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因何引入国有股东?-来自向下调整盈余的证据

我国已有逾六成的民营上市公司通过引入国有股东形成混合所有制结构,但迄今尚无研究辨明我国民营企业热衷"混改"的主要动因是获取资源还是寻求产权保护,而对此的讨论有助于明确我国民营经济当前最迫切的痛点.文章注意到,资源获取假说和产权保护假说对民营企业"混改"与其向下调整盈余之间关系的理论预期存在差别,这为辨明我国民营企业"混改"的动因提供了绝佳的研究场景.文章以2004-2018年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混改"将显著降低其向下调整盈余的程度,且"藏富"需求越大、所引入国有股东的保护作用越大,民营企业"混改"与其向下调整盈余之间的负向关系越明显.这说明寻求产权保护而非获取资源是我国民营企业"混改"的主要动因.文章从向下调整盈余的视角独辟蹊径,为理解和辨明我国民营企业"混改"的动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也揭示了"混改"对象选择的重要性.我国民营经济当前最迫切的痛点是产权保护而非资源约束.因此,鼓励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参与产权保护需求较高的优质民营企业"混改",既是发展壮大我国民营经济的有效途径,也有利于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有效融合,提高"混改"效率.     

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突破口,也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国有和民营企业创新仍不清楚.另外,现阶段混改仍存在"混而不改""混而不合""动力不足"等关键问题,提高国企经营和治理效率的主要改革目标还未实现.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通过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厘清混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进而指出现有研究的短板及未来方向,既有助于理解和指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管理实践,也有助于丰富混改及创新研究的相关理论.另外,结合Citespace、Vosviewer等3种计量可视化工具的分析结果,本文构建了以"影响因素-实施过程-治理效果"为主线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框架,并进一步评述了框架中每个部分的研究现状及不足,旨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国有持股比例降低与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多期DID模型分析

降低国有持股比例作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对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股东持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国有企业数据,从政府补助程度与组织复杂程度两个角度出发,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影响后的企业效率指标基础上,构建多期DID模型讨论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持股比例降低能显著提高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两年滞后期影响效应。其中,减少政府补助程度、优化组织复杂程度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现,竞争性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高杠杆风险国企、低“委托-代理”成本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入手,探究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下一步混改方向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国有参股股东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

在中国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背景下,以2008-2017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搜集前十大股东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研究国有参股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发现,国有参股股东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并且国有参股股东与民企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机制检验证实,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意愿是两条主要的渠道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民资、国资混合参股的股权结构能够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助于澄清“国进民退”的争议,对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单向混改”还是“双向混改”?——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日益普遍，但是关于哪种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才能“合得来、混得好”,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此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本文利用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既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又引入国有资本的“双向混改”路径较仅选择“单向混改”路径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民营企业选择“双向混改”路径较“单向混改”路径，能更好地促进不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资源协同，有效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税费成本，使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资源，进而减少创新成本，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双向混改”对认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理念的民营企业和设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双向混改”路径不仅会提高民营企业自身创新水平，而且对社会创新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的相关研究，而且为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的发展理念，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来自绿色并购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2—2020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的并购数据,从绿色并购的视角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并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寻租依赖程度较大的企业中和环境治理压力较大的地区更加明显,这凸显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的“亲而有度”和“清而有为”分别通过优化企业环保注意力配置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了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动机和能力。此外,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实施本地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且与非绿色并购相比,绿色并购事件公告得到了更加积极的短期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亲清政商关系驱动下的绿色并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绿色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具有长期的绿色并购协同效应。文章还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抑制企业绿色并购的脱耦行为。文章从绿色并购视角厘清了新时代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持续提高亲清政商关系水平、加快实现企业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亲清政商关系对审计师审计决策的影响——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行审计准则要求审计师关注客户所处的外部环境并识别由此产生的执业风险。作为微观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亲清政商关系会影响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会影响审计师的风险感知，进而会影响审计师的审计决策。以我国A股2017—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亲清政商关系对审计师审计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亲清政商关系可以降低审计师感知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从而可降低审计师的审计收费和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倾向；亲清政商关系对审计师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的影响在行业竞争度高、媒体负面报道少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4-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区别多数文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的处理,本文采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进行量化。在作用机制检验中,采用两种常用的中介效应检验法,同时为了提高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力和结果的解释性,使用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调整估计偏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资本为民营资本以及混改后依然国有控股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股权薪酬激励承担了大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使用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稳健性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金融化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吗——来自上市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脱实向虚"的经济现状,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于国有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民营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更加有助于其研发投入;金融化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研究阶段支出有促进作用,而对开发阶段支出有挤占效应。     

对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点的认识

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要形式。宏观层面混合所有制要设置民营资本参股比例的"负面清单",以确保特殊行业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微观层面要保障民营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发言权,以确保民营资本的参与意愿,达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目的。此外,要充分发挥"员工持股计划"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拓宽员工持股计划的实现形式。     

金融科技与企业"脱实向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金融科技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综合探讨金融科技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竞争效应和成本效应两个渠道影响了企业"脱实向虚"行为;即金融科技使得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企业财务管理费用下降,从而促进了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此外,相比于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金融科技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且,金融科技的发展主要抑制了企业对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对企业保值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不断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支持力度,积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金融科技的支撑作用,同时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的政策优惠,进而不断提升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     

“反向混改”与民营企业盈余管理

“反向混改”不仅意味着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化,而且可能产生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从而影响企业经营活动。本文利用初始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以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及其是否超过10%来度量反向混改,以微利或资产报酬率微增度量盈余管理倾向,进而考察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反向混改与盈余管理倾向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机制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可以部分地归结为政企关系的加强。异质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较差地区,且主要来自于国有非金融类机构的入股。基于具体盈余管理手段的进一步检验表明,反向混改企业主要通过非经常性项目而不是应计盈余管理手段来向上操纵盈余。这一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性质的股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有助于加深对反向混改后果的理解。     

地方政府如何驱动企业“脱虚返实”--来自官员任期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地方官员行为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制造业企业"脱虚返实"。使用中国地级市市委书记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与地方官员任期之间存在U型关系。具体而言,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随着官员任期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在第三年末降至最低点,随后又逐年上升。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官员在任期的不同阶段,对当地实体投资的引领强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大小及企业感知到的政策稳定程度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证明了地方官员可以发挥积极主动性,引导企业"脱虚返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对等股权结构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 ——基于云南白药混改案例

本文以采用大股东对等股权结构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云南白药为例,研究云南白药的混改概况、混改动 因及混改路径,梳理云南白药混改前后的财务绩效及股权结构变化,探讨混改中股权结构选择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 理。研究表明：采用对等股权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短期内民营异质资本的治理效应无法完全发挥,但仍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云南白药的财务绩效,使云南白药的整体发展保持着优于行业内其他企业的良好态势。     

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特征事实与作用机制——基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逆向混改"视角

在当前中国微观企业层面广泛存在"骗补式创新"和"策略式创新"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Google Patent检索系统的合并数据,梳理了中国民营企业在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方面的三个特征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因"所有制背景"而遭受的信贷歧视的作用机制,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从而带来"国民共进"的创新绩效.同时,利用前述合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效果会因企业的改革程度、所在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而存在一定差异.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积极推进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民营企业,但要准确把握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同时还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差地区、竞争程度相对较强行业中的民营企业优先改革,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人工智能赋能下关键技术突破、产业链技术共生与经济"脱虚向实"

新时期人工智能赋能背景下,实体经济关键技术突破能否成为吸引资本回流,引导经济"脱虚向实"的重要抓手是关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充分考虑"金融加速器"且引入共生演化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人工智能要素的多层嵌套一般均衡模型,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特征以及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数据,对人工智能赋能背景下关键技术突破在引导经济"脱虚向实"上的作用效果及产业链技术共生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无论是对于实体经济的智能化生产环节还是非智能化生产环节,相较于传统的通识技术研发,关键技术突破均能更好地引导经济"脱虚向实";在全面推进实体经济关键技术突破的同时,中长期内引导实体经济各部门形成互惠的共生关系是充分发挥关键技术突破在引导经济"脱虚向实"上重要作用的有力手段.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金融“脱实向虚”、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6-2016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金融"脱实向虚"和金融结构因素引入模型中,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阐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差异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脱实向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考虑二者交互项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强于金融"脱实向虚"的消极作用,暂时掩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即资本市场比重的提升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结构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脱实向虚"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基础上提升资本市场融资占比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带来的绩效——以浙商中拓和物产中大为例

混合所有制是国企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它能够缓解企业遭受的政治性压迫,以及所有权虚置等问题。文章以浙商中拓和物产中大为例,论述了两个公司混改的背景、历程及其效果,发现混改确实提高了两个公司的业绩,增强了公司的活力,混改中的整体上市计划、员工持股计划、资管计划、动态股权机制等方法具有可推广性和可复制性。未来需要全方位地推进"二次混改",使其成为地方国企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广青科技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与启示

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广青科技")是广东国有企业广新集团与民营企业青山集团共同投资建设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广青科技紧密结合混合所有制企业特点,围绕体制机制创新,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核心员工持股、"走出去"战略以及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不断推动企业自身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成为广东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典型代表.广青科技的经验做法,对于当前广东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