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县域企业市场势力——兼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企业竞争优势重构

在国内大循环发展背景下,通过区域一体化减少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撤县设区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对象,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县域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与机理。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降低了被撤并县(市)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减少了县域企业的市场势力,促进了县域竞争。机制检验显示,撤县设区通过提升被撤并县(市)企业进入率和减少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边际成本,从而降低了成本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撤县设区主要降低了垄断性较强行业、非普通地级市和市县产业同构度较高的县域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另外,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期间被撤并县(市)企业进行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越多,其成本加成率增加越多。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区域一体化通过引入竞争削弱了欠发达地区企业市场势力,但域内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产品、技术和服务创新重构竞争优势,进而从总体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不仅能丰富区域一体化和县域城镇化研究,也能为欠发达地区企业竞争优势重构提供一定参考。     

行政区划调整与地区市场主体活力*——基于“撤县设区”政策与创业活动的视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可以显著提高撤并县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规模。本文从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使用的视角，解释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机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提高了撤并县域的劳动力流入，降低了农业用地使用面积；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公司制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中更强；在调节效应方面，本文发现当撤并县域所在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营商环境越好时，“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强。     

浅析撤县设区与地方教育支出增长——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2003年间的撤县设区改革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案例研究中的合成控制法评估了撤县设区对地方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后大部分城市的教育支出显著提高,并且东部城市撤并次数超过一次的城市的政策效果要分别优于中西部城市和只发生了一次撤并的城市,而大中城市同小城市的撤并效果相当.此外,本文改进了“排列检验”的方法,构造出新的统计量以检验所有撤并城市教育支出提高的联合显著性.本研究具有方法上的客观性和结果检验上的稳健性,为当前充满争议的撤县设区改革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城市群政策能否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打破市场分割、有效深化分工协作,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文章以国家级城市群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从微观企业入手,利用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及其所在地市级层面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城市群政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群内企业的专业化分工,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群政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应主要通过扩大企业可及的市场范围和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而实现,这种促进效应受到城市群内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的共同影响,且会随企业所在城市与城市群内核心城市之间距离的逐渐增大而呈现“U形”变化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多核心和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群内的企业专业化分工受到城市群政策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分工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微观视角补充了城市群政策效果评估的相关文献,为如何充分发挥城市群政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撤县设区”的公共资源再配置效应

中国式“撤县设区”给县域带来了什么?是增进了与大城市共享发展还是导致了县市公共资源被汲取?本文以中国大陆地区公交车站点空间布局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撤县设区”改革对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撤县设区”显著降低了县域公交车站点的新建概率,即这一改革对县域更多扮演着“资源汲取”角色。(2)动态效应上,“撤县设区”导致的汲取效应呈现不断增强趋势。(3)影响机制方面,一方面,“撤县设区”改革调整了公共交通资源的空间再配置：在省级层面,受政策冲击的地市在改革中受损而其他城市受益,呈现出省内统筹再配置格局;在地级市内部,被“撤县设区”的县域是这一改革资源配置受损方,而城市其他部分受冲击较小。另一方面,这一改革带来的差异化资源配置效果取决于基于改革意愿、经济实力的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博弈环境。本文从公共资源空间布局角度评估了中国“撤县设区”改革的真实效应,同时也对中国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模式选择具有借鉴意义。     

环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区域管治研究

根据大都市区“区域管治”的思想,探讨环首都经济圈构建中的区域管治问题.从空间一体化演变、经济一体化整合和制度一体化保障三个层面深入解析环首都经济圈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管治模式和管治重点.研究表明,围绕河北周边地区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路径,环首都经济圈应构建由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参与区域协作性公共管理事务的区域管治模式.在此基础上,区域管治的重点要落实在城市空间分异格局的统一规划,基础设施空间网络化布局与建设,产业链对接的区域分工与协作,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区域软环境建设,省直管县到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区域协调管理创新与培育共同市场等方面.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逻辑与效应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导力量,"市管县""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政策成为推动城市化的主要手段。但是,对于城市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和区划调整,既有研究基于多方治理视角,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文章以主体行为视角来考察地方政府的作用,并提出了区划调整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逻辑框架。研究发现,通过区划调整,地方政府实现了从城市型政区向地域型政区的转变,利用权力的集中化以及城市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推动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同时,通过实证表明,区划调整带动了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社会管理、居民意识向城市属性转变,最终实现了"真"的城市化,验证了"政区合并先导型城市化"的有效性。     

迈向统一市场：基于城市数据对中国商品市场分割的测算与分析*

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对区域专业化分工和发挥规模效应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价格法系统测算了2001-2015年间各城市的商品市场分割程度，并考察了影响商品市场分割的地区因素。研究发现：（1）除2008-2009年商品市场分割短暂加剧以外，2001-2015年间商品市场分割程度整体呈现下降态势。（2）各地区在市场一体化进程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东南部地区的市场整合程度高于西部地区。全国层面的商品市场分割程度大于局部地区层面的市场分割程度。（3）地区间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干预市场，加剧商品市场分割；而较好的经济发展条件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减轻地区间恶性竞争，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4）城市层面的商品市场分割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省界会阻碍城市之间的贸易往来，加剧商品市场分割。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撤县设区”:主动适应与被动调整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撤县设区这一区划调整在过去一段时间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通过采集1995—2006年间所有的撤县设区样本,将撤县设区区分为主动适应型与被动调整型两大类,就能够较好地展现过去一段时间撤县设区现象的时空特征。研究表明:主动适应型的撤县设区较好地顺应了市场机制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更有可能与城市化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被动调整的撤县设区则由于通常并没有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实践中会与城市化的发展背道而驰。     

经济一体化、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专业化

地区专业化是社会生产地域分工的表现形式,经济一体化和地方保护主义是影响地区专业化水平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01～2008年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就经济一体化、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专业化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对外经济一体化对地区专业化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不显著,地方保护主义则会阻碍地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因此,应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减少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地区产业的专业化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市场分割与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

省际交界地区一直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囿于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形成了区域发展的“洼地”。本文从行政壁垒阻碍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角度，利用县级面板数据和省际市场分割指数，分析行政区划边界分割统一市场对区域经济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际边界对省际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负面影响，且随着市场分割程度的提升而加剧。进一步地，行政区划边界分割统一市场，不利于交界地区产业集中度、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制约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是推动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的关键所在。     

区域一体化与企业创新质量——来自长三角城市群扩容的证据

以城市群扩容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作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其带来的企业创新效应如何?基于此，选取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精确地理断点回归方法考察区域一体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提升效应，即处理组企业创新质量大约提升61.99%～93.36%,且在放松“伪随机性”假设、反事实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成立；区域一体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成立时间长、成长能力强、规模大的企业受到区域一体化的正向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降低企业成本和扩大企业需求是发挥区域一体化作用的主要路径。上述研究结论为推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微观证据。     

信息技术应用与跨区域贸易--基于中国企业跨省销售的微观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中国经济依靠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实现高质量稳健增长。本文构建了信息技术影响跨区域贸易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采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120个城市12169家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企业跨省销售视角评估了信息技术对跨区域贸易行为的具体效应。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跨省销售,这一结论在考虑识别假设条件和一系列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技术应用对企业跨省销售的正向作用主要源于生产率提升和成本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更高的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放大了信息技术的跨省销售效应,同时,信息技术对企业跨省销售的促进作用在高市场分割程度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显著更强。本文对利用新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破解中国区域贸易壁垒,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市场一体化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吗?——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7～2016年长三角地区地级市层面的数据,采用相对价格法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并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模型验证了市场一体化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与3种污染物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和污染排放强度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当市场一体化超过一定的临界水平后,市场一体化对污染排放呈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长三角地区大多数城市已进入市场一体化的减排阶段;市场一体化强化了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的减排效应;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的市场分割显著促进了本地的污染排放。本研究对长三角地区推进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和地区协同减排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当市场一体化达到较高水平后具有促进地区协同减排的作用,应加快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以充分利用市场一体化的减排效应。     

撤县设区改革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7-2019年中国大陆县域数据,以撤县设区改革为切入点,借助计量模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并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地方政府官员变更和县域环保部门执法)在其中表现的作用。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增加县域碳排放量,致使其上升约0.202个单位。被撤并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县域公路密度规模和区域绿色植被覆盖程度减少)、工业转移集聚(污染转移准入与专业化集聚滞后)与政府财政失衡是导致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机制路径。政府经济目标增长硬约束、市(县)长更替和县级环保部门执法监督弱化均能够显著负向影响被撤并县域的绿色低碳质量。研究建议,政府应该注重提升被撤并县域绿色低碳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兼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数字技术本身的新突破可以提高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治理效率,促进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本文结合2007—2021年企业数字专利和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证据,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可以促使异地子公司利润分回母公司,进而提高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产业化行业和非数字经济行业、同一经济圈以外以及市场分割程度较低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赋能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没有数字技术创新的企业,数字化战略也有助于企业跨地区发展,但促进效果并没有前者强。此外,虽然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企业资本流向更为发达的地区,但有利于缩小母子公司所在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差距。本文从企业异地发展的角度揭示数字技术创新助力企业资本跨地区流动的重要作用,检验地理性二元经济理论的中国实践结果,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政策制定、巩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     

区域一体化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2008—2020年中国10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区域一体化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检验区域一体化政策对规划范围内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区域一体化政策可以显著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且随着区域一体化合作的不断推进，促进效应逐渐增强。(2)区域一体化的促进效应对规划周边的资源型城市影响较小，说明空间上地理邻近但不在规划范围内的城市应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以承接中心城市扩散。此外，促进效应会受到城市群规划、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交通禀赋的影响。(3)机制检验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统筹规划产业布局，推动产业分工协作对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产生直接影响，并通过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产生间接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相关文献，为新时期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营改增”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稳增长”目标下如何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数字新动能培育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议题。本文以“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为例，使用三重差分方法(DDD)考察了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营改增”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表明，“营改增”在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服务外包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并加快设备更新迭代，由此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营改增”更多推动了东部区域企业、民营企业、成熟期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转型方向看，“营改增”有助于企业向底层技术方向实现深度转型。拓展性分析发现，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涟漪效应”,带动下游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从税制改革角度，为化解当下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