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2010—2021年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年度报告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分别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与“过犹不及”效应，而合作伙伴动态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活动的作用效果更明显；（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与价值绩效，具有短期绩效激发和价值增值功能。     

税收激励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税收政策工具会对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实体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市企业2007—2020年的数据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资本密集度高、大规模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政策效果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激发其创新活力、优化企业市场预期，进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动力。较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发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创新转型驱动力的重要基础条件。本文为理解税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政府工具-市场环境”相结合以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塑造的视角

数字化潮流促进了企业变革,有助于培育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文章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出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测度,并基于核心竞争力塑造的视角从创新、资源、文化、管理四个层面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方向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通过创新驱动、资源支持、文化塑造、内部治理四条路径培育企业的多维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企业资源禀赋来看,对于国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就管理层动机而言,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管理层薪酬规模较低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外部环境特征来看,当行业竞争更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处于上行期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后果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的开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优化企业的未来绩效。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利润率——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机制与经验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路径。基于200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经验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利润率的作用效果及具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利润率。通过使用系统GMM以及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两个机制，有效促进了企业利润率的提升。这不仅扩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研究范畴，也可对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经验依据。     

产融结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产能结合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选取2010—2021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产融结合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即降低债权资本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子样本中产融结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显著;产融结合下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传统生产模式,从而带动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数字化转型增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之间的协同共进。     

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合作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本文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数字化转型头部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商业、政治、金融、科研关系网络均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中高管团队科研关系网络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大,商业关系网络次之;从作用机制来看,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合作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在非国有企业、动态能力强和地区数字化转型水平高的样本中具有更明显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173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中间作用机制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作用于企业动态能力;个体遗忘强度越高、创业导向越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动态能力、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动态能力在中介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同时,还中介了数字化转型和个体遗忘对创新绩效的共同作用以及数字化转型和创业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共同作用,并且在数字化转型、个体遗忘、创业导向三项交互效应影响创新绩效关系中也起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深入了解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潜在中间机制和作用条件,进而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等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缘何增加了征税难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避税活动的证据

数字经济新业态正对传统税收征管模式造成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加剧了企业的避税活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帮助企业进行跨区域关联交易和增加企业信息不透明度导致了税收规避活动增多。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媒体关注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会计信息可比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引致的避税效应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是抑制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避税的有效渠道。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完善数字经济税收征管体系、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参考。     

“反向混改”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国有资本参股视角

民营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如何推动其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基于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视角,探讨国有资本参股这一“反向混改”形式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实证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数字化人才匮乏和代理冲突问题,进而可赋能其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成长性较高的民营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民营企业及单一国有股东参股的民营企业,其国有资本参股的数字化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为明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共同推动数字化发展的联动机理、依托“反向混改”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路径参考。     

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因素与路径选择

在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的背景下,农业企业亟需进行数字时代的动态转型升级。在分析数字化浪潮下农业企业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因素,包括数据、数字技术和服务;实践路径包括：基于数据为主要资源、以数字技术为手段的决策模式的战略方向;推动数据部门成为农业企业经营决策机构的组织结构变革;从订单思维向客户思维转变的营销模式变革;从传统生产模式向共创生产模式转变的产品生产变革;将开放式创新贯彻于其运营战略中的研发创新变革。     

长期导向投资韧性、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国际创业

以中国2003—2020年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家族企业长期导向投资韧性与国际创业的关系，并检验数字化转型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沉淀冗余资源和非沉淀冗余资源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长期导向投资韧性与国际创业正相关，沉淀冗余资源负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数字化转型在家族企业长期导向投资韧性与国际创业之间发挥积极的中介作用，沉淀冗余资源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非沉淀冗余资源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拓展分析发现，市场竞争环境、高管团队教育和海外背景异质性正向调节家族企业长期导向投资韧性与国际创业的关系。     

数字化转型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事实与经济后果

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及长远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本文借助爬虫数据处理归集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并基于中国上市民营企业2007—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动了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并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异质性,对中、高技能员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低技能员工呈现显著负向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能够驱动企业稳定财务状况,进而助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金融发展较好情况下,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特别地,充分挖掘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更能发挥数字化转型效力,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推动提供了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劳动力成本抑制还是促进了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鲍莫尔成本病”的克服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够倒逼服务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这种倒逼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企业会通过降低资本劳动比来抑制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当劳动力成本较高时,企业会提高资本劳动比来促进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致的劳动-资本替代机制、劳动力间替代机制是驱动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中介渠道,此外在要素市场发育更好、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外部环境中,以及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研发投入更高的内部环境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规模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与赋能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基于产品技术距离的视角

本文拓展了Eckel和Neary的多产品企业贸易模型，运用大数据爬虫技术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了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化企业能否通过降低非核心产品效率损失的速度以增强自身的多产品生产能力，从而实现出口产品多样化升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出口产品种类、非核心产品出口占比以及出口产品分散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加工贸易占比高、出口竞争力弱或生产率高的异质性企业，数字化驱动出口产品种类增加的动力更为强劲；数字化企业通过降低产品技术邻近度和提高产品技术复杂差异度，提升出口产品的多样化水平。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农产品行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17年—2021年国内沪深A股的农产品生产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借鉴动态能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整合与农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创新绩效，此外，供应链整合在数字化转型与农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该研究对农业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推动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其未来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制造业的减排效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技术是驱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引擎。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其碳排放水平,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等三个维度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样本中具有差异性,而且数字金融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数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超常增长与数字化转型——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应用机器学习KNN算法匹配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研究了超常增长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超常增长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其影响在订单式生产企业和离散型生产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企业借助并购重组实现密集型发展是超常增长的起因，企业并购重组直接导致组织变革，进而对数字化转型产生负向影响；企业加大数字化投入、提高数字化领导力，可以缓解甚至扭转超常增长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知识距离、协同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基于浙江中小企业的多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向各行业的融合渗透,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往往缺乏数字技术、知识等资源,需要专业服务机构的协助来推进数字化转型.基于协同能力视角,对浙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进行了探索性多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与专业服务机构间知识距离过大会对数字化转型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中小企业与专业服务机构间有效的协同可缓解知识距离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为中小企业通过提升协同能力,缩小与专业服务机构的知识距离,进而提升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