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

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不仅是唐代而且也是我国封建时代赋役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两税法的两税是指夏、秋两次征税,对此持异议的不多,但对两税的内涵认识却很不一致。第一种意见认为两税是户税和地税,它是从前一时期延续下来的制度,只不过把租庸调归并到户税里面了。①第二种意见认为两税是“夏秋两征的户税,并不包括地税”。两税法是“以货币地租为主要内容的赋税制度”②第三种意见认为地税是两税内容之一,但居于次要地位。③第四种意见认为地税在两税法中居主要地位,两税法本质上是代役租。④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地租和赋税有不同的涵义,不能等同看待,只有在土地国有制下,地租和赋税才合而为一。有些同志主张隋唐之际是由世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向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变化,却把地租和赋税混为一谈,又进而说两税法主要是货币地租为内容的     

两税法非为党争之产物：—从肃、代二朝财政改革对推行两税法的意义谈起

唐德宗即位后在全国推行杨炎所倡行的两税法以取代自唐初以来便被奉为国家正税的租庸调制，对后代历朝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代、德二朝之际，朝廷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其中以扬炎与著名理财家刘晏之争最为突出，有些学者因而认为杨、刘矛盾的发展，引起了理财政策的变化，两税法便是当时朝廷党争的产物，与刘、杨之间的冲突有密切的关系，杨炎企图用两税法来抗衡刘晏所掌领的财赋权，以削弱刘晏的财经职权，从而动摇刘晏的政治地位，本文探讨肃、代二朝所推行的各项财经整顿和赋税改革对后来两税法的酝酿与实行所具的积极意义，从侧面说明了两税法的产生是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进行财政改革的必然结果，并非政治斗争的产物，更不是杨炎特意用来打击刘晏的政治工具。     

朱熹审计监察的思想和实践

朱熹从审计司切入,阐释审计机构的职能,说明审计的方法、程序、态度及文化意蕴,关注赋税征收和财政支出的审计,也重视检放赋税、赈济救灾、经界均税时灾情程度、钱物使用、土地占有等。朱熹对于赋税收支审计的思索和实践最为丰富,并抓住传统审计的命门——勾考簿籍账历,体现传统审计方法上的特色。朱熹审计监察的思想和实践,突出官吏治绩和赋税征收,重视朝廷或国家的经济控制和廉政治理,具有政府或国家审计的特质,与内部审计、社会审计有较大差异,这也是由宋代审计发展程度和水平决定的。朱熹关怀现实,关心政治,在地方官任上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审计事项,并希望通过审计,勾考绩效,监察行政,制约权力,保障统治的秩序和社会的稳定,体现出其对于德治仁政的追求。     

宋、明税源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比较

虽然明代田赋税的绝对数额高出宋代许多,但不论是人口平均数还是田亩平均数,大多数情况下,宋代征收的田赋税额都高于明代,这说明宋代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和能力大于明代,且宋朝民众承担的赋税额度更重。宋代人口和境土面积都比明代少很多,但其工商税收却大大高于明代,虽不能就此简单证明宋代工商业比明代发达,但至少证明宋代政府组织工商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调控税收的管理水平更强。宋、明两代的官俸吏禄和军费在财政中均占有重要地位表明:宋、明最高统治者对于军队和官吏都有充分的认识和倚重;以募兵为主的养兵政策和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现实;宋代官吏、军队所享优厚待遇远高于明代,确切表现出宋朝"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历史特征。     

1999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总目录

·古代经济史·从《齐语》和《小匡》看周代的士农关系　　——“西周士为自由农民”说质疑李根蟠3/4论两汉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　　——以乡市、里市研究为中心黄今言12/4秦汉时期市籍制度初探陆建伟21/4魏晋南北朝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蒋福亚3/2论曹魏租调制中的田租问题张学锋33/4试论唐宋时期漕运的沿革与变迁陈　峰83/3试论唐律对唐前期寺院经济的制约郑显文　于鹏翔94/3论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的乡司王　棣11/2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　　——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许　檀19/2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张兆裕102/3会馆、公馆、…     

安阳灵泉寺唐代题记与两税法——兼论两税法在河朔割据藩镇的实施及其限度

灵泉寺唐代题记是河朔割据藩镇推行了两税法的重要实证史料,印证了相关史籍关于两税之夏税五月提前征收的记载,反映了县令躬亲两税征收的事实。河朔割据藩镇在建中元年(780年)与唐王朝控制下的其他地区同步推行了两税法,但它们对两税法的推行和实施是不完整和有限度的,这是割据藩镇对唐朝廷兼具依存与离心倾向关系矛盾地位的反映。     

明清时代的“统计银两化”与“银钱兼权”北大核心

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赋税征收以及各项支出以银两作为统一的标准,奠定了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统计银两化”。“统计银两化”只是一种国家财政的统计标准,在所谓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中,铜钱的地位依旧重要,依然存在着“银钱并行”与“银钱兼权”,银两与铜钱不但有法定的比价关系,而且在国家财政收入、支出体系中,银两与铜钱各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在赋税征收中,虽然以银两为征收标准,但往往折钱输官,以铜钱交纳,然后再由州县官照市价易银报解。银两体现着国家财政以及赋税征收的统计标准尺度,钱文则是一种生活的日常。     

明清时代的“统计银两化”与“银钱兼权”

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赋税征收以及各项支出以银两作为统一的标准,奠定了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统计银两化"。"统计银两化"只是一种国家财政的统计标准,在所谓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中,铜钱的地位依旧重要,依然存在着"银钱并行"与"银钱兼权",银两与铜钱不但有法定的比价关系,而且在国家财政收入、支出体系中,银两与铜钱各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在赋税征收中,虽然以银两为征收标准,但往往折钱输官,以铜钱交纳,然后再由州县官照市价易银报解。银两体现着国家财政以及赋税征收的统计标准尺度,钱文则是一种生活的日常。     

正行风强素质树形象--省地税局"创佳评差"工作扫描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依法征税,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一项重要职能,其运作的优劣,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巨大.担负着陕西地方税征收及行政管理任务的省地税局,其行风和职工队伍素质如何,不仅直接影响着全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直接影响着全省投资环境和对外开放的形象.     

南宋县级税赋征收体制检讨

南宋县级官府经济职能突出.税赋的征收存在两种体制:即以揽户为媒介的民间税赋征收体制和由民户、乡都役人、县级令佐公吏等构成的官方税赋征收体制.后者涉及一套完备的税务制度和职事制度,其中,乡都役人的生存状态,为我们深入了解南宋税赋征收过程中的各种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视角.而且,在这两种体制中存在着人事交叉现象.本文在制度层面上,对南宋税赋沉重的原因做出了解答.     

秦汉乡里赋税制度和赋税征收

赋税收入是维持秦汉帝国运行的经济支柱,乡里赋税来源于国家最小基层行政单元里,征收的财物包括口赋、献费、户赋、田租、刍藁。口赋是按人口数量征收的人头税,分成人和儿童两类征收,口赋可以在一年内分批次上缴。献费每人每年上缴六十三钱。户赋每户每年上缴16钱。田租征收以里为单位,一次统一上缴乡部。刍藁不包括在田租之内,刍藁包括户刍、田刍、田藁三项内容,户刍每户每年上缴一石;田刍、田藁由县统一核算所需量,余刍藁数以顷刍律折钱上缴。赋税制度的落实主要靠基层的乡官里吏去完成。     

深化县、乡基层政府机构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稳步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央政府为了改善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解决农业发展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现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整和推进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如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以及为减轻农民负担而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等等。从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工作实际来看,收效并不显著,其具体原因有许多,但根本原因在于上层建筑,在于我国各级政府体制,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管理体制陈旧及运行效率低下。 笔者拟从深化县、乡两级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入手,浅析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理顺各种关系,解决制约农业及农村发展“瓶颈”问题。 一、目前相当一部分县、乡两级基层政府机构改革不彻底,陈旧体制弊端未能根除。 1998年以来,随着中央、省、市政府机构改革,我国县、乡两级基层政府机构     

论宋代提点刑狱司在地方“三农”事务中的作用

宋代提点刑狱司是统辖一路司法、监察等事务的重要地方政府机构。在宋代历史发展中,它逐渐兼领劝农司、河渠修造、保甲司等机构,因而在地方农业发展、农民生活保障、农村基层社会控制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劝课农桑到兴修水利、赈救灾民、减免赋税、移风易俗等,无不体现着统治者利用提刑司来促进地方三农建设,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地方统治的意图。提刑司对保甲的校阅、管理和对盗贼的残酷镇压,也体现了宋代统治者对乡村基层统治的严密化。提刑司等地方机构一专多能的职能设置和双管齐下的管理模式在宋代三农乃至其它事务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其制度设计的有效性,也为明清后世所继承和沿用。     

基于国库集中支付的“乡财乡用县管”模式探索与实践

农村“乡财县管乡用”改革，是在总结“村财乡镇双代管”之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对统筹县乡财力资源配置，控制乡镇盲目举债，保证农村增效、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促进乡镇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山东省五莲县在不增加经费支出的前提下，探索实践了一条将乡财县管与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有机融合的新路子，其做法值得借鉴。     

论宋代提点刑狱司在地方“三农”事务中的作用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提点刑狱司是统辖一路司法、监察等事务的重要地方政府机构。在宋代历史发展中,它逐渐兼领劝农司、河渠修造、保甲司等机构,因而在地方农业发展、农民生活保障、农村基层社会控制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劝课农桑到兴修水利、赈救灾民、减免赋税、移风易俗等,无不体现着统治者利用提刑司来促进地方"三农"建设,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地方统治的意图。提刑司对保甲的校阅、管理和对盗贼的残酷镇压,也体现了宋代统治者对乡村基层统治的严密化。提刑司等地方机构"一专多能"的职能设置和"双管齐下"的管理模式在宋代"三农"乃至其它事务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其制度设计的有效性,也为明清后世所继承和沿用。     

关于宋代寺院、僧尼的赋役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赋予了寺院、僧尼许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在隋朝以前,僧尼“不贯入籍”,寺院占有大量田产,却“寸绢不输于官府,升米不入于公仓,……家体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竭力扶植下,佛教寺院的经济力量迅猛发展,严重地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因而封建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控制寺院经济力量的无限膨胀。尤其是中唐以后,均田制的破坏迫使唐代统治者改变赋税政策,施行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原则是“据地出税”。这个法令实施后,“     

册书与明清以来两湖乡村基层赋税征收

册书脱胎于明代里甲组织中管理赋役册籍、负责推收过割的一种职役。最初一般称为里书，以后各地名色不尽相同。在明初里甲组织较完善之时，他们只是负责保管和编造赋役黄册，并协助里长催征钱粮。到了明中后期，随着里甲组织的松弛与解体，特别是官方册籍的失实，册书因其握有私册而成为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重要的赋税中介人，并实际控制着基层赋税征收的全过程。特别到了清代中后期以至民国。册书更呈现出世袭化和包役化的趋势。本文以两湖地区为中心，探讨了册书在明清以来乡村基层赋税征收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世袭化、包役化过程。并认为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削弱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     

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考辨

笔者认为 ,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的变化是唐宋之际两税法税制变迁的反映 ,吴顺义改革和南唐升元改革主要是将原来户税钱转向地亩征收。税钱仅是田亩税的一部分 ,还有税米同时存在。吴、南唐田税始终是钱米并征 ,是以后宋代田税夏钱秋米的滥觞。     

乡司浩平先生谈企业经营管理和“生产性运动”

日本生产性本部会长乡司浩平先生应国家经委主任、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袁宝华同志的邀请,于1982年4月9日至23日访问了我国。乡司先生在北京、上海等地访问期间,与我国国家领导人及我国的有关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代表进行了交谈。在交谈中,乡司先生高度评价了中国《现代日本经济》杂志的创刊,并希望该杂志能够成为促进中日两国经济往来和经营管理交流方面的重要工具。同时,乡司先生就日本企业管理和“生产性运动”谈了个人体会和看法。     

吐蕃统治敦煌的户籍制度初探

吐蕃在统治敦煌初期，就采取了严禁吐蕃将领乘战争混乱、社会动荡之机，而侵夺沙州人口、土地的措施；进而推行清查编造户籍的措施。吐蕃在统治敦煌中后期，按其本部的部落、将制，结合唐代的乡里制，重新编造了敦煌户籍制度。其旨在于当局控制在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为其征发劳役及征收赋税提供准确数据。此外，吐蕃统治敦煌的寺户制度，将敦煌寺户，隶属于吐蕃教团统治机构，教团的顶端为“都僧统司”，高居于各寺之上。都僧统司没有办事衙门，拥有很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