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畅通“双循环”关系探讨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先后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布局。文章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发现“两个战略”的提出具有相同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也都是中国现阶段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双循环有两个重点：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双循环在国内循环部分的具体落实。统一大市场建设是畅通“双循环”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具有扎实的现实基础和广阔潜力；而要实现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畅通“双循环”协同发展，关键在于解决收入差距和市场分割两个重点问题。     

数字经济如何打破省际贸易壁垒——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中国经验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驱动产业创新发展、建设有序竞争市场环境、加速要素自由流动，进而跨越行政区划和地理客观因素限制，助力破除省际贸易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国内大循环的健康高效运行。基于此，本文运用价格指数法生成我国省际贸易壁垒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综合形成2013—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省际贸易壁垒的弱化效应较为显著，数字经济还能够突破行政和地理客观限制造成的贸易壁垒。本文深入分析、测试和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省际贸易壁垒的影响效应，为建设更加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从数字经济角度切入的政策参考。     

行政垄断规制与企业投资水平——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统一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着力点。从微观企业的投资总量入手，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DID模型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层面行政垄断会通过推动企业投资而拉动本地经济增长，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将相对抑制高行政垄断地区的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相对抑制作用在过度投资水平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低、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化进程越低、利润越高、收入越稳定、政府补贴越多、融资约束越低、银行借款越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投资的相对抑制作用在主体越受庇护、市场机制越完善、内外源融资来源越多的情况下呈现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通过抑制行政垄断的庇护渠道而影响企业投资的。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素供给与企业数字化水平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力度强的地区更明显;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增加技术、人才、资本和数据要素供给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政策之间有显著的政策协同效应。本文对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要素市场变革和促进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基于规制行政垄断的视角

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作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规制行政垄断的重大制度安排,《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优化市场竞争环境,破除妨碍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该制度实施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创新水平,且更多表现为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渠道检验表明,该制度主要通过政府补贴、信贷配给和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产业政策会削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促进作用。文章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评价依据,而且对于深化垄断行业规制改革、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与贸易福利

降低中国国内区域间的贸易成本,对于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而降低国内区域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更是促进国内大循环有效畅通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中国国内贸易中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在国内总贸易成本中占比为21.7％,且制度性贸易成本的降低对贸易福利的改善来说效益十分明显,平均来看制度性贸易成本降低50％,会使中国整体福利水平提升5.9％,欠发达区域从制度性贸易成本的下降中获益最多.进一步地,各区域生产率差异化程度越高,即贸易弹性值越小,则制度性贸易成本的下降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也就越大;分部门来看,降低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农业、钢铁及有色金属加工冶炼业以及食品加工业部门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将对中国的整体福利水平带来可观的效益.     

数字技术畅通了中国国内大循环吗

在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测算了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数字技术投入量、地区内以及区域间增加值贸易数据，据此探讨了区域内价值链和区域间价值链的特征事实和发展趋势，并探讨了数字技术影响国内价值链循环的理论机制和实证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技术的使用降低区域内价值链嵌入度、提升区域间价值链的嵌入度，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这个结果通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其次数字技术通过促进消费升级和降低成本畅通国内循环，但存在数字技术来源的差异性。应进一步发掘数字技术在发展新消费和促进区域融合、提高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国内区域间价值链嵌入程度。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吗?

财税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对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大影响。审查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是在税收领域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务实之举。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区域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显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避税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促进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从而抑制企业税收规避动机。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税收规避抑制效应在地方政府问责制完善、地区营商环境差、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高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差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行政垄断规制的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竞争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制行政垄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从限制行政垄断型的竞争政策角度出发,分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论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十分显著。机制分析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提升行业竞争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间信贷资源误配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并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民营大企业和受中低补贴程度的企业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行政垄断的所有制歧视和提高补贴政策的中性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效率增进效应显著,但创新资源配置效应整体不明显,分行业检验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产业集中度高、分工联系紧密和创新力较强行业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显著。本文对我国统筹竞争政策与创新政策、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改进企业创新激励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通往统一市场之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视角

本文以地级及以上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城市间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并讨论其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显著降低了城市间的市场分割，并且非城市群、低行政等级、中西部的城市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获益更大；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通过降低地方保护主义、促进要素的流动和地区专业化分工，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监管局的设立并未促进城市间市场一体化，并且在统一市场建设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未产生“放管结合”的协同效应。     

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路径检视及体系化调整

科技创新政策评估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其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理念、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高度耦合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突出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独特性，有益于矫正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范式的逻辑偏失，反思与拓补行政导向下的封闭式评估体系。现行科技创新政策评估存在标准模糊、方式偏差、主体缺位及结果虚置等问题，可以公平竞争审查为切入点，实现科技创新政策评估体系化调整，着重理念匡正、程序治理、标准建设、结果回应以及责权明确的适用理路，最终推动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走向治理现代化。     

数字金融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吗——基于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效率提升视角

利用数字金融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并以国内大循环效率提升为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国内大循环效率,进而畅通了国内国际双循环。并且,相较于贫穷地区,这种畅通作用在富裕地区更为突出。同时,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将会强化数字金融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显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和创业活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据此,从推动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金融中心建设、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格局的选择是由该国的国情、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国际经济发展变化等复杂因素决定的.发展格局决定发展方向、经济组织方式,是战略性选择.当前,我国国内统一完善的市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仍存在不足之处,相互之间协调联系有待加强,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运转.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内外市场是一个有机整体,国内外循环也必然是相互贯通、互为前提和条件的.因此,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排斥国际循环,搞闭关锁国.相反,我们要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发展格局,调整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加强服务贸易,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意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经济领域实施的重大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从深刻的理论逻辑层面去理解我国为什么要实施这一重大战略,有助于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行动形成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共识。本文从市场经济、生产-市场矛盾、大国优势的理论视角去解析了这一重大战略背后的理论逻辑,揭示了作为一个大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必然性,阐释了这一战略在当前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     

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与乡村振兴目标的契合分析

本文通过对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乡村振兴目标、实施理念、供给分析、需求影响、畅通物流等五个方面的对比分析,指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内容高度契合、目标一致。乡村振兴是刺激乡村需求潜力和扩大乡村市场规模,强化国内大循环基础的稳固性、畅通大循环的最后环节。国内大循环的推进提升了乡村振兴目标实施效果。提出国内大循环和乡村振兴的实质是推动供给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和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战略的两个维度,实施乡村振兴必须紧密结合国内大循环的要求,才能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的目标。     

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2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造测度国内大循环与数字经济的指标,探究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者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对畅通国内大循环起到积极的协同作用,且这种作用不存在时滞性,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起到的影响效果基本一致。此外,提高外商投资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绿色发展在我国尚未形成显著优势,经济落后地区可依托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基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国际竞争力建设（一）

<正>畅通国内大循环，关键靠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以市场作为衔接点，市场建设是引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要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能不能完善落实好市场法治，直接关系到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能否满足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我国改革开放中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的新挑战与新路径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在市场顶层设计和法治完善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央地退税分担与企业采购的区位选择

税收统一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推进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构建。本文利用退税央地间分担机制改革的拟自然实验，基于企业跨区域采购行为的视角，研究中国税收负担在央地间重新分配的外生冲击政策如何影响上下游企业间的区域合作关系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通过构建上下游企业间采购行为的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并采用2009—2018年上市A股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退税负担从地方转移至中央时，出口企业的省外采购比上升约2至5个百分点，其中，改革前财政压力较大地区的出口企业省外采购比上升约3至4个百分点，且非国有企业、数字技术运用程度高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大的企业省外采购比提高更多，表明税收统一减少了央地政府由于目标不一致给微观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下游企业寻找更为优质的上游供应商，推动更加畅通高效的企业合作，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本文的结论为当前中国政府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税收政策建议，也为进一步研究如何构建中国内循环体系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微观证据。     

双循环重心变化、贸易自由化与我国生产率增进*——基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战略决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涉及双循环重心变化问题，高质量发展的要义之一是生产率增进。本文将双循环重心变化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演示双循环重心由国际向国内转变对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增进效应的影响，而后利用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导致集约型资源错配和扩展型资源错配，从而抑制行业总生产率增长；而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则有助于提高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行业总生产率增长。因此，转变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增进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重构我国自愿减排市场新格局,未来可期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并对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提出新要求。碳市场体系包括强制配额交易和自愿减排交易两大机制,我国这两个机制几乎同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