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与企业"脱实向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金融科技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综合探讨金融科技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竞争效应和成本效应两个渠道影响了企业"脱实向虚"行为;即金融科技使得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企业财务管理费用下降,从而促进了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此外,相比于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金融科技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且,金融科技的发展主要抑制了企业对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对企业保值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不断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支持力度,积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金融科技的支撑作用,同时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的政策优惠,进而不断提升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     

人工智能赋能下关键技术突破、产业链技术共生与经济"脱虚向实"

新时期人工智能赋能背景下,实体经济关键技术突破能否成为吸引资本回流,引导经济"脱虚向实"的重要抓手是关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充分考虑"金融加速器"且引入共生演化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人工智能要素的多层嵌套一般均衡模型,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特征以及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数据,对人工智能赋能背景下关键技术突破在引导经济"脱虚向实"上的作用效果及产业链技术共生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无论是对于实体经济的智能化生产环节还是非智能化生产环节,相较于传统的通识技术研发,关键技术突破均能更好地引导经济"脱虚向实";在全面推进实体经济关键技术突破的同时,中长期内引导实体经济各部门形成互惠的共生关系是充分发挥关键技术突破在引导经济"脱虚向实"上重要作用的有力手段.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那么在当前我国正面临投资结构"脱实向虚"的情况下,金融开放除了具有"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之外,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否具有"纠偏"作用呢?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研究表明:(1)"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引导企业投资结构从偏重金融资产投资转向实体投资,且该效应在高融资约束、高成长性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凸显.(2)在作用渠道上,"沪深港通"交易制度通过融资成本渠道和资产收益率渠道,降低了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缩小了实体投资收益率与金融投资收益率的差距,对企业投资结构"脱实向虚"产生了"纠偏"作用,从而最终促使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实体投资.(3)"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也会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企业生产效率和价值的提升.文章为揭示我国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以引导经济"脱虚入实"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民营上市公司CEO法律责任与企业脱虚向实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法律环境的优化,本文聚焦民营企业脱虚向实的现实需要,以2008—2020年为样本区间对CEO法律责任能否促进企业脱虚向实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CEO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时,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更低。机制检验结果表明,CEO法律责任的增加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当CEO任期较短、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两者的负向关系更显著;CEO法律责任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对研发创新的挤出效应。     

国资介入能否抑制实体企业的脱实向虚?——兼论亲清政商关系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而非主体产业,使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的"脱实向虚"迹象。文章基于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以2014—2019年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国有资本介入但非控股民营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从外部制度环境视角出发,考察了亲清政商关系对国有持股与企业金融化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持股有助于抑制民营企业金融化,有效纾解"脱实向虚"困境;混合所有制改革在融资约束高、控制链延长的民营企业中发挥的改革效应更明显;城市层面亲清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国有持股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混改制衡度对民营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与管控作用,民营企业参与混改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以上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研究结论对全面评析"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应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为进一步分析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与对策

当前,金融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脱实向虚"倾象,而利率市场化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着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准确把握利率市场化情况下金融企业运行的新特征,研究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变实体经济由利率市场化的被动影响为应对利率市场化负面影响对策的主动作为,从而有效地缓冲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程度,保持实体经济在新的金融环境下更好、更快的发展。     

房产税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来自上海和重庆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上海和重庆在2011年实施的房产税试点政策,运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房产税政策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发展的趋势.研究结果显示,房产税政策能够有效地遏制地区房地产业新增产值占GDP的比重的上升,促使实体企业回归主业,增加实体投资,实现促进实体经济朝着"脱虚返实"方向发展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推进房产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并在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鼓励实体企业进行更多的实体投资.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而且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及资本无序扩张是新时期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之一,但鲜有研究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此次减税降费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文章基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区划禀赋特征,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扭转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效应,理清财税政策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还实"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非国有产权、非制造业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减税降费通过有效弱化企业的金融偏向性"投资替代"动机和"实体中介"动机促进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但并未对企业投资"蓄水池"动机产生显著影响.(3)减税降费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实物资本投资,但在引导金融资源回流而促进创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文章对于进一步科学优化财政政策设计以引导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体系和协同有效的现代宏观治理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简析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体现为企业从金融系统获取资金的难易程度以及成本的高低.对于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金融机构还是要着力去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本文介绍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其原因并提出金融改革的看法,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地方债务治理对银行信贷资金"脱虚向实"的影响——基于国务院"43号文"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考察

国务院"43号文"的实施,为研究地方债务的治理效果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场景.研究发现:地方债务治理对银行金融资产没有产生影响,但会显著增加银行总贷款、个人贷款和企业贷款,有助于银行信贷资金的"脱虚向实";地方债务治理能显著增加银行实体行业贷款,但不能显著增加银行非实体行业贷款和建筑业贷款.机制检验发现,地方债务治理可以通过降低借款人和借款企业的融资成本,间接性地影响银行信贷资金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务院"43号文"实施后,资产质量高的银行倾向于增加企业贷款和实体行业贷款,资产质量低的银行倾向于增加个人贷款;银行规模可以强化地方债务治理对银行贷款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促进银行信贷资金的"脱虚向实",应提高地方债务治理水平,强化对银行业务的监管与引导,加强风险管理,保障银行资产质量.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双重治理机制的视角

借助"沪港通"制度实施这一外生事件,利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及克服以往跨国研究中事件识别误差和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偏误等问题,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制度实施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从而降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境外投资者被动"用脚投票"与主动"用手投票"的内外部双重治理来实现的.拓展性研究表明,中国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仍是市场套利,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实现了价值创造.因此,应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步伐,鼓励成熟的境外投资者入市,并引导机构投资者实现真正的积极股东主义,促进资本回流实体经济.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脱虚向实"

企业"脱虚向实"是指企业将更多资本从非生产性领域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降低.文章以数字金融发展为背景,采用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弱化企业预防性动机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传统金融结构性错配的弱势样本中;与短期金融资产相比,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随着金融监管的规范及力度的增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凸显.文章研究表明,除了传统金融因素外,数字金融同样影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金融“脱实向虚”、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6-2016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金融"脱实向虚"和金融结构因素引入模型中,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阐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差异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脱实向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考虑二者交互项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强于金融"脱实向虚"的消极作用,暂时掩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即资本市场比重的提升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结构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脱实向虚"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基础上提升资本市场融资占比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引导银行业回归本源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研究

如何引导银行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防止"脱实向虚"、过度发展是当前银行业转型发展的重大问题。从调研情况看,虽然近年来银行业转型取得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资金脱实向虚,金融过度发展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转型本身再次面临同质化挑战;资产负债结构发生变化,表内非信贷资产和新型表外业务快速增长,负债稳定性下降,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上升;股东回报要求依然偏高,激励机制短期化;部分金融创新偏离方向。应在厘清上述问题成因的基础上,多措并举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校正银行业转型方向;完善银行业绩效考核体系,为让利实体经济提供余地;回归"三性"原则和"三铁"要求;加强风险监管;引导金融创新;审慎推进综合化经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化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吗——来自上市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脱实向虚"的经济现状,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于国有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民营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更加有助于其研发投入;金融化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研究阶段支出有促进作用,而对开发阶段支出有挤占效应。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这一热点问题,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就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降低了实物资本投资,并且实物资本投资水平的下降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就业的部分中介因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大。本文的研究为金融化影响就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对政府部门完善稳定就业的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及转型升级对策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三大较为突出的结构性失衡,即制造业供需结构性失衡、二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失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失衡。未来,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以支持产业有机融合为手段,化解产业结构性失衡,构建国际竞争力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经济效益良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从产业、企业、产品三个层面全面提升制造业整体水平和竞争力,提高高端制造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占比,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性失衡;构建化解"虚实结构失衡"的体制机制,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推动虚拟经济的结构优化,防止国民经济脱实向虚倾向,防范长期系统性金融风险;以提升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目的,深化基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     

官员特征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

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研究只见政府不见官员,但政府行为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官员行为,官员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主体。本文以2001-2009年期间A股发生募资变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官员年龄、学历、任期等特征对地方国企募资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年龄越小、学历越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几率越大;随着任期的增加,募资变更几率呈现倒U型变化;官员年龄越小或学历越低的官员任期接近4年时,募资变更几率更大。并且官员特征对募资变更的影响因不同来源、任职地区以及国企产权对应的行政级别而异。本文从募资变更视角将政府"掠夺之手"研究拓展到官员个人层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官员个体差异在企业微观行为中的影响,也对近年的干部人事改革提供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驱动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识别

当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制造业企业逐渐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为明显。本文使用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实物期权和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识别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程度；（2）融资约束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客户集中度、银行监督程度均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正向影响。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在考虑所有制和规模异质性、政府补助的影响后，其主要结论仍然稳健。本文针对监管部门政策实施、流动性支持、资金流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