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调控的国际借鉴——基于市场与制度方面的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但是受到市场与制度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其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既加剧了贫富分化,又影响了社会公平,因此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进行调控势在必行。我国应借鉴国外调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先进经验,通过加强和完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社会保障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的调控,有效缩小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均衡增长。     

陕西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实证分析

财产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体构成部分之一。财产性收入快速提升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文章在分析陕西城镇居民收入现状的基础上,着重对陕西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现状、水平、结构及变化态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陕西居民财产性收入,应从拓宽居民收入渠道,增强居民理财观念,完善金融体系等方面入手。     

中美居民财产性收入比较及启示

在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上，国内有一流行的说法：国民富裕程度越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也越高。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统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概念、口径、方法及结果的探析，发现上述观点并不成立，考察发现，中美各有统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口径和方法，只有作同口径}匕较，才有意义。     

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调控的国际借鉴——基于税收的视角

财产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三个方面,并存在逐步扩大趋势。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进行调控势在必行,而税收恰是一个重要杠杆。我国应借鉴国外税收方面的先进经验,通过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改革财产税、完善个人所得税、加强税收监管、健全税收立法等措施,加强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调控。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低”现象的税收调控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较低,但是,依据相关研究成果,我国隐性经济规模较大,而隐性经济又大部分以财产形式存在,并将衍生出新的隐性财产性收入。据此,应理性看待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的现象。文章从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解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税收调控居民财产性收入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基于税收调控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发展的比较分析及实现路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围绕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趋向合理化的命题,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根据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发展比较和中外比较,可以看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首要前提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居民的个人财产,侧重点在于增加居民的动产性财产收入,根本途径是把居民的收入剩余转化为个人财产并为居民的财产再投入开拓广泛渠道。     

条件与机会:关于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我国居民收入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居民收入的一部分。当前,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完善的市场体系、居民自身不合适宜的主观因素等制约着我国大众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获得;针对这些制约因素,努力创造机会,以促使更多的群众能够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     

金融发展促进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吗?——基于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9~2010年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处于U型关系的左半部,目前金融发展对城乡高收入居民的影响效应更大;优化初始财富禀赋配置、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提高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将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作用更强;在存在城乡二元分化情况下,对外开放和城镇化进程不利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     

提高河南农村居民财产(不动产)性收入的对策研究

不动产收入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高对增加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农村居民在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增加农民财产性(不动产)收入的对策建议。     

广东省居民收入结构及其对消费的影响分析

研究表明,广东省城镇居民以工薪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农村居民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均较低。与全国居民相比,广东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工薪收入占比近年来也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越来越成为广东农村居民收入的主体。这种以劳动收入为主体的收入结构,决定了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     

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陕西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全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值不但高出全国平均差距,而且高出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区）。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是城镇居民收入过高,而是农民收入太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居民住房财产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

家庭的收入水平是家庭财富配置和增长的基础,住房财产成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住房财产与家庭收入的互动关系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居民住房财产对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分析住房财产占有对高、低收入组家庭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住房财产的占有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效应,能够带来家庭收入的增长;住房财产的离散程度远远地大于家庭收入离散程度,居民住房财产占有的差距较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更多受制于家庭个体特征因素,高收入组家庭的收入更容易受住房财产影响,并进一步解释了住房财产占有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     

新时代陕西省中高端消费发展对策研究——基于ELES模型的分析

在新时代背景下,陕西省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消费结构也实现了一定优化,中高端消费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前提条件都已经具备。然而,通过构建ELES模型分析发现,陕西省当前还存在着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必需品消费挤占中高端消费等问题,阻碍着中高端消费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从社会保障、居民收入、市场供给等多个方面入手进行调整,以促进中高端消费的持续发展。     

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归因及对策研究

财产性收入作为财产的衍生物,具有"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这使得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如不加以调控势必会加剧城乡差距,这与实现共同富裕、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不符的。因此必须正视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分析造成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原因并探讨其解决路径。     

住房保障改革目标:居者所有其屋

由于住房是居民的最主要财产,住房性收入是居民的最主要财产性收入,所以住房调节应是财产调节的重要途径,住房收入调节应是收入调节的重要措施;让更多居民拥有自己的房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必要内容。使居民尽量拥有自有住房,需要抑制对住房的投资需求从而控制房价水平,把廉租房、公共租赁房和经济适用房制度改为政府为低收入家庭建房制度,发展住房合作组织和集资合作建房,解决好非户籍常住人口的住房问题。     

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其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以1995-2011年的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数据为样本,探讨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首先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农村居民旅消费的关系,然后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建立对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财产与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最大;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双向影响关系,和工资性收入、财产与转移性收入之间是单向影响关系。     

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我国农民财产权利长期受到抑制和侵蚀,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不足.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在于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房地产权和金融财产权.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土地财产“实体”权、公平交易权和增值收益分配权;赋予农民更多的房地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房地产抵押权和自由交易权;赋予农民更多的金融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金融服务享有权、金融产品选择权和金融产品市场定价权.     

我国居民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基于1992—2008年资金流量表数据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经济主体都在分享着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然而，各经济主体分享的程度相差甚远，作为生产和消费主体的居民，其收入份额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文章主要以我国1992--2008年资金流量表数据为依据，从影响居民收入来源的劳动者报酬、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居民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