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视阈下财政支农投入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1997 ～2014年29个省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逐步推演,检验财政支农减贫增收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投入的减贫效果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区域制度环境较差的省份,财政支农的减贫效应并不充分;随着制度环境逐步改善,财政支农减贫的作用显著提高;但处于中等制度环境水平的省份,其减贫效应却反常的低于处于制度环境较差区间的省份,即财政减贫作用存在类似“中部塌陷”现象.而在制度环境的各个维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要素市场培育以及市场中介与法制环境是影响财政减贫效应的关键维度.     

空间异质性、收入门槛与财政支农减贫效应

本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检验1993－2013年我国财政支农减贫效应,并应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财政支农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减贫效应显著,财政支农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财政支农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门槛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支农的减贫弹性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出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规律。本文研究结论对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启示明显：在鼓励和督促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中央政府应充分考虑财政支农减贫的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在配置财政支农资金时适当向辐射力强的省份以及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的省份倾斜,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效应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分析-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是否具有减贫效应。研究表明,随着控制变量正规金融、财政支农、受教育程度、农村劳动力就业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的逐一加入,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并不稳定且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是显著的。可见,农村正规金融有利于减轻我国农村贫困,应该大力推动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     

广西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将财政支农支出指标引入传统的生产函数,研究了广西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从实证的角度得出:从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短期内作用非常不明显;最后就实证结论,提出了财政支农支出更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建议.     

江西省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分析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资金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现立足于江西省农业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农实际情况,先从理论角度研究了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再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从实证的角度量化分析江西省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江西省财政支农提出了合理增加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创建多元融资机制引进社会资本;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督管理;全面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加强科技投入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政府进一步加大支农与惠农政策执行等政策建议。     

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

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是2020年后中国长期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此东部地区率先进行了实践创新。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东部80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识别了试验区政策的减贫效应、影响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政策的实施显著实现了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即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和跌入多维贫困概率降低;丽水试验区的减贫效果最明显,阜新和清远的减贫效果一般;试验区内家庭的各类收入增加,贫困脆弱性和慢性贫困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减贫效果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是包容性增长,政策主要通过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对家户增收和减贫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于制定差别化扶贫政策、创新贫困监测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以及建立城乡统筹反贫困体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农户创业与贫困减缓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户创业与农村贫困减缓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农户创业减贫效应的短期和长期表现,识别不同行为主体创业行为的减贫效果差异,并给出了农户创业实现贫困减缓的前置条件。研究表明:农户创业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农户创业的减贫效应集中于短期,但由于贫困主体禀赋难以与创业的要素和技能需求形成有效匹配,由之带来的贫困农户创业风险增强了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的组间异质性,非贫困户创业行为创业绩效更好,减贫溢出效应显著,该结论解释了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无差别授信信贷政策的户贷企用和套利现象,鼓励创业扶贫的政策措施应思考扶持谁创业更有助于长期减贫的问题。此外,受教育程度、信贷支持和家庭结构是实现创业减贫的重要前置条件。     

财政金融支农与农业经济的动态关系研究

为实现农业经济发展，政府与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农业支持资金的投入。基于时序数据实证得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在短期或长期均具有正向作用，但短期效果不显著；金融支农资金在短期对农业经济的支持效果较明显，长期内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渐微。实证表明:农业经济发展要着手提高财政金融支农资金自身的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整合两种支农方式充分发挥其联动作用。     

破解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瓶颈的对策研究

建立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和关键。受二元经济结构下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影响,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主体长期缺位,农村税费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基层政府公共产品的投入能力;现行财政支农制度存在着严重的设计缺欠,严重影响了资金的投入效果,制约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要通过深化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投入主体的作用,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构建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资金投入的新模式,切实提高支农效果。     

政府农村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影响

加大政府对农村的支农、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通过运用协整理论、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法以及基于向量自回归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验证了政府在农村的支农投入、义务教育投入、医疗卫生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关系。政府在农村的支农投入、义务教育投入及医疗卫生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构成长期显著的均衡关系;政府在农村的支农投入、义务教育投入、医疗卫生投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长期影响。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减贫成效差异——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分析

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社会资本对于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具有较强的干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的农村样本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考察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贫困户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0-2016年间,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主要源于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差距缩小。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有效发挥减贫作用。就缩小收入差距的视角看,社会网络对农村的减贫作用比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更为显著。注重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资本的构建,尤其是提高贫困农户的社会网络质量,对于农村减贫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脱贫的影响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针对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减贫效应，从贫困缓解论、贫困加剧论以及不确定论三方面进行概述，重点分析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农村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通过提高农户非农收入和改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在收入维度上对农村贫困具有一定减缓作用，但同时，受农村劳动力过量流失的影响，外出务工在农户生活照料及社会保障等多维贫困上并未表现出显著作用，甚至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因此，应把握好劳动力外出之度，促进劳动力就近就业，同时加强对农村留守人员的社会保障，以实现多维脱贫、乡村繁荣。     

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一个基于组织的分析框架

目前,中国农村扶贫陷入了制度性陷阱,具体表现为:扶贫的边际效益出现递减趋势;农村贫困人口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贫困人口“返贫”的压力依然很大。为此,需要对现行政府主导型的农村扶贫制度进行重新审视。研究发现,构建农户的“内在激励机制”可能有助于冲出扶贫制度陷阱,而农户组织化则为该机制的运行提供了有益的组织支撑。通过对贫困农户组织化的内在逻辑和组织化效应的系统分析,本文有力地支持了农户组织化与农村扶贫存在有机统一性的推断。     

信贷配给对农村地区贫困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信贷配给对农村贫困作用的内在逻辑,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剖析了信贷配给对农村地区贫困的非线性作用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降低信贷配给程度是减缓农村地区贫困的有效途径,且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随着农业信贷配给程度由高水平区间向低水平区间的转换,农村地区贫困与信贷配给程度的关系呈“U”型变化;信贷配给对农村地区贫困的门槛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农村地区随着信贷配给程度的降低,增加信贷有效供给的减贫效应逐渐变弱,中西部农村地区随着农业信贷配给程度由高水平区间向低水平区间的转换,农村贫困与信贷配给程度的关系呈倒“U”型变化。     

政府公共支出与农村减贫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大陆1991—2010年的统计数据,在特定的政府公共支出的背景下,对农村居民的行为反应特征如何反映其受益情况和减贫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政府医疗卫生支出能有效增加农村居民支出,达到减贫目的;政府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支出的影响则相反;其他支出项目对农村居民支出的影响显著不同。     

交易效率、分工与农村贫困聚集效应——来自山地省份的证据

文章根据农村交易效率指标体系,使用来自31个省份的截面数据对我国农村综合交易效率与农村贫困聚集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综合交易效率省际间存在较大差距,山地省份农村综合交易效率明显比非山地省份低;在对农村综合交易效率的积累效果上,交易效率硬条件比软条件的作用更强;农村贫困人口地域分布存在较大差距,呈现出向山地省份聚集的趋势;农村综合交易效率对农村贫困聚集有显著影响,农村综合效率取值低的山地省份和农村贫困聚集程度高的山地省份高度重合。为提高农村综合交易效率,改善农村贫困聚集状态,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应集中政策力量加快山地农村发展,改善农村贫困聚集状态,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加大力量改善山地农村交易效率,特别是从硬件方面改善山地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加大山地农村固定投资份额;对于远离乡镇经济中心、生存条件恶劣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加大扶贫移民搬迁力度;在增加教育投入、指导剩余劳动力转移、减少政府对农村经济干涉等方面,加大力度改善山地农村交易效率软件。     

Microfinance Intervention in Poverty Reduction: A Study of Women Farmer-Entrepreneurs in Rural Ghana

This paper examines microfinance intervention in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in Ghana by surveying 100 rural women farmer-entrepreneur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icrofinance interventions that emphasize both credit provision and social intermediation improve access to credit, improve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contribute to a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for female farmer-entrepreneur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crofinance scheme has been successful due to a strong social network and group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armers. An implicat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poverty reduction progra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to emphasize social and human development components in microfinancing policies.     

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及其结构性扶贫对策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ELES分析认为,总消费口径的2002-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分别为2699万人、3827万人和3323万人,贫困人口的收入分布呈现“两端分化”的特征,即人均纯收入小于100元和收入400元以上的群体构成农村贫困人口的主体,这要求政府实行结构性的扶贫政策。为此,对最低收入者和最贫困地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贫困人口中的“较高”收入者和地区做好开发式扶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增强贫困人口的创收能力应成为扶贫政策的根本目标。     

民间金融与农村减贫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为贫困所困扰。当前的扶贫政策,在金融制度安排方面,主要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正规金融,但由于在政府失灵现象发生的情况下,往往存在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及资源浪费等问题。民间金融以其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民间减贫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弥补了当前扶贫政策的不足。然而,现有的金融政策和环境还有不少因素制约着民间金融的发展。因此,应优化金融制度安排,采取相应策略更好地发挥民间金融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