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践与思考——以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为例

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手段.近年来,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与企业改革,以多种方式入股国有企业以及开展企业骨干员工持股等途径,积极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取得良好效果.     

广东国企改革新亮点

正广东此轮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其根本是激发包括国企和民企在内的市场主体活力。因此,"发展混合所有制不仅是国企向民企开放,更是双向的,最后目的是实现共同发展"。广东省委、省政府不久前出台的《改革意见》,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容进行了系统设计:在目标上,提出"至2017年,全省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2020年,竞争性国有企业基本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基础设施项目实现混合持股,国有资本流     

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科技型企业市场化演进的必然出路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近期国有企业决策界的热点问题。本文拟从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置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开展研究,并且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国有科技型企业,以期得到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具体的认知结果。本文首先分析了混合所有制出现的历史渊源,接着明确了我国混合所有制发展的理论纷争中亟待厘清的是认知、心态、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国有经济比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4类问题。结合以上问题,本文对推进国有科技型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提出取消所有制差别、深化公司制改革、设置股权变动动态报告机制、借鉴"金股"模式、加大对政府投资基金的监督、国有科技企业要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引领新经济的发展6条建议。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北大核心CSSCI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内容。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资本,既能因预算约束硬化而强化融资约束,又可通过形成股权主体多元和融合的股权结构而改善公司治理,尤其是对企业投资形成有效约束。本文基于2003—2017年中国沪深交易所国有上市公司前10大股东的股权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从"质"与"量"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影响结果来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从影响程度来看,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产生的股权主体多样性和融合度(制衡度)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也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作用机理来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机理主要在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而非融资约束的强化。上述研究发现对新时期国有企业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借鉴。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通过不同所有制的资本联合或相互参股的形式,在企业产权层面进行相互融合,实现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激发企业活力的一种改革方式.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需要,是获取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资源的需要,是资本运作的需要.充分利用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公司内部治理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一些国有企业也开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工作,但股权结构、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构成及运行机制等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是困扰目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界定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公司内部治理的基本概念,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并在“股东-董事会-经理人”三者间构建了一个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其次从董事会治理模式、董事会构成以及董事会信息共享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和决策机制等方面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企业内部治理进行了探讨,力图为国有企业解决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基于早期国企产权改革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以"混合所有制"为主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已成为下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然而,国企身上肩负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性负担与战略性负担,产权改革是否会引起相关的负面作用?为此,本文将试图从融合产权改革与政策性负担的视角,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会加剧国企身上的政策性负担,又或者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与国企政策性负担改革相辅相成。本文以1999—2007年全国工业企业数据为大数据样本,首先整理出经历过早期产权改革并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样本,然后测算出这些国企所承载的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进而使用双重差分法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且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高于竞争性行业。因此,从减轻国企政策性负担提升企业效率的角度看,下一阶段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应该选在垄断性行业。     

建党百年论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向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学理性拷问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着如下一些问题的追问:国有企业为何会出现效率不佳?国有企业为何会出现分配问题?民间资本主导的管理模式如何保障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国有资本主导的管理模式能否改善管理和提升绩效?混合所有制是国有资本与少数大资本混合还是与大量小资本混合?政府持有"黄金股"的法律依据如何?如何防止"黄金股"对企业经营的过度干预?"一企两制"是否会出现制度安排的冲突?薪酬双重体系能否实现激励相容?国有企业高管降薪是否会造成人才流失?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学理性拷问,有助于前瞻性地洞识改革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有助于坚定地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目标.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选择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的设计以及不同改革方案实施次序的选择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绩效有显著的影响。在一个企业顺序进行研发竞争与产量竞争的框架下,本文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化以及市场化等改革方案的绩效以及可能的改革路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以社会总福利为标准,国有企业改革应首先推动以提高行业集中度为特征的结构化改革;进而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以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不同所有制资本共同持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础上,适时启动市场化改革,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扩张路径。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改革路径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所在行业的市场结构均需做出相应改变,这意味着要同时实施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结构的双结构调整。     

浅看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格力公开转让国有股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014年2月18日,格力集团发布改革方案,珠海市国资委通过向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入格力地产股权以及债权等方式,将非核心业务进行更为市场化的管理,而在格力电器板块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期激发出企业更大的活力,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放开国有企业竞争业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地方国有企业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打响的第一枪。本文试图从改革方案提出的背景、格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的具体分析以及关于此次改革的几点思考等三个方面展开,浅谈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实现形式就是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对我国企业的改革意义非常大,也是对企业新阶段的重大创举.我国有多种经济形式的企业,混合所有制可以很好的融合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的优势,提高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本文以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为题,先从混合所有制对企业的意义进行研究,在对混合所有制在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做出解决的相应对策或者办法.     

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综述

2018年9月14—16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在安徽工业大学隆重召开。论坛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安徽工业大学共同举办，《上海经济研究》编辑部、《国资报告》杂志社协办，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和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承办。来自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湖北省大冶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为代表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和中钢天源为代表的中央企业，安徽省投资集团、江淮汽车集团、安徽省国贸集团等为代表的29家安徽省属国有企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以及有关企业、出版社、杂志社共2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论坛举办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通过大会演讲、中央企业与安徽省属企业改革案例分享、专家点评等形式，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如何推进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一、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分类实施。他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认为国有企业按不同类别应采用不同模式。提供公共产品类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营模式，通常排除股权上的“混改”，但在特殊的环节或者领域也可以在保证充分实现社会目标的前提下有条件引入社会资本，这是一种“长期导向下”的混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控模式，为了提高其效率，需要重点推进垄断型国企的混改，但一般来说国有资本应在混改企业中保持控制地位，因此属于“控制权导向”下的混改；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由于其处于纯私人物品领域，无须保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也无须保证国有企业的政策功能，因此，其不再是“控制权导向”的混改，而是“流动性导向”的混改。杨瑞龙教授指出，重塑改革动力机制是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认为，要正确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即混合所有制是异质混合，而非同质混合。国企混改是国资和民资的混合，必须把健全公司治理与国企混改结合起来，才能使国企负责人有动力推动混改，也能使民营资本有动力参与混改。广东省社科院国资监管研究中心梁军研究员则对决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细则”进行了厘清。他构建了7个指标体系，即（1）改革方向：增量带动、做大做强（15%）；（2）混合对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10%）；（3）股权比例：股比适度、掌控有序（10%）；（4）混改结果：评估合理、保值增值（15%）；（5）混改程序：依法依规、公开透明（10%）；（6）混改目的：协调运转、有效制衡（30%）；（7）混改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10%）。他建议用这个指标体系来评价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得失。安徽工业大学董梅生博士认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经之路，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要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改革和利用员工持股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搭建适合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平台。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教授认为，中国国企做大做强已经成绩斐然，但是做新、做强、做优方面则不如人意，尤其是当前美欧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大战、对华知识技术围堵、打压中国企业等复杂国际环境，以及国企整体生态环境、经营状况及改革转型不如意，迫使国有企业必须做强做优做大，这是符合时代变化和内在发展逻辑的演变，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要勇于担当，亟待脱胎换骨、奋发图强，通过制度、管理、建设、品牌、人才创新，做新做优做强做大做好国有企业。 吉林大学李政教授则探讨了“三做”国资与“三做”国企的一致性。他认为新时代国企改革目标有两个，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他认为“三做”国企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三做”国资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因此“三做”国企是“三做”国资的前提和条件，它们是逻辑上一脉相承、实践上梯次递进的关系，是对国有企业提出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内涵更深刻的新目标、新要求。李政教授认为“三做”国企的基本路径是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创新能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进分类改革，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加强监管，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以人为本，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民共进。“三做”国资的基本路径是发挥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平台作用，推动国有资本的有序流转，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巩固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带动非公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努力。从政府层面看，需要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环境；从企业制度创新层面看，需要继续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层面看，需要以政府行为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与重组；从企业层面看，需要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社会层面看，需要让全体人民分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成果，以获得最广大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三、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分享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叶传柏介绍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整体上市、员工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国有资本运营试点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安徽省在着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攻坚方面，如何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改革、规范董事会建设、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长期激励等工作。安徽江淮汽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东生对公司改制案例进行了剖析。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全系列商用车、乘用车及动力总成等研产销和服务于一体，“先进节能汽车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并举的综合型汽车企业集团。江汽集团于2005年正式启动改革，2018年2月改革改制工作已全面完成。自2005年实施改制以来，江汽集团的经营业绩持续保持了快速提升，销量、营业收入、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大幅增长。王东生将江汽集团改革成功的经验概括为：坚持依法合规操作是前提；紧密结合企业实际是基础；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制是保障；战略投资人的选择是关键；激励与约束机制变革是核心。安徽省交控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钱东升介绍，截至2018年上半年，集团资产总额近2 400亿元，位居安徽省属企业第一位。钱东升将交控集团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坚持统筹兼顾，整合机构人员；坚 持同业归并，优化资源配置；坚持兼容并蓄，重构制度文化；坚持同频共振，纵深推进改革；坚持着眼长远，重建战略规划；坚持政治引领，同步加强党建。 安徽国贸集团副总经理何传友对公司改革发展情况作了介绍。该企业处于商业类竞争行业，于2006年3月正式挂牌，是安徽外经贸行业大型企业集团暨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35亿元。成立以后，通过企业改革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建立了新型产权关系，充分调动企业管理骨干和业务骨干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了企业对于员工的长效激励，激发了企业活力，促进了企业发展。何传友将企业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注重强化功能，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人治理，规范董事会建设；开展全面预算，强化内部控制；加强风险控制，完善防控体系；践行以人为本，加快人才培养；建设企业文化，凝聚发展合力。南京审计大学卢亚娟教授解读了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SUMEC）成立于1978年，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SINOMACH）的重要成员企业，属于中央企业。卢亚娟将苏美达集团的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发展战略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商业模式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体制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优秀的企业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四、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支撑问题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利用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视为两个生态种群，运用2000—2015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共生、互相促进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从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层面来看，其结论都是一致的。他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解释道，“两条腿”比一条腿走得快、 走得稳、走得协调，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因市场规模效应、优势互补效应、相互竞争效应、分工合作效应、要素流动效应等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和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上海师范大学马立政教授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即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方针，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南京大学博士后贾兴梅，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国有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发现，国有企业发展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无论是从国有企业产出比重，还是国有企业资本投入比重、劳动力投入比重看，国有企业的发展都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国有企业产出比重、国有劳动力投入比重对其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五、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问题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国有信托基金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不可能实现预想目标。这是因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管理还是行政性的、被动的，巨大数量的国有股份资本分散地掌握在互不统辖的各种持股机构手中，其行为趋于投机性和短期化，对市场不可能发挥压舱石作用，因此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是在层层公司制的“俄罗斯套娃”中间再增加了一层“套娃”，对政企分开的目标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单纯公司制难以达成预期目标，为此他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杨瑞龙教授认为，要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来对不同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对处于公益类领域企业通常实行国有国营模式，企业管理者和员工薪酬应当参考公务员薪酬标准，采用年薪制，并适当引入成本控制奖励。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通常要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基础上改造成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它既要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追求社会目标，又要提高效率，追求利润目标。因此，需要对企业内的不同身份的经营者采用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在纯私人物品领域的国有控股或者国有 参股的企业，建立对经营者市场化薪酬机制，通过建立多元化薪酬安排，满足多样化的激励需求。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提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要做到“形”“实”兼备，“实”重于“形”。他从董事会结构维度、独立董事独立性维度、董事会行为维度、董事激励与约束维度构建了董事会治理评价体系，发现ST公司反而好于非ST公司，这说明当前中国公司董事会形式治理与实质治理存在反差，独立董事的形式化使其也难以独立，企业家的选聘也不存在独立性，所以高明华提出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中国商用飞机集团彭金柱博士认为，传统国企组织模式难以适应新经济的挑战，股权基金由于具有股权多元化、决策市场化、薪酬与激励市场化和效益为导向的优点，可以助力传统国企改革发展新经济。中国商飞就是借助股权基金，在制约大飞机产业的薄弱环节投资，补齐产业短板；优化整合产业链，降低总体成本；支持国外供应商向国内转移生产和技术，支持国内厂商进口替代；支持有竞争力的厂商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国际一流航空部件生产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论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2013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会议精神.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平稳、快速、合理地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优势,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国企改革会议精神的指引下,从面临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分类进行改革、调动积极性、建立完善企业治理机制等一系列对策.     

混合所有制如何助力国企改革

正所谓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财产权分属于不同性质所有者的经济形式。许多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单一问题久而未决,暴露出不少弊端及问题。必须消除国资监管中的行政化色彩,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中央自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明确提出和始终坚持的重大决策。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论断,进一步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为广东国有企业全面深化制度、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吗？

文章以2008—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水平随之提升,且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政府补助在这一影响机制中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大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国有企业要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需要更好地借助政府和非国有资本的力量,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

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战略.以我国200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在"重要行业类"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与其他性质的股东相比,民营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能更好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与"资源垄断类"国有企业相比,在"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市场机制作用下国企改革、民企转型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能自主、及时地应对市场风险与机遇。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转型。股份制是形成混合所有制的基本方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然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又有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进展与述评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我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学术界围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内容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时代背景、意义、途径、模式以及效果等多个方面,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我国在新时代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问题。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背景,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与内涵、必要性与意义、遵循的基本原则、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改革的主要途径等五个方面,系统梳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的相关研究成果,力图较为全面地总结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对存在争论的观点进行辨析,并提出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对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点的认识

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要形式。宏观层面混合所有制要设置民营资本参股比例的"负面清单",以确保特殊行业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微观层面要保障民营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发言权,以确保民营资本的参与意愿,达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目的。此外,要充分发挥"员工持股计划"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拓宽员工持股计划的实现形式。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有效化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吗*

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相比于采用正向逻辑来研究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与化解机制异同,本文通过逆向逻辑构造反事实因果推断,即国有企业经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身份属性发生变更后产能过剩能否得到化解,来探究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制度性成因。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通过PSM—多期DID方法识别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其产能利用率的政策影响,分析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规模对产能利用率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明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途径,探究了产能过剩的制度性根源与衍生因素之间的传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