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相对贫困

基于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战略背景，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微观数据，构建Logit模型，考察劳动力流动、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城镇劳动力流动会提升城镇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会缓解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城镇劳动力流动会加剧城镇地区收入差距；在收入差距相对合理与收入差距较大时，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相对贫困分别起到“加剧”与“缓解”的作用，而城镇劳动力流动在不同收入差距状况下均会“加剧”居民相对贫困状况；收入差距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居民相对贫困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其缩小会达到减贫效果。     

中国农村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动态转换及影响因素

从收入和多维两个角度来测算贫困能够综合揭示贫困程度和特征.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4年数据,测算了我国农村的收入贫困,并同多维贫困进行了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的对比,最后通过Logit模型分析了两种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之间存在很大的偏差.从静态看,收入贫困概念遗漏了60％的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概念遗漏了65％的收入贫困户;从动态转换看,2012-2014年间收入脱贫户中仅11％的农户同时实现了多维脱贫.(2)劳动收入虽然对农户收入脱贫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对多维贫困及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应较小.     

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基于中部地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构建有效的家庭禀赋框架和指标是研究农户贫困和农村家庭综合发展问题的基础。研究选取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和河南省为样本点,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建立农户家庭属性和成员个体特征数据相链接的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构建农户家庭禀赋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和剖析不同流动状况的农户家庭禀赋差异。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禀赋的配置结构差异明显,人口流动可以有效增加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值。成员中有回流劳动力的家庭,其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值就要明显高于家庭成员都无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而又稍低于家庭成员有在外务工而没有回流者的家庭。就家庭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状况而言,有回流劳动力家庭的均值最高,其次是有成员正在外务工的家庭,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最低。     

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江西调查样本数据,构建了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决策模型,对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特征因素中年龄、性别、务工平均月收入、每年外出务工时间,以及是否希望在务工地购房等,对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存在重要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心理收益因素对其返乡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耕地面积变量;农村外出劳动力外出务工心理收益因素对其返乡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打工地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变量;另外,返乡就业政策制度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户外出务工地点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福建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否会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产生"就业枷锁"效应。研究发现,新农合制度改变了外出农民就业地点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建议我国医疗保险系统按照"城乡一体化"思想进行制度整合,建立具有综合性和可携带性的医疗保障系统,促使新农合制度发挥其应有的政策功能,使农民在城乡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享受到切实的社会福利保障。     

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基于对云南省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劳动力的问卷调查,分别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方面运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影响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流动的因素。结果表明:年轻、受教育程度高、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男性、家庭劳动力数量多、会汉语的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外出流动;少数民族劳动力在外出流动时最主要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找到工作,在外出流向上绝大多数都局限于省内流动。     

粮食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284份调查问卷

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江西农村劳动力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年龄越大农村劳动力省外就业的意愿越低,上年务工月收入对农村劳动力省外就业有积极作用,务工途径对农村劳动力省外就业有显著影响,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及家庭特征变量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不明显。     

共同富裕背景下灾难性卫生支出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防止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灾难性卫生支出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灾难性卫生支出显著扩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不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异质性方面,分不同性质收入看,灾难性卫生支出显著扩大农户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且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影响更大;分不同类型农户看,灾难性卫生支出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农户、非外出务工农户、农业型农户收入不平等影响更大。机制检验表明,灾难性卫生支出通过减少劳动供给、降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途径扩大农户收入不平等。鉴于此,文章提出灾难性卫生支出扩大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应对策略,为防止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相关关系研究

本文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在对返乡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影响问题。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返乡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行为。具体来看,曾就职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返乡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较非国家单位的高,雇主较雇员的高,但外出时间越长,返乡劳动力脱离农村事务越久,其政治参与意愿越低。     

剩余劳动力转移对黑龙江省农民收入影响分析

基于剩余劳动力转移视角针对农民收入问题,以部分农民收入影响因素为自变量构建PLS (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根据黑龙江省2000-2017年统计年鉴数据,运用maltab7.0软件数据处理,采用PLS分析法对预先选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所选取影响因素中农业产值、林牧渔业产值、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生产投资、非农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均呈正相关,其中农村外出务工人数是最主要影响因素。结合分析结果提出通过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合理调控农村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分配比例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简析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救助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最低层次,它是社会保障要实现的最低目标,是社会保障的必须补充和辅助。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由于农村个体家庭经济速度不均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的贫困问题仍然突出。应加强五保户"供养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扶贫等制度建设。     

关于中国朝鲜族聚居边疆农村贫困问题的几点思考

近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朝鲜族聚居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由于农村贫困人口素质不高、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扶贫资金投入有限等原因,致使该地区的扶贫资金未能真正物尽其用。要有效解决朝鲜族聚居边疆农村贫困问题,各级政府应构建新型扶贫模式,创新反贫困路径,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并大力发展空间城镇体系,促进其多元化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的新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实现全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贫困农户减贫分析

对于贫困农户来说,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为其提供机会、增强能力来减缓贫困。由于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匮乏,维护社会资本能力较弱,且发展社会资本途径较少,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贫困人口能力、培养农村民间组织、推动参与式扶贫,以及发挥NGO作用,可以有效提高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进而减轻其贫困。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地方政府为如期完成精准扶贫任务,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是否会将其压力转移到企业?基于2016-2018年上市公司手工收集的精准扶贫数据,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在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企业精准扶贫投入越多,且在控制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后依然成立;(2)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作用在不同性质企业中存在明显差异,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财政压力对非国有企业的精准扶贫投入影响更大;(3)良好的市场化环境削弱了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越小;(4)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银行贷款较多的企业中。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地方政府需注意企业承担精准扶贫任务的“适当性”。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减贫成效差异——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分析

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社会资本对于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具有较强的干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的农村样本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考察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贫困户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0-2016年间,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主要源于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差距缩小。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有效发挥减贫作用。就缩小收入差距的视角看,社会网络对农村的减贫作用比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更为显著。注重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资本的构建,尤其是提高贫困农户的社会网络质量,对于农村减贫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论中国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与扩大和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密切相关。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反映在社会保障的模式、管理体制、覆盖面和水平等方面。这种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了城镇居民的隐性收入,降低了农民抑制因灾致贫的能力,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阻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从而最终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必须改变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

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是2020年后中国长期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此东部地区率先进行了实践创新。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东部80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识别了试验区政策的减贫效应、影响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政策的实施显著实现了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即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和跌入多维贫困概率降低;丽水试验区的减贫效果最明显,阜新和清远的减贫效果一般;试验区内家庭的各类收入增加,贫困脆弱性和慢性贫困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减贫效果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是包容性增长,政策主要通过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对家户增收和减贫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于制定差别化扶贫政策、创新贫困监测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以及建立城乡统筹反贫困体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农村社会救济体系的构建

农村贫困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救济是缓解贫困的有效手段。但目前农村社会救济却一片空白。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十分复杂 ,且贫困人口数量庞大 ,传统的社会救济模式无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 ,寄希望于在农村建立广泛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是不现实的。在农村 ,基本生产条件的具备是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的重要内容 ,因而 ,对农村基本生产条件的救济应是农村社会救济不可或缺的内容。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社会救济问题 ,就必须首先拯救农业 ,对农业实施救济 ,确保农民拥有基本的生产条件。科学的农村社会救济体系应由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构成。     

扶贫的企业力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扶贫效果的证据

随着扶贫攻坚进入新时期,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攻坚面临诸多约束与局限,亟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力量共同参与。为回答企业的扶贫参与是否有效,以及地区差异对其是否有影响,本文利用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所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对企业扶贫参与的效果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西部地区的企业、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企业以及规模大、经营业绩好的企业更倾向于参与扶贫攻坚;(2)企业的扶贫参与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且在欠发达地区,企业参与扶贫的效果更好。这表明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响应了国家精准扶贫的号召,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确实有助于巩固脱贫成果,实现欠发达地区的脱贫。本文基于企业参与扶贫的视角,拓展了扶贫攻坚另一参与主体——社会力量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丰富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社会效益的相关文献。     

贫困线调整与贫困发生率比较问题研究评析

贫困线设定及其调整是否合理、贫困发生率是否可以跨时跨地比较,这是扶贫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归纳了因计算方案和贫困线调整导致贫困发生率不可比的主要问题,包括由于消费支出定义外延不一致、调查回顾期限不一致、地区差异、时点不同等,相应地总结梳理了目前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与方法,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并提出解决类似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