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基于亚太地区规则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贸易增长方式变革、数字保护主义升级和数字发展鸿沟加深要求提升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能力、加强数字贸易规则合作。亚太地区经济体数字经济基础牢固、规则合作需求较为迫切,但由于地区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自由化雄心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且大国博弈使地区贸易问题日趋政治化,客观上增加了数字贸易规则合作的难度。目前,亚太经济体通过参与超级区域贸易协定和区域数字经济/贸易协议两种路径积极开展数字贸易规则合作,初步形成区域数字贸易治理合作范例与典型模板。中国应从补齐数字贸易发展短板、完善数字贸易国内规则、深化区域数字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区域规则谈判、鼓励数字企业规则实践等方面提升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能力水平。     

美国和欧盟对非洲数字经济战略及启示北大核心

近年来,美国和欧盟持续加强与非洲的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制定推进相关战略规划,将数字经济与政治、外交和经济利益深度结合。美欧对非数字经济战略均在其对非洲整体战略框架下制定和实施,以促进非洲数字化转型为首要目标,形成了高效的内部分工与协同机制。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根本战略目标、与第三方合作的态度及战略制定和执行的独立性等方面。美欧对非数字经济战略可为中国深化中非数字经济合作提供有益参考。中国要以构建中非数字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制定中非数字经济合作规划,从整体上指导和协调对非洲数字经济合作,广泛开展非洲地区的数字经济国际三方合作,助力非洲同步实现“数字独立”与数字经济繁荣。     

主要国家数字空间治理实践及中国应对建议

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生存的现实物理空间与虚拟数字空间的交织越来越紧密,数字空间治理已被各国提上议程。本文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廓清了数字空间的概念、重要性及其治理的主要内容,奠定了数字空间治理的研究基础。从全球数字空间治理的主要做法来看,当前各国均将数字技术发展视为数字空间治理的优先方向,重视通过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强化数据主权与安全,并对基于数据价值的经济利益分配与管理规则进行积极探索。美欧数字空间治理能力与影响力在全球领先,中国有必要借鉴美欧经验,加强数字空间治理,提升影响力。     

数字贸易政策国际比较、发展趋势及启示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兴的国际贸易形式得以快速发展,在拓展国际贸易范围和边界的同时,也对全球贸易规则提出新的挑战。本文在分析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数字贸易政策发展脉络,以及数字贸易的未来发展趋势。然后,本文从中小企业的发展、平台企业的作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提出对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启示。本文认为,中国作为极具潜力的数字贸易大国,在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参与并推动建设国际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中国式数字化之路:从跨越数字鸿沟到构建数字中国

中国式数字化先后经历起步期、成长期、转型期和引领期，跨越了巨大的数字鸿沟，创造了字化的中国奇迹，正在向数字中国迈进。中国式数字化呈“S”型演进趋势，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源配置作用，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且相互促进，体现了世界各国数字化的一般规律。中国式字化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善用政府的“规划之手”，积极推动全球数字共赢主义，彰显了鲜的数字化中国特色。为了加快建设数字中国，需要继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数据要化、资源化、资产化，全面推动数字技术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克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构建强大的数字安全能力，实现国家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演进与趋势

随着数字全球化转型的推进,如何治理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最具争议的全球治理议题之一。跨境数据流动的自然、经济和法律属性增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呈现治理机制网络化、治理目标多元化、治理选择兼容性低等特征,这对全球治理合作体系的有效性及传统治理政策的适用性形成了挑战,治理目标难以平衡、治理能力难以跟进、治理合作难以达成。未来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趋于区域层面的治理合作,推动区域规则的兼容性和国家政策的互操作性将成为必由之路。中国应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政府与企业同向发力,规范和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提高参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能力。     

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目标、动因与制约因素

欧盟推出“全球门户”计划，以所谓价值观为先导，以绿色等欧洲优势议题为口号，以数字技术为主要抓手，推动欧盟在印太、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背后既有欧盟希借此推进其绿色理念以在国际规则制定及产业链布局中谋求自身利益的政策动因，也是其全球战略及地缘政治转向的结果，隐含借“全球门户”计划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起竞争的考量。“全球门户”计划在资金、能力、技术上面临制约，加之乌克兰危机后欧盟内外交困，恐难有能力实现其初始目标和应对美日同类合作的竞争。此外，强调意识形态的合作方式脱离发展中国家现实，针对中国的错误观念亦会使“全球门户”计划在合作中自缚手脚。欧盟应以开放姿态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合作，共同助力全球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把握智能化和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家间数字经济合作与发展。在以数字经济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过程中,既面临新科技革命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各国积极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移动支付逐渐普及、中国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力逐年提升等机遇,也面临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和相关合作机制尚未确立、数字经济空间治理体系不完善、数据安全问题不断升级、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等挑战。在此背景下,应强化多方合作,共同谋划数字经济合作发展之路,确立数字贸易规则与合作机制、完善"一带一路"数字空间治理体系、构建"一带一路"数字网络安全共同体、推动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以助力"一带一路"的健康持续发展。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美国进展与中国借鉴

新一轮数字技术产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和数字社会，但也引发了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议题，既有研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监管模式和主要议题缺乏深度解构。本文立足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最新政策布局与监管实践，解析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监管模式和重点议题，搭建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元主体，监管模式型侧重以国会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型监管、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型监管，以及企业以数字科技伦理嵌入公司治理的嵌入型自治模式的三重主导模式，监管重点议题涵盖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法以及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等核心议题。中国加快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需要强化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在分层分类思路开展数字科技伦理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原则，调动数字企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与治理方面的治理标准、行业规范、企业倡议、治理指南和...     

中国与东道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治理的视角

在全球多边治理机制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区域治理路径变得尤为重要。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实证检验区域贸易协定（RTA）数量与质量对改善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签订RTA、提升RTA数量与质量均有助于改善中国与东道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但法律约束力对RTA路径产生的促进效果有所削弱。同时，RTA能够通过深化价值链合作和增强政治互信水平来改善参与全球治理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RTA对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影响存在条款差异和国别差异。最后，提出中国应在RTA数量与质量建设上同时发力，以争取全球治理中的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     

中蒙俄经济走廊数字经济合作的现实基础与推进路径研究

中蒙俄三国毗邻而居，政治关系良好，经贸合作日益加深，具有坚实的数字经济合作基础。在数字经济合作成为引领国际合作新动能的背景下，中蒙俄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有助于打破传统发展桎梏，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迈上新台阶。研究总结分析中蒙俄三国经济发展、贸易合作以及数字经济合作的现状，认为中蒙俄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存在数字鸿沟、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核心技术能力不足以及数字治理规则未达成统一的现实困境，并基于此提出对策建议，包括加强交流合作以缩小中蒙俄数字鸿沟，做好统筹规划以加强中蒙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以提升中蒙俄数字经济核心技术能力，加强顶层设计以完善中蒙俄数字经济治理合作机制。     

DEPA模式数字经济新议题及启示

DEPA模式超越数字贸易的维度，前瞻性地提出一系列数字经济新议题。DEPA模式数字经济新议题推进了跨境数据流动和互操作性等数字贸易议题，吸收了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新兴技术议题，并回应了竞争政策、政府采购、中小企业、数字包容性等数字治理需求，代表着支持数字经济和贸易的新方向。中国应借鉴新加坡推动数字经济协定战略的经验，根据国情选择加入DEPA新兴趋势与技术模块、中小企业合作模块和数字包容性模块，就数字身份模块以及创新与数字经济模块开展试点，对标新议题的规则，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应国内法律制度，并在双多边国际合作以及其他经贸协定谈判中拓展数字经济新议题。     

美元霸权的政治经济学

美元霸权是美国经济霸权的重要内容。美国凭借其中心国家的地位，利用美元这一货币工具攫取世界财富，控制和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与此同时，美元的单一霸权地位也给外围国家和美国本身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其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一风险的集中爆发。然而，美元霸权与美国的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科技霸权相辅相成，形成所谓的“良性循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们仍难以看到美元霸权势衰的迹象。     

日本数字货币发展策略及启示

日本是全球数字货币交易和使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在私人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和数字货币国际合作三方面制定了系统的发展策略。从政策目标看,日本的国内数字货币政策强调发展,国际数字货币政策意在安全,而国际上追求安全也是为国内发展提供保障。从政策内容看,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日本在国内采取了重私人数字货币、慎央行数字货币的策略;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日本在国际上积极推动发达国家之间的央行数字货币合作,以弥补国内央行数字货币发展的制约。在政策协调方面,日本在本国领先的私人数字货币领域采取国内国际互补性策略,在本国慎重的央行数字货币领域采取国内国际替代性策略。参考日本数字货币发展策略,中国在发展数字货币时可考虑充分调动国内私营部门的创新作用,促进国际央行数字货币治理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加强国内国际数字货币之间的政策协调。     

从手机应用看全球数字技术之争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手机应用成为移动互联网连接全球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度量指标和技术风向标。全球手机应用被中美一线数字科技企业垄断,两国数字科技企业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正快速成长,在市场上全面冲击第一梯队。但相比美国,中国数字科技企业在互联互通、全球化、盈利能力以及持续的科技投入上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针对中国数字科技企业的短板,应在扶持中小数字技术企业、加强立法、扶植中国企业“出海”、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等方面发力,抓住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     

数字美元的最新进展及挑战

2021年末至2022年一季度，美国白宫和美联储密集发布多份与央行数字货币相关的文件和报告。以此为分水岭，美国改变此前在央行数字货币上的模糊政策，正式加入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竞争。在国内，美国政府加紧整合内部意见、凝聚共识、推动央行数字货币技术和系统研发；国际上，美国提出整合现有国际平台和机构力量，推动多双边合作，积极引领国际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和体系建设。美国希以此加固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支付与货币体系，但由于国内意见高度分裂、数字美元与私人稳定币关系难以理顺、央行数字货币国际规则协调难度较大，加上国际经济多元化发展，对美国政府的央行数字货币战略构成挑战。     

新形势下中欧数字领域合作态势及对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和欧洲一体化水平持续提高，数字领域已成为中欧政策对话的重点、产业合作的关键纽带和科研交流的前沿窗口。但是，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受产业实力消长、俄乌冲突、中美竞争等因素影响，欧洲不断推进战略自主，构建“数字主权”和“技术主权”，中美欧三足鼎立的国际数字发展格局正在日渐呈现。当前中欧在数字领域的合作正持续深化，新形势下我国亟须调整优化对欧数字合作策略，在管控分歧、管理预期上采取更主动姿态，以扩大开放和优化公平竞争作为突破口，牢牢把握6G等数字技术标准、产业数字化转型、工业数据空间、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等合作方向，积极构建中欧数字合作新框架，力促中欧数字合作走深走实。     

加快中国特色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是大国竞争“新赛道”和全球经济治理新制高点。对数字经济的理论溯源证明，国内外学术界和业界对数字经济的已有研究基本上局限于表象描述。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数字生产要素进行经济学释义，解构数字经济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内涵，揭示了数字经济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加快中国特色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逻辑思路与政策建议。     

测度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基于TIMG指数的特征事实

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准确度量是制定合理战略政策的前提.面对跨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已有指数并不能达成统一结论,且无法兼顾时空范围.本文尝试从数字技术(Technology)、数字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数字市场(Market)和数字治理(Governance)四个维度构建TIMG指数,测度2013～2019年全球108个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本文研究发现:第一,2013年以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并主要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治理提升所推动;第二,北美、亚太和西欧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三大地区,非洲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美国、新加坡、日本等是数字经济指数排名前三的国家,但其在具体的数字经济竞争优势上存在差异;第三,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各国(地区)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具有路径依赖特征.近年来,不同收入国家(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有所收敛.与其他国内外数字经济指数相比,本文编制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不仅能体现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方面存在的优势,也能客观反映中国在数字技术、数字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是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结合2002—2020年我国数字企业上市公司年报与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基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为正，且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交易成本节约、市场规模扩张以及数字化升级机制的发挥驱动数字企业创新。第三，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以及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小规模数字企业、非国有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更为显著；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因此，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数字平台，对接东道国数字标准与规则，切实把握全球数字市场机遇，合理布局数字企业“走出去”，以实现数字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