解释。中国OFDI存量高度集中于避税地,地域分布格局偏离发展中国家常规,主要投资地中政治风险较高国家偏多。引入制度理论对中国OFDI地域分布特征进行解释。转型期制度约束与制度缺失是中国OFDI高度集中于避税地的重要原因,企业通过投资避税地来规避制度约束或进行制度套利;国有企业OFDI动机的双重性以及政府的政策倾斜弱化了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及政治风险等常规因素对国有企业OFDI区位选择以及中国OFDI地域分布的影响;中国企业的非市场能力支持了它们对政治风险较高国家的投资。     

制度质量、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至今尚未在经验层面达成共识.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考察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研究表明:(1)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OFDI投资规模更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则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2)多元化的母国投资动机使中国OFDI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越制度的依赖较弱,甚至会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而良好的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是影响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投资行为最为关键的制度因素,对其投资规模有着强劲的正向作用.在中国调整投资结构的背景下,文章对中国优化OFDI区位分布决策和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     

东道国政治冲突、中国对外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UCDP全球武装暴力冲突数据、Aid Data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备案数据研究发现：东道国国内政治冲突对当地中国OFDI具有负面影响;而中国对当地的援助能够减缓受助国政治冲突对中国OFDI的负面冲击。进一步,东道国政治冲突和中国对外援助对中国非资源类行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更大;同时,改善双边关系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是中国援助降低政治冲突的风险增加效应的潜在途径。本文从冲击缓解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对外援助在中国经济“走出去”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中国OFDI的发展。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OFDI)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欧洲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对欧盟OFDI增长迅速并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利用2007—2016年中国对欧盟OFDI的数据,检验发现我国对欧盟OFDI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我国对欧盟OFDI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道国的经济规模(GDP)、技术水平、贸易关系和投资自由度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均有明显的影响。其中东道国GDP和投资自由度对我国在欧盟各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以专利为指标的东道国技术水平也对中国在欧盟OFDI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与前两者相比作用较小;双边贸易额则与我国对欧盟各国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对欧盟的投资和贸易总体呈现替代效应,而非互补关系。     

政治风险规避与中国企业的 OFDI 策略选择

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 )遭受损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合理的投资策略来规避风险,降低损失。文章基于2004－2013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提供的 OFDI 企业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 )法和条件 Logit 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考察了我国企业面临东道国政治风险时的策略选择问题以及投资经验对政治风险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采取序贯式投资,投资经验可帮助企业规避和降低部分政治风险,提高企业在高政治风险东道国 OFDI 的概率;与生产性 OFDI 企业相比,销售宣传类 OFDI 企业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反应弹性较大,在具备投资经验后,对政治风险的敏感性降低。文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规避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提高成功并购的概率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技术回归

本文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然后以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3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东道国研发（R&D）支出、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制度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正相关因素。同时,本文以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差距存在单一门槛值,当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技术差距较大时,技术差距对逆向技术溢出产生了正向影响;当技术差距缩小后,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中国OFDI、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双边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的视角

本文研究用于改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对双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对这一影响的门槛作用。通过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本文发现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时,都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只有越过相应门槛值,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才能给其经济增长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母国经济增长时都不存在“门槛效应”。所以,中国OFDI必须注意规避东道国的制度风险。     

制度环境、吸收能力与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检验

现有研究关于新兴经济体OFDI是否存在显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且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和制度发展存在"非均衡推进"特征,在此背景下,文章以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为例,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包括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和吸收能力(包括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对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促进母国技术进步,且在各区域制度环境和异质吸收能力影响下呈现出地区差异,积极而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生在东部地区,而非西部地区;(2)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是新兴经济体能否获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且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在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条件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边际效应趋于平缓.因此,新兴经济体应鼓励技术寻求型OFDI,优化OFDI区域空间布局;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母国自身的制度环境质量;提高对东道国技术溢出的异质吸收能力,从而促进新兴经济体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升.     

跨国投资活动中的经验学习和经验误用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企业对拉美投资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对拉美国家投资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对外投资过程中经验学习和经验误用调节国家距离对跨国投资绩效影响效果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国家距离对企业跨国投资活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制度维度和地理维度的阻碍作用要强于文化维度。此外,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经验主要体现出经验学习效应,而在区域以及全球非东道国的投资经验均表现出明显的经验误用效应。本文就中国企业规避跨国投资风险提出了若干理论解释和投资战略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非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OFDI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具体而言:正式环境规制对东、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的OFDI具有促进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东部地区OFDI的影响不显著。指出:政府需要根据区域经济差异对不同动机的OFDI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吗?

利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且其影响效果存在双门槛效应;吸收能力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母国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存在调节作用;政府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影响,且政府干预程度越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水平越低;制度因素对于政府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效果存在调节效应,且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调节效应大。     

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的影响日益广泛,其对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效率、结构、区域布局以及跨国企业的投资模式等都产生了深刻变化。基于全球125个东道国（地区）样本2003—2020年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倾向于投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地区）,而且在那些具有更高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开放程度与经济自由度特征的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OFDI的作用也更大;Ward系统聚类、自然断点分组结果显示在东道国（地区）,只有较高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才会显著促进我国对东道国（地区）的OFDI的增加;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贸易成本效应、投资便利效应两个重要渠道作用于我国OFDI;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对邻近地区OFDI产生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不会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加而衰减。     

内生门限回归的实证运用:技术差距的双门限效应

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双门限模型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技术差距的"双门限"效应。研究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我国存在显著的技术差距双门限效应。在低技术差距地区,"退后优势假设"效应更为显著,OFDI溢出效应的充分发挥需要更大的赶超空间;在中等技术差距地区,由于OFDI溢出效应有缩小该区域技术差距的趋势,该地区仍体现了微弱的"退后优势假设",并且应该注重从吸收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变;在高技术差距地区,"技术积累假设"效应更明显,需提高技术水平才能充分吸收OFDI技术溢出。同时综合三个区域来看,OFDI逆向溢出的边际效应随技术水平的提高先增大后减小,中等技术差距地区溢出效应最显著。     

文化特征与冲突对中国企业OFDI投资策略影响研究

虽然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量迅猛增长,但其投资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失败案例比比皆是,造成大量国内资源浪费。研究者们试图从企业微观特征和东道国制度特征层面对中国企业OFDI投资策略进行研究,以期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提供建议,但多数研究忽视了"人"这一复杂不可控的主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中国5000多家海外投资企业、140多个海外东道国(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四个维度的文化指标度量东道国文化特征及与中国的文化冲突,研究文化特征和冲突对中国企业OFDI投资策略的影响。检验证明,面对权力距离越高,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和谐主义倾向越低的文化环境,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的进入方式;面对权利距离、和谐主义越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越高的文化环境,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垂直型OFDI。同时,东道国文化环境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兼并收购的进入方式和垂直型OFDI。本文扩展了对OFDI投资策略的研究,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对亚洲地区OFDI的动因——基于投资流向的对比分析

利用2003—2012年中国在亚洲地区的OFDI的面板数据,按投资流向分析中国在该地区OFDI的主要动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顺向OFDI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的动因,而创造性资产寻求的动因不显著;中国对亚洲地区发达国家的逆向OFDI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和创造性资产寻求的动因,不具有显著的效率寻求和自然资源寻求的动因。     

文化距离对中国OFDI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OFDI企业的海外进入模式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文化距离对进入模式的影响是涉及最多的因素.本文通过选取158个在海外具有分公司的中国企业为样本数据,结合企业微观数据和东道国宏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文化距离确实对中国OFDI企业海外进入方式存在显著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文化距离越大,企业越偏好于绿地方式进入.本文同时验证了东道国政府对FDI态度正向调节文化距离对OFDI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即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东道国政府对FDI态度越好,跨国公司选择合资进入的可能性会降低.     

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行为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以中国对89个国家2003—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显著影响,政治关系的亲密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制度质量可以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政治关系的敏感度,且制度质量的调节只能在中国对比自己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投资时发挥作用。以2008年为分界点,后危机时代双边政治关系对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双边政治关系的经济效应也会显著地受到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调节。此外,中国改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可以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视角

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并采集我国2008—2017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创新模式的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从全国整体还是从分地区来看,OFDI均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国内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OFDI,且其仅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大;OFDI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模仿创新,说明OFDI的自主创新外溢效果更强;另外,研究还发现目前我国的研发人员力量相对薄弱,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高端科研人员数量不足,严重制约了直接对外投资的吸收能力。     

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距离是对外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文章综合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知识、外交和与全球连接等方面的国家距离,通过相关和回归分析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区位选择的关系。发现:(1)中国企业对沿线投资设厂的区域差异较大,规模从大到小依次为:东南亚、蒙俄、西亚北非、中亚、南亚、中东欧。(2)综合的国家地缘距离与中国OFDI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3)除全球连接距离对中国OFDI有不显著的正向作用外,其他国家距离都表现为负向作用,其中经济和外交距离的负向作用最显著。文章认为对沿线投资应以国家距离为参考,找准投资着力点,并积极缩小地缘距离,以节约投资成本,克服投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